高善文：中美过去40年正常交往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
中美关系维持过去40年正常交往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中美关系将进入长期非常动荡，充满对抗的不确定时期，中央需要对此做好充分的准备。回过头来看，中央其实没有做好准备，直到现在，也许我们的准备仍然没有做好。稳定中美关系就是稳定改革开放的大局，中美关系一旦稳定不下来，国内什么事都不用干了。 今年以来，从中央政府和中国宏观经济的角度讲，我们在两个方面遇到比较大的问题，一个是中美关系，这种局面是1972年中美交往以来所没有过的，另一个是去杠杆，幸运的是在过去2到3个星期里，政策层面出现了强有力的调整，暂时稳定了市场，但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40周年，回顾过去40年，中国在经济发展和技术上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很少有人仔细去想，在1978年底，小平同志刚刚主持工作时在想什么，做了哪些影响深远的战略决策，这些决策奠定了我们40年高速发展的重要基础。邓小平访美 小平在复出以后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决定打越南，影响了中国之后几十年的历史。中国在1979年之前曾经花很多力量实施抗美援越斗争，在一段时间里中越也是同家兄弟的关系。小平同志曾经讲过，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对美开放，不是对苏，不是对欧，不是对拉丁美洲。问题在于，对美开放的前提是让美国接纳你，中国对美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抗美援朝、援越，为什么美国愿意接纳中国? 小平同志打越南就是送给美国的投名状，使得美国愿意拥抱和接受中国。小平同志1979年访美和卡特总统会谈后，小平同志和卡特总统说我们决定打越南，随后美国提供了一张清单，这张清单列举了提供给中国打越南的军事装备，美对中的这个军事援助的等级超过了对盟友的等级，美国迅速把中国提升为友好的非盟国关系，在很多方面享有比盟国更高的待遇，为什么美国愿意这么做呢，两个原因，一是美国在越南吃了大亏，有心结，二是美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是水火不容，越南是苏联的小兄弟。中国打击越南，表明中国与苏联的决裂，表明中国向美国的转向。这一大局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因此，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并不是简单思考后决定的，是它全面了考察了全球局势，并且冒了一定的风险。苏联没有对中国动兵是因为，苏联在中苏边境兵力比较空虚，其次是苏联摸不透中美关系，投鼠忌器，不敢采取行动。从中国角度看，这是小平同志赌了国运，冒了很大的风险; 中美恢复交往是在毛主席时代做出的抉择，但中美并没有走进蜜月期，在小平同志的手里，迅速把中美关系推升到非常高的水平。如果我们回顾这40年中美交往的基础，我们能看到两个非常重要的转折，都和小平同志密切相关，第一个转折是中美建交，中国与西方世界都恢复交往，包括派遣留学生，购买先进的技术。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取得冷战的彻底胜利，中国作为美国对付苏联的棋子，战略重要性迅速下降，中美关系又面临全新的选择。面对苏联解体，小平同志给中央做了重要的16字指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这种策略使得中国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沦为美国下一个竞争对手，如果把16字放在当今格局下来看也是特别有意义的。另一个转折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掀开了改革开放的篇章，这轮改革开放对促进中美关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翻开美国的国家历史来看，美国具有根深蒂固的传教士情节，美国是由白人精英建立起来的国家。美国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如果一个国家愿意接纳，至少愿意接近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就愿意把你当朋友，和你正常的交往，帮助你。然后我们再去理解小平同志的南巡，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放手发展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给经济主体更大的选择自由。这一点，在美国的战略家，在美国的白人精英看来，是在向美国的意识形态靠拢。这使得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蜜月时期，这一重大抉择也是小平同志做出的。 2001年美国决定中国加入WTO时，克林顿总统说，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靠拢，中国人民不但有权利拥有梦想，而且有机会和渠道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一变化必将带来巨大的经济繁荣，随着繁荣的实现，他们在政治上也必将要求有更大的发言权，这是美国政府坚定不移推进的目标。克林顿这一看法，代表了当时美国白人精英对中国的看法。中美关系处在前所未见非常和谐的时期。中国在加入WTO后与美国贸易如此密切，但并未发生重大的贸易摩擦，主要是美国精英对中国抱有期望，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很多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生产的，美国的战略家站出来说要给中国一点时间。 但是现在，美国主流精英的共识是，当年克林顿的许诺忽悠的太大了。特别是过去几年，随着国有体制在经济中的支配力量大踏步上升，在他们看来，当年克林顿总统的许诺并没有兑现，反而给美国制造了一个可怕的敌人，这个可怕的敌人在政治制度的选择上向着美国期望方向的反方向大步前进，如果现在再不采取措施，美国以后也许会丧失机会和能力去扼制中国。 这个时候美国商人在做什么呢?他们都云集在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他们提出国进民退是不公平的竞争地位，他们在中国市场不能享受公平对待，甚至他们的全资企业被强制要求建立党支部，他们没有能力和中国政府对抗。打贸易战美国的利益也会受到伤害，美国大豆协会的负责人说可以理解美国总统的选择，可以为国家利益做出牺牲，谁说美国人民都是商人，谁说他们没有情怀，谁说他们没有担当呢。 中美关系维持过去40年正常交往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中美关系将进入长期非常动荡，充满对抗的不确定时期，中央需要对此做好充分的准备。回过头来看，中央其实没有做好准备，直到现在，也许我们的准备仍然没有做好。稳定中美关系就是稳定改革开放的大局，中美关系一旦稳定不下来，国内什么事都不用干了。 美国参众两院全票通过了台湾旅游法，鼓励美国政府和台湾有高级别的官方与官方的来往，据说美国的环太平洋军演已经在严肃考虑邀请台湾军队参与。现在美国把台湾拿出来捅你，而你还拿不出办法。上个星期的时候，川普和普京进行了秘密会谈，会谈结束后很快就传出风声，美国很可能联俄制中，俄罗斯的精英在反思苏联为什么解体时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共识，苏联之所以解体，是因为中国的背叛，中国在苏联背后插了一刀，这条共识是正确的。俄罗斯的经济总量只有1万亿美金，不如一个广东省。 中美关系是全局，会影响未来30-50年，美国从1945-1991，差不多花了50年的时间搞垮了苏联，打赢了冷战的胜利，美国也要有决心，拿出50年的时间，在中国还没有能力彻底挑战美国的时候，把中国摁住，现在不摁住以后可能没有机会了，2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是美国的1.5倍，到2028年中美的经济总量大约接近30万亿美金，按照中国制造2025规划，我们很多技术都会和美国很接近。所以美国要摁住中国一点要趁现在; 中国的领导人战略家需要在此体现出40年以前小平同志的胆识和手腕，中国能否做出正确的选择，需要拭目以待。回顾鸦片战争至今，一次又一次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总是做出错误的选择(1949年和苏联搞一起、洋务运动等)，除了在小平同志的主导下我们对了2次。对30岁以下的年轻人来讲，如果这次错了，大家就只能回去洗洗睡吧。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直到1842年与西方世界全面接触，并试图融入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这条路走得非常艰难，为什么呢?我认为有一条，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和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关系，与西方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格格不入的。 西方人看待世界有两个基本工具，一个是对世界客观的观察和测量，一个是在此基础上的严密的逻辑推演去理解世界。中国人如何理解世界呢，包括很多受过教育的精英在内，中国人认识世界是两根支柱，一个是阴谋论，没法平心静气很客观去看待这个世界，另一个是用类比来理解世界，用打比方来理解，比如去杠杆，我们的市场官员媒体理解它就是收水和放水，用类比理解世界很大问题在于类比是极其不精确的，忽略了大量复杂的细节，很多时候面目全非，牛头不对马嘴。 本文系7月28日，高善文应邀参加了山西证券成立三十周年主题活动围绕中美贸易争端话题的演讲节选—关于高善文博士参加山西证券纪念活动的相关澄清编者注：2018年7月28日上午，高善文博士应邀参加了山西证券成立三十周年主题活动，并围绕中美贸易争端话题进行了演讲和交流，主要内容延续了他4月11日在清华大学时事大讲堂相关演讲的分析思路和结论。会后，网络上开始流传关于这次演讲的各种笔记和解读。这些流传的内容均未经过演讲人的审核，反映了相关人员的认知、理解和猜想，其中存在大量的误读和误记。为使得关心这一话题的人更清楚完整地理解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想法，现将《中美贸易摩擦深处的忧虑》一文再次推送如下，供大家参考和批判。中美贸易摩擦深处的忧虑提要：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世界经济无可避免地正在进入G2格局，这对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形成重大挑战，中美之间的摩擦和潜在冲突由此势所难免。美国国家利益也许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划分和理解：一是维护并在全球范围之内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二是确保美国在核心技术和军事能力上始终处于领先地位，甚至维持压倒性优势；三是在全球范围之内保护和促进美国企业的商业活动。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的期望渐有背离；中国制造2025在核心技术领域挑战美国的优势；中国由政府主导经济活动的模式日益威胁美国的自由经济模式和美国企业的竞争地位，这应该是中美经济贸易领域摩擦加剧的深层原因。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需要担心的前景是过往的全球化走向未来的碎片化，是在双向投资、技术转让、人才流动等领域中美从过去日益融合的局面走向未来不断分离的局面。风险提示：中美贸易摩擦加剧 全球经济复苏停滞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复杂的关系，中美贸易摩擦涉及到法律问题、经济贸易问题、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都需要非常长期的知识积累，需要很高的专业门槛才能够做出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评论。对我来讲，在资本市场长期从事宏观经济领域的商业研究，并不具备这些方面的知识积累，突然切入这样一个话题，本身似乎是很奇怪的。一个重要的由头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应中国金融40人论坛（CF40）的邀请，我同他们一起拜访了华盛顿。这次拜访走访了华盛顿比较主要的经济类的智库以及美国的经济决策部门。在进行此次访问的时候，华盛顿圈子里对华进行贸易打击的策划基本上已经到了尾声阶段，大家的共识不是是否有一场贸易摩擦，而是关注中国会如何反击。但是从北京出发的时候，我们所留意到的中国国内的媒体以及国内政府官员的公开表态，对于即将到来的贸易摩擦或者贸易战，似乎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大家普遍觉得中美关系虽然说不上多好，但是总体上可以管理，处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这与我们在华盛顿看到的情况和信息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尽管现在中国媒体把舆论的焦点聚焦在关税和贸易上，实际上就我们当时在华盛顿看到的情况，美国这次对中国发起的在经济领域的一系列行动，远不局限于贸易领域。美国国会最近围绕CFIUS正在进行一系列的辩论，围绕外国企业在美投资法案正要进行一系列重大的修订。美国政府智库和官员都不讳言，CFIUS这次修订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除了CFIUS之外，在中美关系另外一些极其敏感的领域，美国实际上有一系列触及中国底线的行动，比如美国的台湾旅游法。这些与我们站在国内，从中国媒体获取的以关税贸易为主要领域的中美之间的摩擦，信息并不完全一样。基于这样的原因，考虑到各位同学的专业背景，我们以下从一些中美经贸关系最基础的问题展开讨论。一、国际贸易摩擦的来源在讨论中美关系前，首先我们来看一些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基础性的问题。基于现在的知识，我们确定地知道一个基本的事实，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组织经济活动最有效的方法，它可以最好的促进经济的增长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在市场经济制度之外，迄今为止人们没有找到其他替代性的制度能够在很长的时间里面持续做到这一点。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由苏联所倡导的计划经济制度曾经对市场经济制度提供了一种对立的、替代性的解决方案，但是几十年实践的结果，相对市场经济制度而言，计划经济制度应该说从长期来看是不可行的。在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人们对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抱有巨大的怀疑，至少当时的一部分美国学者也曾经抱有巨大的怀疑。但是在金融危机如此严重的2008年，在美国没有人质疑市场经济制度本身，这一点跟1929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我们现在说市场经济制度是最有效的、最能够持续地促进人类生活水平提高的制度安排，没有太多的人会对此提出不同的意见。市场经济制度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有两条非常关键的原因：一是市场经济制度通过自由交换促进了专业分工，每一个人集中做自己最擅长的事，通过市场实现商品或服务的交换；二是它能促进最充分的竞争，充分的竞争既能刺激分工的深化，又能促进技术的进步、专业知识的积累。这是我们现在已经确定知道的事实。因此市场所达到的范围越广，自由交易交换的范围越宽，整个社会分工的程度就越深，充分竞争的程度就越激烈，整个市场运行相对来讲就会更有效，进而更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增长和人类生活福利的改善。但是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自发形成的，它需要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制度安排来支持，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之中少了任何一条，市场经济制度都无法正常工作。市场经济制度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有很多，其中关键的至少有以下几条。第一条是保护私有产权，包括知识产权，这是市场经济制度得以高效率运行最关键的基础，没有这一条，市场经济制度完全无法工作。保护私有产权或者保护知识产权，看起来显而易见，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它有非常丰富的细节。举一个例子。上世纪20年代，上海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它在当时的上海只是占了一小块地区。在租界里如果你拥有房屋，租界管理当局会给你地契。在租界里面所发放的地契，它的信用几乎跟黄金是一样的，具有非常高的信用等级，可以流通，可以从银行质押去获取贷款，具有大家普遍承认的内在价值。与租界相邻的、由中国政府管理的地区，房屋虽然也有地契，但其信用等级要弱得多。这两栋房屋的建筑质量、地理位置等非常接近，甚至没有区别，但是为什么在信用市场上、在银行借贷市场上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关键的原因是其背后政府对产权保护的态度。如果在租界里房客租了你的房子，逾期不支付房租，你可以报警，警察可以帮你把房客赶走，把房子还给你，但是如果是在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管辖下你去报警，政府对你的保护是大打折扣的。这是一些很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案例。所以保护私有产权不是泛泛而谈的一些概念，它需要很多扎扎实实落实在具体的执法行动上的具体实践。知识产权的情况是一样的。市场经济制度所需要的第二个极其重要的安排是，市场经济制度必须能够破除垄断，抑制强权，保证公平和充分的竞争。市场在竞争过程之中很容易形成一些垄断，这些垄断有可能转化为政治上的强权。一个能够正常工作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安排，必须有能力破除垄断和抑制强权，保护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从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情况看，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做到。此外，现代市场经济制度需要通过大量的交易来实现，而要完成交换就需要一种非常便捷可信的汇兑工具和汇兑安排。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说过，人类有三大发明：一是学会了管理和控制火；二是发明了轮子；三是发明了中央银行。1492年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的时候，美洲大陆还没有轮子，迄今为止我们不知道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其他的动物能够管理和使用火。但是萨缪尔森看来的第三大发明就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使得现在的交易活动可以非常便利、稳定、可靠地大规模展开，而这一点实际上在几百年以前仍然是很难做到的。总结来说，现在的市场经济制度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合理的制度安排，但是它需要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些基础设施需要通过政府的强制力来维护。保护产权需要政府的强制力，破除垄断，保护公平和充分的竞争同样需要政府的强制力，发行现代的信用货币，在一定的程度上也需要政府的强制力。在此基础上我们讨论市场的边界问题。市场是通过自由交换、专业分工和充分竞争，来提升效率和促进增长的。在这种安排之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强大的理由，必须把市场的边界限制在一国的领土范围之内呢？有没有什么合适的理由使得我们相信，市场限制在一个国家的领土范围之内就是最好的？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理由。因为市场是通过专业分工交换和自由竞争来实现效率提升的，所以市场内在的力量一定是跨越一个国家的自然领土边界的。它所能实现交换的范围越大、分工越深入、竞争越充分，越能促进参与贸易的所有国家的福利改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市场的力量延伸到一国的领土范围之外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它延伸到一国的领土范围之外以后，能够更好地促进所有参与方的福利改善和经济增长。但是在早期非常长的时间里，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在技术上存在一些困难。除了很多法律、汇兑方面的困难之外，早期在技术层面上还面临着运输、信息交流的种种困难。比如说，大规模的交换就涉及到货物的运输，后来生产的全球分工更涉及到大规模的运输。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在一国的边境之内，长距离的运输甚至都是很困难的，更不要说是跨越大洲的非常长距离的运输。另外一个约束就是信息的流通，商品交换需要实时知道大量的信息、比如买卖的行情、价格的情况、当地需求的波动等等，而信息的大范围流通，在早期的时候也是极其困难的。我们知道跨大西洋电报的出现是二十世纪初的时间，跨大西洋电报的出现所标志的远距离即时通讯的实现，对贸易在全球范围之内更加快速地推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尽管它不是唯一的作用。五六十年代标准集装箱的推广大大降低了远洋运输的成本，也在客观上破除了贸易在全球范围之内展开的另外一个约束。信息交流和货物运输问题的解决为市场在更广范围扩张提供了有力保障。当然，在这些重要变革出现之前，技术也一直在快速进步，国际贸易的成本在不断下降。前面讲的两点，第一点是市场需要一些强制力量来保证，第二点是市场自然的力量会跨过一国的边界，这两点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如果市场要跨越一国的边界去展开，市场就变成了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活动，它面临的基本困难就是用何种力量来实现私有产权的保护、汇兑体系的维持以及保护公平和充分的竞争。市场力量跨越一国的边界面临的一个内在的困难就是，一个国家在内部用来维持市场正常运作的一系列安排，一旦跨越国界以后，它的有效性、可得性就面临巨大的问题。二、全球贸易发展的历史回顾图1显示的是从1872年以来全球商品贸易量占全球经济产出的比重。如果我们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通讯技术和运输技术的不断改善，贸易总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促进福利的改善，那么贸易占整个GDP的比重总体上应该一直在上升，而且只要贸易占GDP的比重在上升，自由贸易的范围越来越广，它就越来越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我们观察历史的案例，一般认为，如果把1890年到1900年之间作为一个起点，大概到1920年前后，在差不多20到30年的时间里全球贸易，或者是以货物贸易的自由化为标志的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曾经经历了一段黄金时期。在这段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货物贸易量相对全球的GDP是有明显的上升的。经济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商品在全球范围之内流通，这一过程相对GDP以更快的速度展开，使得全球经济经历了第一轮全球化的黄金时期，而这一轮全球化也刺激和促进了当时深刻地参与其中的相关国家的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参与这一浪潮的包括美国、英国、西欧、日本等。但是从1920年前后这个顶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球化经历了20到30年的严重的收缩和倒退。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时候，经济全球化的程度甚至比美国内战结束的时候还要更低。尽管人们并不认为这一次全球化的崩溃是当时全球范围内经济萧条的原因，但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次经济全球化的倒退延长和加剧了经济大萧条。这一点也是容易理解的，本来市场在跨国的自由交易中，分工程度是非常深的，然后跨国的交易突然中断了，分工只能在非常小的范围之内去展开，这基本地破坏了一个经济所拥有的生产的潜力，基本地破坏了经济所能够生产出来产品的技术边界。既然市场力量这么美好，既然全球化跨国贸易这么美好，为什么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全球化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倒退和收缩？非常重要的原因是1900-1920年的全球化没有一个相对应的全球治理结构去维持它。市场力量是需要一些基础的制度安排去维持，需要保护产权、需要促进竞争、需要有国际汇兑安排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去维持。而这一轮的全球化，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安排去支持它，它完全是由市场力量自发形成的全球化。这种自发形成的全球化，当它处在上升浪潮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获益，大家都纷纷加入其中。但是当经济衰退到来的时候，每一个国家的反应都是要保护本国的产业，保护本国产业的方法就是竞争性加税，这样一来，跨国的贸易基本上就阻断了，贸易活动局限于越来越小的范围，这加剧了经济收缩，从而造成进一步增加关税的压力，形成恶性循环，全球化就崩溃了。除了加关税之外，为了维护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政府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对货币进行竞争性的贬值。货币竞争性贬值的结果是国际汇兑体系极其混乱，加剧了经济严重的收缩和衰退，带来了全球化20多年的停滞。这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由市场内在的性质和通信技术、运输技术等所主导的全球化趋势，需要全球的治理安排去维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相对于全球的GDP，全球的贸易经历了一轮又一轮大幅度的上升。从1945年到现在，在这70年的时间里，相对于全球的经济增长，全球贸易在以更快的速度成长。全球化在商品贸易以及后来在生产层面上深刻的展开，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刺激了全球经济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这一现象最有发言权之一的应该是中国，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能够实现惊人的经济成长，关键的原因是我们加入到了全球经济的分工体系中，我们的商品能够销售到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我们加入到了全球生产链和供应链的形成过程之中，没有这样的基础，改革开放不太可能形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惊人的成就。为什么在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球化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并在70年的时间里，在非常大的范围之内，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重要的相关事实。三、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图2是基于Maddison数据库，从1700年开始，基于购买力平价所计算的全球一些主要的国家经济总量在全球之中的占比。图3是基于市价汇率的计算结果。中国的衰落在鸦片战争以后几乎是不可逆的。从鸦片战争前后一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出现接近150年的连续大幅度的下降。再来看美国，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除中国外，美国在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就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到1890-1900年前后，美国已经超过中国，成为全球当之无愧的最大经济体，之后美国始终维持了这个地位。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以市价汇率计算，美国的经济产出占到全球近一半的比重。到1960年，这一比例仍然有40%。现在，以市价汇率计算这一比例仍然有1/4，美国仍然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开始上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这一上升急剧提速，到现在为止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表1是基于2017年的数据，对中、美、日经济产出的基本比较。2017年，中国GDP是12万亿美元，美国是19万亿美元，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GDP不到5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日本的2.5倍。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商品出口金额2.3万亿美金，美国1.5万亿美金，日本只有0.7万亿美金。再来看商品加服务出口，到2017年中国已经是第一大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国，出口额接近2.5万亿美金，美国只有2.3万亿美金，日本是0.9万亿美金，中国大约是日本的3倍。再看制造业（2016年数据），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是3.2万亿美金，美国是2.2万亿美金，中国的制造业产出比美国大50%，是日本的3倍。现在中国制造业的产出比美国加上日本都更大，大概再过几年的时间，中国制造业的产出将比世界七大工业国家加在一起都还要大。基于现在的趋势，大约在2028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以市价汇率计算将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届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可能在25万亿美金到30万亿美金之间，而一旦中国追上和超过美国，美国可能没有太大的机会重新占据第一的位置。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届时日本经济体量有多少呢？大约5-6万亿美金。也就是说，中国或者是美国，都将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5倍。我们看到，在经济上，世界无可避免的进入了G2格局。自鸦片战争的衰落以后，到2030年，经过接近200年的努力，中国重新回到了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这是我们观察中美贸易摩擦的时候，必须清楚的一些基础性的事实。在这些经济背景下，我们首先尝试回答为什么在1945年以后，全球贸易能出现连续70年如此高速的发展和增长。基本的原因是，在1945年，美国占全球经济产出的50%，美国对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有足够的愿望，也有充分的能力。有充足的愿望是因为美国占全球经济体量的一半，所以建立这样的体系美国获利最大。在能力上，美国和盟国刚刚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经济、军事、科技上的实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挑战。由美国所主导的这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二战以后维持全球经济秩序最为关键的制度安排，它保证了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在随后非常健康蓬勃和持续地发展。这一经济治理体系由一系列的支柱构成。在贸易层面上，早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后来的WTO，引导各国单向的、几乎是不可逆的降低关税。所以二战以后，全世界关税水平是不可逆的，稳定的下降，由此促进了贸易的繁荣。在国际汇兑安排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体上维持了国际汇兑体系的稳定。尽管在这期间也出现过一个或者几个国家的汇率危机，但是总体上来讲，汇率危机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扩散的范围也都很有限，而且最后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下得到了化解。在政治上，联合国虽然不是一个特别有效率的政治组织，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建立的国联相比，还是更有力量一些。此外还有世界银行等。我们在第一部分讨论了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市场需要一些基础性的制度安排，第二是市场的力量是超越国界的，两者是相互矛盾的。在第二部分讨论中， 1945年美国经济体量巨大，美国有愿望和能力去建立一个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美国建立的治理体系保证了战后全球经济的高速成长，保证中国在融入这个体系以后享受到了巨大的利益。中国人通常讲改革开放，但它没有明确的定义这个词的边界。什么叫开放？中国的开放政策的核心不是向伊斯兰世界开放、不是向拉丁美洲开放、不是向非洲开放，中国的开放就是融入到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开放的准确含义，是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打开大门，将中国的经济毫不犹豫地加速融入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之中，融入到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之中，这是中国的开放。而在一定意义上，改革是为了适应这一开放的格局，把不匹配的制度安排改掉，使得中国能够完成这样的融入过程。中国改革开放40年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非常不容易，其中开放政策是极其关键的。而开放最主要的就是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市场经济体系开放。开放具有这样的限定，意味着开放不是单边的。如果中国加速向美国开放，美国加速把大门相对中国关起来，中国的开放还有用吗？四、G2时代，美国继续维持目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愿望和能力都在下降现在全球进入了G2时代，到203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比美国还要大，而这种变化几乎是不可逆的。世界进入G2时代的最重要的影响是：美国对继续维持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愿望和能力都在下降，至少边际上在下降。中国对于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有独特的想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能力，至少在边际上有能力改变这一体系。例如亚投行、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都是试图改变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至少在边际上。所以中美冲突的核心是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体量逐渐相当，特别是我们展望未来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比美国还要大，美国在边际上维持现有体系的能力和愿望在下降，中国在边际上改变这一体系的愿望和能力在上升，而中国边际上改变这一体系的方向跟美国所乐见的方向又是不太一样的。在这一背景下，就出现了我们正在看到的，以及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面，都会持续存在的中美争执的一系列的问题。现在我们把经贸问题稍放一放，在一个超越经贸关系，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去回顾中美关系，然后我们再回头来聚焦经贸问题，可以把很多问题看得更清楚。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的经贸政策都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核心都是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问题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我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可以分解为三个层次。美国国家利益的第一个层面，是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并在全球范围之内对此进行推广。美国的外交政策有实用主义的一面，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总是在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摇摆，在大多数时候是实用主义，但当其占据优势的时候，又会变得比较理想主义。美国外交政策偏理想主义的这一面，是要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尽可能在全球范围之内推广它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第二个层面，是保证美国在核心技术和军事能力上拥有领先、甚至是压倒性的优势。只有美国拥有这些优势，美国才有能力捍卫自己的意识形态，才有可能去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第三个层面，是让美国的商人在全球范围之内能够自由地做生意，确保商人能够受到其他国家公正的对待，保障其利益能够受到充分的保护。美国商人利益在他国受到侵害，可以找美国领事馆、美国商会，美国政府就会出来交涉，目的是要保证美国商人在这个国家受到公平的对待。如果他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美国就劝说这个国家政府这样做，否则就用其他方式进行制裁或报复。所以，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由这三个层面来组成的。当我们理解完这三个层面以后，我们再来回到全球的G2格局来看中美之间的争端。可以说，在所有这三个层面上，在美国看来，中国都对美国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挑战。在第一个层面，即意识形态层面上，美国曾经认为，随着把中国纳入WTO，中国经济日益市场化和高速增长，中国会变得越来越接近、尊重和认可美国的意识形态，这是美国公开的秘密。但是现在美国的战略思想界开始认为，尽管中国经济入世以后日益强大，但中国并没有接纳和认可美国的意识形态，反而与美国希望的方向日渐背离。这引起了其高度警觉和普遍反思，并开始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的诸多方面。在第二个层面上，即保证美国在技术上拥有领先或压倒性的优势，美国也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中国制造2025所列出来的战略新兴行业，包括机器人、电动汽车、航空等，都是事关未来的新技术，是引领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战略方向。美国在这些领域相对全球其他国家拥有，并且希望继续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这是美国能够强大的技术基础。但是美国认为中国通过中国制造2025计划，正在快速追赶和挑战美国的技术优势，并担心中国未来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其围绕中国制造2025开具征税清单，考虑投资和技术转移的限制，并正在策划进一步的打压和围堵政策。其清单之中有些产品中国根本就对美国没有出口。比如说中国如果对美国出口大飞机，美国加征关税，这可以理解，但是中国自己的飞机都还没造出来，美国就已经开始加税。所以在第二个层面上，中国制造2025使得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受到了明显的挑战。在第三个层面上，也是最实用主义的层面上，中国对美国的商业利益也开始产生侵蚀、威胁或挑战。典型的证据是，美国商会（也包括欧洲商会）对华态度的显著转变，对中国营商环境变化的抱怨，由此推动美国政府对华提出一系列政策诉求，例如公平竞争、对等互利等。美国的经济制度是一种自由经济制度。所谓的自由经济制度，就是政府是市场的守夜人，负责维持秩序，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样的技术去生产，全是资本家和金融体系的事，政府是不参与的。英美经济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都是在这种模式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制度。美国学者给中国扣了一个帽子，叫国家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安排是非常不兼容，随着中国经济在技术上日益复杂化，规模日益扩大，两者之间的冲突势必愈演愈烈。根本的原因在于，在美国的企业看来，中国的企业背后站着中国政府，政府和企业是捆绑在一起，无法分开的。在竞争之中，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财政补贴、准入限制、廉价信贷、乃至直接订单等手段支持中国的企业，这使得美国的企业在中国和全球市场上都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来看下面几个例子。在太阳能板行业，早期美国、欧洲和中国都开始尝试做太阳能板，大家处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但是美国和欧洲企业做太阳能板的时候，企业家是拿自己的钱去投资。而中国的企业背后，有产业政策，有大量的政府补贴和廉价的银行信贷。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有政府的大量补贴，很容易形成产能过剩。中国已经是这么大的经济体，中国一旦形成产能过剩以后，会把产能过剩出口到全球，英美的厂商就会面临廉价产品的竞争。这样一来中国的廉价商品导致欧美的厂商被迫退出市场。尽管他们在竞争之中败北，但他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竞争造成的，输得心不服口也不服。未来技术发展谁也说不清楚，在这一竞争过程之中，如果中国的产业政策搞对了，那么欧美企业无法跟中国竞争，因为在起跑线上就比中国落后。中国把足够廉价的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导致欧美企业破产，中国企业垄断了市场，等到达到足够的规模，中国企业开始赚钱的时候，欧美企业已经没有能力进入这个市场了。如果中国把产业政策搞错了，中国这些企业都会死掉，但是中国这些企业死掉的同时，会把他们相关的欧美企业一起拽下来陪着中国企业倒闭。因为中国国企倒闭的过程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背后有大量的政府补贴和廉价信贷，市场不能够及时的出清，始终能够维持存在，始终能生产比较廉价的产品。但是欧美的企业是自由市场制度，它在这些层面上相对中国企业没有优势，最后他也会被拖垮。所以中国的产业政策如果搞对了，欧美企业没有好的结果；如果搞错了，欧美企业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中国的这套市场制度的安排，在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足够大，加入了全球的生产链，并且出口巨大的背景下，欧美相关的企业是认为中国存在不公平竞争的。例如，现在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太阳能板的生产企业都在中国，就是因为2009-10年开始的太阳能板的竞争，中国通过大量的政府补贴把欧美企业全洗牌，欧美在这场战役中已经完全输掉了。再比如钢铁的例子。中国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在所有行业之中是最严重的。中国的钢铁生产能力大概占到全球的一半，中国的钢铁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结果是把全球的钢价都压得很低，结果是美国的钢铁商、日本的钢铁商日子都很难过。但是为什么中国的钢铁的产能过剩这么严重呢？是因为中国的钢铁领域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国企经营难以持续，但可以通过合并或者注资继续存活，受到的市场约束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它的财务资源不能说是无限的，但也远远超过了一般公司的资本所能支持的范围。所以虽然产能过剩，但是他能在这个市场上勉强存活，中国钢铁以低价销售，导致美国钢铁厂商的产品卖不出去，他就只好关门倒闭。美国厂商关门肯定不甘心，因为这不完全是技术优势或者管理优势的碾压，是因为背后中国政府的支持导致了美国企业的破产，它会认为遇到了不公平竞争。最后举一个大飞机的例子。中国的大飞机目前还没有拿到适航证，就已经有800多架订单。如果中国的C919是一个完全私营的或者是按照欧美市场规则竞争的企业，有可能拿到这么多定单吗？对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来讲，可以认为C919的这种争取订单的行为是公平竞争吗？中国一旦能够以比较低的价格把大飞机出口到国际市场，波音和空客可能因为低价竞争而关门。波音和空客都会觉得这是不公平竞争，但是如果它去WTO控告中国，会发现中国不违反任何一条WTO协议的规则。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围绕国有企业、产业政策、政府补贴就没有制定规则。因为当时美国的意识里，根本没有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制度这个概念。所以在非常底层的层面上，中美之间冲突的核心，我认为是两种经济模式的冲突。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WTO是围绕自由市场经济建立起来的规则，中国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这两种制度的运转是不一样的，而且相互之间是不兼容的。两者的竞争中，任何一个单个的企业遭遇中国国企的正面竞争都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但是一定能说中国这个制度更有效率吗？中国这种制度的成本一定最低吗？一定能够获得最高的投资回报吗？一定能够获得更有效率的经济成长吗？这个是不一定的。中国不那么在意所谓的投入产出的回报效率没有关系，但是中国参与了全球市场，在美国看来中国扭曲了全球市场的竞争。换言之，这对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形成了挑战。五、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讨论完这些问题我们就容易知道和理解，对华在经贸问题上奉行强硬路线是美国朝野两党的共识，在美国国会享有广泛的支持，在美国社会也越来越享有广泛的支持。纵观中美恢复交往40多年的历史，从1972年到1992年，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对抗苏联。所以尽管中美之间在很多领域存在不同，但是中美两国关系走得很近，大量留学生可以去美国学习，经济可以正常往来。从1992年到2012年，美国的战略思想界希望把中国纳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并进而希望中国会由此变得更市场化、更接近美国的意识形态。对美国商人而言，中国市场广阔，可以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与此同时中国当时在技术上完全不足以对美国构成挑战。所以美国的战略思想界和工商界都支持与中国接触，美国商会对华态度友好，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压舱石。2012年以来，中美关系的这些基石都动摇了，反对中国正在成为美国朝野的共识。总结来说，美国国内有三种政治力量，在反对中国这个层面上有高度共识。第一股力量是美国战略思想界，他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美国背向而行，以前的对华政策是失败的。第二股力量是锈带地区的产业工人，他认为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体系后，承接了大量制造业工作，导致他们失业。第三股是美国的工商界，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对他们构成了不公平的竞争，侵蚀了他的利益。美国的战略思想界、锈带地区的产业工人和工商界，是三股相互独立的政治力量，但是这三股相互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反对中国的问题上取得了高度的共识，形成了广泛的共鸣。从美国的政治光谱上看，这大约是目前的现状。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需要双方相向而行，寻找和扩大利益的交集，需要把经贸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共同利益加以维护和巩固，需要在涉及经济模式等关键问题上相互妥协，并形成制度化的安排，需要在各自的政治光谱上找到可靠的内外盟友。需要担心的前景是，如果这些妥协无法达成，再加上在技术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在双向投资、技术转让、人才流动等领域，中美会从过去日益融合的局面走向未来不断分离的局面；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会分裂为中美各起炉灶的碎片化过程；中美关系由此变得越来越不稳定。高善文：时光的刻痕按语：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金融40人论坛组织“四十人看四十年”的系列活动，进行纪念。应其约请，并在编辑人员的反复催促下，我撰写此文，作为相关纪念书稿的一个部分。四十年以前，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掀开了中国现代历史波澜壮阔的新篇章，推动中国向着民富国强的目标大步前行，在规模和深度上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崭新的奇迹。作为在改革开放年代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有幸目睹、见证、并深深地受益于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本文主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在记忆的长河中选取了几个印象深刻的片段，试图记述在一个平凡而卑微的生命中，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沧桑巨变，并借此表达对小平同志由衷的敬仰和深深的思念。一、生产队的记忆夜已经很深了，屋外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吹落了院里树上残存的几片树叶。四周静悄悄的，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狗叫，更增添了夜的静谧。母亲从织布机上走下来，伸了个懒腰，吹灭窗台上的油灯，打算休息。这时，院门处传来几声轻响，伴着低声的呼叫，“睡了吗？我想借你们家点东西，有急用”。母亲侧耳静听，分辨出是邻居家要借东西。“这深更半夜的，要借什么呢？难不成家里孩子病了？可我们家也不是药铺子呀？”，母亲心里琢磨着，一边起身去开门。一进院门，邻居低声而急促地说，“今天晚上生产队要组织挨家挨户搜家，检查是否有私藏队里棉花的情况，你们要小心呀”。说完，他转身出门，又去通知别的邻居了。原来，这段时间生产队里组织采摘棉花，但许多的棉苞还没有绽开。由于寒冬将至，地温很低，棉花早已停止生长，只好将棉苞整个摘下，然后分给每家每户。每户的任务是，用手把棉苞拨开，把其中的带籽的棉花扒出来，再全部上交给生产队。由于缺吃少穿，一些人会私藏扒出来的棉花，其中的棉籽可以用来榨油，棉花可以自己纺花、织布，做成衣服穿。为了打击这种行为，生产队的做法是深夜组织突袭搜家。邻居走后，母亲睡意全无，重新点亮油灯，坐在织布机上，一边织布、一边等待，一边想着家里的生计。果然，到了后半夜，村里的狗叫声由远及近，越来越多，越来越响亮。紧接着，街上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着咳嗽声和偶尔的低声交谈。没多久，院门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象擂鼓一样。院门刚开，马上涌进来一群壮汉。这些人二话不说，打着手电筒，就着月光，开始翻箱倒柜地检查，家里的面缸、麦瓮、衣柜、藤筐、被子里都一一查到，有的甚至要下到地窖里看一看。正在熟睡的我被吓醒，裹着被子蜷缩在墙角惊恐地看着这一切。这时的我，只是一个5岁左右，刚开始模糊记事的小童。这是1970年代中期，在中国北方农村一个普通的冬天的夜晚。也许后来的中央领导这时正在酝酿着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但童年的我只模糊地记得，广播里到处在宣传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而父母却在愁眉紧锁地盘算着日常的生计：眼看着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孩子们的冬衣还没有着落；家里的存粮，到来年开春就支撑不下去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孩子们吃什么呢？多年以来，围绕计划经济的争论时而沉渣浮起，但这段童年的经历始终告诉我，至少在摘棉花这件事情上，计划经济是不靠谱的。二、北大往事1988年的北京大学，刚刚在这年五四的时候隆重纪念了建校九十周年。作为“戊戌变法”的产物，北大师生总是对现实政治怀有异乎寻常的热情，并常以“兼容并包、兼收并蓄”来自诩。这年秋天，我完成高中学业，进入北大，开始了此后七年在燕园的学习生活。当时的北大校园，多少还散落着一些校庆的气氛，《精神的魅力》作为杰出校友纪念校庆的一本文集，几乎是人手一本。但一进北大，给我冲击最大的并非这些。我最深刻和最新鲜的感受是，北大像个自由市场。只是在这个市场上自由叫卖的并非文具，而是各种闻所未闻的新思想。在名目繁多的各类讲座、沙龙和聚会上，社会名流纷纷登场，宣讲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各种思考，或者自己的学术主张。学生则可以自由出入、甚至打断演讲人，提问交流。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阶梯教室被围得水泄不通，连过道上都挤满了人，讲台两边也都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学生，手里都拿着笔记本。演讲者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眉飞色舞，时而用力地挥动双手，来强调自己的观点。讲到精彩处，教室里自发地爆发出潮水般的掌声和叫好声。偶尔有学生起身提问诘难，观点犀利，见人所未见，周围的人则会报以钦佩的眼神和热烈的鼓掌，连演讲者也会连连赞叹“好问题、好问题”。我清楚地记得，我参加的第一场讲座是方励之教授的《物理学与美》。当时他由于一些政治事件刚被处理。北大居然请他来举办讲座，我深感惊讶，折服于学校环境的宽松。方教授结合物理学的发展史，从思想方法的角度介绍了物理学理论内在的和谐、对称与美，给我这个物理学科的新生以巨大、深刻而长久的思想震撼和启迪。当时在北大校园里传播、争论、并相互激荡的许多新思想其实是舶来品，但也有不少是本土学者的一些学术思考。对于刚经历了长期思想禁锢的许多人而言，对于刚在高中阶段被灌输了不少意识形态教条的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激动人心。这好比在一所长期不通风的房间里，突然打开了窗户，新鲜的空气涌进来，终于可以自由地大口呼吸，不由感觉神清气爽、精神为之一振。高中的政治课，我们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学习了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自以为利刃在手，应有尽有，可以无往而不胜，可以犀利地批判其他经济和社会学说的虚伪和欺骗，可以深刻地揭穿西方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真实面目。但是，面对各种竞争性学说的宣讲和介绍，我似乎完全没有招架之力，深感困惑和迷茫。在那时的我看来，不少新鲜的学说具有严密的逻辑推演、扎实的经验证据、深刻的思辩拷问，完全不是自说自话的说教，非常有说服力。这使我开始认识到，具有独立的、批判性的思考能力，而不是寻章摘句地死记硬背是多么重要和稀缺的能力。高考前夕，我曾经在报考北大，还是北大的隔壁校之间颇为纠结。后来听人说北大思想自由、环境宽松，便选择了北大。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我有两大雅好：一是喜欢凑热闹（属于看热闹不嫌乱子大的类型），二是好为人师（属于不懂装懂的类型）。进入北大不久，就发现这所学校的气质与我十分契合，两大雅好同时得到了很好的满足，深感当时报志愿的选择是正确的。尽管当时在北大，各类思想宣讲呈现百家争鸣之势，但大多数演讲和争论还是围绕中国经济改革展开的，这也是当时报纸和社会上最热门的讨论话题。1978年北大学生冲出校园，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1984年国庆游行，北大学生在通过天安门城楼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这些往事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尽管高中阶段曾经着迷物理学，进入北大的专业是无线电电子学，也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但进入北大不久我就认识到，经济学可真不错，又热闹时髦，从之者众；又可以冒充国师，指点江山，十分合我的胃口，于是暗下决心要去经济学院读研究生。我找到一位北大经济学院的学长寻求帮助。他给了我几本书，开列了一个书单，还嘱咐了一些要点。实际上，他的书单主要是美国大学经济专业本科和研究生的教材，不少都是原版书目。他嘱咐的要点是，书中有感兴趣或弄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查阅和钻研一下相关英文文献。当时，在大多数中国大学经济专业，《资本论》仍然是最主要的教材，西方经济学是作为思想史用来批判的，但北大已经引入美国原版教程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这种开放的态度让我受益良多。几年以后，我进入北大国民经济管理系（现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开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三、葵花宝典1989年以后，由于一些政治事件的影响，学校的气氛开始变得压抑起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防止和平演变成为主要的官定议题，经济改革等其他社会话题难以公开讨论，大家公开说话也都比较小心，担心留下什么把柄。许多情况和话题只能在小范围内议论几句。1992年春节过后，从南方回校的同学开始提到小平南巡的消息，但细节很模糊，我们也是将信将疑，甚至担心这又是境外敌对势力的阴谋和谣言。大约5、6月份的时候，系里突然通知召开全体大会，传达重要讲话。大家多少能够猜到要传达的内容，纷纷赶往指定的会场。屋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大家都不说话，屏声静气，等待会议开始。往常的会议，之前大家多少会相互打招呼、交头接耳，会前总是一片嗡嗡的声音，但这次的气氛显然不同。系里的领导开始宣读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要点，会场时而响起热烈的掌声。当读到小平同志说，“要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时，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我向窗外望去，视野中一片模糊，情不自禁的泪水早已浸透了双眼。这之后，许多同学都去了深圳。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厉以宁教授担任学院掌门人。由于他长期倡导股份制改革，并带领几位研究生学长牵头起草中国第一部《证券法》，再加上当时股票市场在初创阶段，交易活跃，波动巨大，投机成风，同学们在紧张的学习之余，都很关心股票市场的情况。有天深夜，我正在宿舍上铺熟睡，突然一声巨响，紧接着，听到下铺兄弟声如洪钟的断喝：“写得好呀！”。我心中一惊，深更半夜的，这家伙大呼小叫，是个什么情况？我揉了揉惺忪的双眼，探头向床下望去，见他正在挑灯夜读。刚才他读到精彩处，心生共鸣，情不自禁，不由一掌击在墙上，大声喝彩。原来，那声巨响，是他演习“降龙十八掌”产生的。我寻迹望去，在书的封面上依稀看到了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葵花宝典”。我凛然起身，世上竟然真有这等奇书？这可要借过来好好研读一番，实在不行就巧取豪夺。我眯起双眼，瞧个仔细。书的题目赫然是：“炒股三十六招”。原来刚才是看花了眼。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位同学甫一毕业就投身证券市场，迄今成为中国股票市场少见的常青树，声名远播。而我当时正着迷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效率市场假说，折服于其简洁、精巧、深刻的经济思想，以至于迄今进入股票市场有年，却仍然是深山探宝，空手而归。四、上海滩四月的北京乍暖还寒。中南海的宫墙外，玉兰花已经凋谢；昆玉河畔，柳树刚刚抽出新芽，在春风中摇曳起舞。夜晚时分，华灯初上，薄暮下的长安街气度恢弘，庄严大气。我与朋友漫步在复兴门的桥头，无心欣赏身边的美景，内心充满彷徨和纠结。这是2003年的暮春，“非典”的阴影还没有散去，而我则站在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一个选项是远赴美国，再念一个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当时的我已经拿到一些录取通知书，并开始办理留学签证。一个选项是在国内谋一份差事，薪水优厚一些，还有一些成长空间。麻烦在于，在国内谋份差事何其不易，所谓成长空间更是一片朦胧；而留学生涯的未来路径明确清晰，容易预测。陪同我散步的是多年的同窗好友，当年正是他的指点使得我顺利转入经济系课读研究生。这时，他正在力劝我加入光大证券，从事经济数据的分析工作。新上任的光大证券总裁决心加大投入，全力转型和发展卖方研究业务；而好友则受命主理此事。我此前曾经在政府机构工作数年，从事公文运转，对证券公司十分陌生，也弄不懂卖方业务到底是做什么？证券公司去分析经济数据有什么价值？心中难免惶恐忐忑。好友尖锐地指出，你已经三十出头，如果远赴美国，到四十多岁才能够安定下来，大好年华，皓首穷经，十分不值。即使四十多岁在美国谋到一份差事，薪水难言丰厚，这期间还要生孩子、置产业，经济必不宽裕。而国内证券市场则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总之，他痛陈留学之非，极言在国之是，剖析利害，鞭辟入里，直似苏秦重生，张仪再世。就这样，尽管家里人坚决反对，我也颇有疑虑，但几个月后，我还是撕掉了美国留学的签证，一咬牙、一跺脚，转身去了上海滩。光大证券的研究所当时设立在上海浦东张杨路上一个居民楼里，属于这所建筑的底层商铺。这个底商本来的设计是要建一个超市，由于无人承租，一楼变成一家川菜馆，二楼则成为我们的办公场所。每天中午以后，办公室便飘来菜馆炒菜的香气，和着川菜独有的麻辣味；偶尔有老鼠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又飞快地溜走了。这年的证券公司经营极度困难。有同事含着泪说，基层营业部的员工，一个月八百块的工资都已经发不出来了。在居民楼里，与川菜馆一起办公，重要的原因是租金便宜。想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豪言，我的心中开始惴惴不安。会议室里灯火通明，烟雾燎烧，大约已经是凌晨两三点的样子了，我们刚讨论完一个演示文稿，处理好最后几个数据，开始吐着烟圈，随口议论卖方业务的模式和公司的未来发展。好友大手一挥，说，我们今年的分仓业务收入刚起步，差不多500万左右，几年以后，我们的业务收入会达到3000万以上。到那时候，大家的个人年收入，将足以俾睨美国的普通中产阶级。会议室里传出轻快的欢笑声。不是期盼，而是大家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公司已经快无米下锅了，能否撑到那时候都还难说呢；再说，从哪里能弄到那么多钱呢？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几年以后，我们的分仓业务收入已经数以亿计。五、江湖之远在美国，金融市场的波动在政府宏观经济决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投资银行（在中国称作证券公司）经济学家对经济数据的分析、以及对市场的解读，对政府判断局势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中国的情况显非如此。当年一些朋友听说我去证券公司作分析师、炒股票，感觉十分惋惜：干点什么正经事儿不好呢？非要去搞投机生意！再说，原来在政府的工作又体面、又高大上，怎么说丢就丢了呢？在上海期间，有次打电话到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自我介绍后，客气地询问对方主要负责哪个领域的工作，接电话的人员不屑地说：“我的工作就是管你们这些人”，说完就把电话挂了。还有一次，应邀参加一个私募基金的午餐会，我的角色是介绍一些经济方面的判断。我站起身来，刚说明身份，就被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一位科长打断：“这些事情你们不懂的。我的分析刚上报给人民银行总行，得到了总行货币政策司的肯定。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当时的状况：2003年的时候，中国证券业的研究业务刚开始蹒跚起步，没有人认为证券公司能够拿出严肃的、具有启发性的宏观研究报告。2018年5月31日上午，成都洲际酒店的大宴会厅座无虚席，过道和后排还站着许多人，听众十分安静，神情投入而专注。受现场气氛的感染，站在讲台上的我变得十分放松，脱离既定的演示文稿，开始谈起一段时间以来，郁积在胸中的、对当下宏观经济政策的观察、思考和批判。由于事前没有准备，随口议论，有些言辞颇为尖锐，忘记了两个重要事实：一是台下的摄像机正在进行网络图文直播；二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即时文稿的整理和传播是以分钟来计量的。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演讲立即在网络上疯传，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第二天，广州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即以头版社论的形式发表评论，指名道姓、单刀直入地指责我在成都的演讲是“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一些网络评论员也认为我是“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试图干扰和阻挠国家大政方针的实施。作为证券公司的经济分析人员，在媒体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这与15年前相比，无疑是云泥之判。一些很长时间不联系的人也打来电话，嘘寒问暖的同时，旁敲侧击地询问：目前有没有压力？人身是否安全？上下
犹太人5大经商智慧，靠体力绝不会赚到大钱，大生意是学出来的
有人说："不了解犹太人，就不了解世界".犹太民族是一个谜一般的民族，犹太人是一群谜一般的人物。犹太人是一个小民族，这个民族的人口从来没有超过二千万人。这个数字在数亿、数十亿的世界人口中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个小民族中却涌现出与其人口比例极不相称的许多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的传人。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都是犹太裔人士，许多富有的商人、银行、企业家也是犹太人。【活用数字】《羊皮卷》上说：“如果店主算不清楚帐，他的帐就会找他算账。”数字能够精确反映出企业的许多情况。你的账面反应了一切，你根本不需要去看你的库存、看你的规模，只要看数字就知道你工厂的一切经营状况。犹太人思维缜密，尤其对数字。他们就把这个特点应用在经商上。用数字来思考，来总结社会，让数字为自己服务，这是犹太人的精明之处。 注重数字，习惯数字，这是犹太人几千年流浪总结的经验。首先让数字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然后从生活惯用的数字中找出一条经商原则，以此为基础，成为赚钱的根本。犹太人认为，假如想赚钱就必须把数字运用到生活中去亲近它。注重数字，用数字来思维，如果你是商人，你就要学会运用你的数字思维，对你的成本利润进行核算，这对你的经商是有大裨益的。【捐出1/10的收入】在2000多年前犹太民族就以把“捐献1/10的收入”列入上帝的律法，即使在大流散的岁月中也从未中断。所谓的“慈善”不是犹太人的说法在他们眼里，这样的行为只是一种“公义”：捐献，即一定数量的钱的转移是每个犹太人必须履行的“公共义务”。其强制性之大足以构成法律效力。虽然长期以来犹太人的慈善安排主要服务于犹太内部，对他们寄居的社会大环境没有直接作用，但这种安排可以即时发挥其作用，总而加速这一过程的运行。【不要让支出超过收入 】当支出不超过全部收入的90%时。我就觉得生活过的很不错，不像以前那样穷困，不久，觉得赚钱也比往日容易。能保守而且只花费全部收入一部分的人，就很容易赚的金钱；反过来说，花尽钱包所有钱的人，他的钱包永远都是空空的。犹太人的用钱原则就是这样的，只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他们认为不该用的地方，是一块钱也不会花出去的。以崇尚节俭、爱惜钱财著称的连锁店大王克里奇，他的商店遍及全美50个洲和国外很多地方，他的资产数以亿计，但他的午餐只有1美元左右。对于金钱除了爱之外，还要惜。也就是说，除了想发财外，还要想办法保护自己已有的钱财。犹太人的这些金钱观都是很有道理的，这就是犹太人经营致富的一个奥秘。犹太富商亚凯德说：“犹太人普遍遵守的发财原则，那就是不要让自己的支出超过收入，如果自己的支出超过了收入那便是不正常现象，更谈不上发财致富。【大生意是学出来的】穷人的穷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钱，而是他们根本就缺乏一个赚钱的头脑。富人的富有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现在手里拥有大量财富，而是他们从根本上就有一个赚取财富的头脑。学会利用和发挥学习别人的生意规则，用头脑经营生意。事实上，犹太商人都知道一条亘古不变的生意经——大生意是学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靠体力绝不会赚到大钱】工作成就不能以工作时间来计算，也不应该按干了多少活来计算，而应该以一个人的实际工作所获得的有效劳动成果的多少来计算。想办法提高你的工作业绩，才是真正有效的赚钱办法。靠体力劳动只是最为基本的生存保证，但是工作薪酬低微，付出的辛苦多，工作还不稳定。所以要依靠智慧去劳动，传统的体力劳动是不会得到大量财富的，即使传授中的的大力士，在今天也顶多是维持自己的生计罢了。在今天越来越重视知识的时代，富有智慧的人们注定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者。体力劳动和智慧劳动两者观念不同，造成的命运就会有所不同：依靠自己的智慧使自己变得富有，依靠体力则依旧仅仅可以维持生活罢了。
吉林大学李晓教授在2018年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
亲爱的经济学院、金融学院的全体毕业生同学，尊敬的毕业生家长，经济学院的各位领导和老师，大家下午好！大家可能注意到，与以往不同，今天我准备了个讲话提纲，因为我认真地做了一些准备，权当是我给各位同学们上的最后一堂课，也包含着对各位同学的嘱托。今天我想讲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中美贸易战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第二是我们应当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第三是想借此机会谈几点对同学们未来工作、生活的嘱托和希望。第一个问题：中美贸易战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从今年三月份一直到今天，世界上最为吸引眼球的事件不再是叙利亚，不再是北朝鲜，不再是俄罗斯世界杯，而是中美关系。具体说，就是中美贸易战真的要打响了。这是我们最不情愿看到的，也是力图避免的事情。但问题是主动权不在我们手里。对于这场贸易战，我的关注点不在贸易领域，它使我有着更为深重的忧虑和危机感。首先，从贸易角度来看，既然是美国发动的贸易战，那么权且按照美国方面的统计来看下面一组数据。去年，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为1300亿美元。前不久中国自卫性地反击了美国，征收美国500亿美元商品的25%的关税以后，特朗普又下令加征了我们2000亿美元，然后再准备如果中国反击，会再加增2000亿美元。这是个简单的算术问题。去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约5000亿美元，现在两个2000亿加上一个500亿，他动用了4500亿，还剩下500亿美元左右的额度。而我们已经动用了500还剩800亿，美国追加的这2000亿，我们跟不上了。如果我们也同额度回击，不仅是将从美国的进口商品清零，而是负进口了，理论、实践上都是不现实的。这是美国对中国做出最具羞辱性的行为，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对美国市场依赖太深。我们知道，由于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发展，国家间的分工已经从产业内部分工发展到产品内部的分工。我们称之为生产工序的专业化。因此，一个国家在贸易中实际获得的收益与其实际贸易收支状况未必呈正向关系。再加上在此过程中，中美双方的统计方式不同，如是否将经香港的转口贸易统计在内，以及是按商品的离岸价格还是到岸价格统计等方面双方存在分歧，所以美方统计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比我方统计多出1000亿美元左右。按照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1985年开始的6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375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这期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总额达到4.7万亿美元。而去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占到了整个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将近一半。再从中国来看，我们对美国的顺差从2010年以来的八年时间里，平均超过78%，有四年超过80%，一年超过130%。这些数据意味这什么？说明对美贸易顺差成为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最重要部分，没有了对美贸易顺差，我们的经常项目顺差将会大大缩小。另一方面，我们对美国制造业及其核心技术的依赖更为严重。“中兴事件”虽然尚未结束，但仅就目前的后果来看，不只是十几亿美元罚金的问题，美国国会已经否决了特朗普总统暂缓中止中兴业务的提案，即便最终通过该项提案，恐怕也要按照美国人的规则来改组中兴的管理层及企业管理机制和运行规则，美国甚至要派出一个监督官到这家中国企业。这起事件足以让我们清醒地看到自己同美国之间巨大的技术差距以及对美国核心技术的严重依赖。同时，我们对美国农产品的依赖也同样比较严重。去年，中国自产大豆1400万吨，总进口是9554万吨。大豆生产是非常耗费土地的，平均每生产一吨大豆需要八亩土地。这些进口大豆若是换成中国自种，要消耗7.6亿亩的土地。而中国的农业耕地红线是21亿亩，拿出三分之一的土地种大豆可能吗？答案很明显。不进口可以吗？很难。因为人民对高质量生活的向往和需求，使得植物蛋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这些蛋白加工以后的残渣可以用来喂猪喂牛，保障畜牧业发展。如果不进口，大豆及其附属品的价格都要提高，意味着要出现某些生活必需品的物价上涨。有人说，我们转向巴西进口吧！问题是，全球大豆生产的相当大部分被几家美国公司控制着。巴西大豆从生产、运营到销售几乎都是美国公司控制的。更为本质性的，是我们对“美元体系”的依赖。听过我课的同学们，一定清楚这个原理。总体来看，现今的“美元体系”主要靠三个机制来运行：一个是商品美元还流机制。中国、日本、德国等“贸易国家”向美国出口赚取美元以后，还要将其中相当大部分借给美国。美元是世界清算货币、结算货币和主要的资本市场交易货币，如果不借给它，美国需要自己满足基础货币发行的话，它就会印钞，有可能引发美元贬值。这意味一方面我们本身拥有的美元储备缩水，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另一方面美元贬值意味着我们本币升值，对出口非常不利。所以，作为“贸易国家”的悲剧就在于，我们需要被动地维持美元汇率的稳定，尽量不让美元贬值。也就是说，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要维持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的货币稳定，这是商品美元还流机制迫使我们承担的被动责任，也是我们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公司债的原因。第二个机制是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机制。1971年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确保自身的储备货币地位。为此，美国迅速找到了石油这种工业血液，联合沙特等国建立了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机制。这就意味着其他国家若要进口石油必须用美元支付，因而就必须储备美元。这样，美元在与黄金脱钩之后依然牢固地保持着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第三个是美国对外债务的本币计价机制。美国80%以上的对外债务是以自己可以印刷的美元计价的。就此大家不难想象，美国霸权或者说美元霸权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讲，针对自己的对外负债美国是可以通过印刷美元解决的。当然，正是由于美元是美国控制世界的最主要工具，现实中美联储、财政部还是格外慎重的，轻易不会乱来。但事实上，美国在2008年危机之后已经搞了四次量化宽松，释放出大量流动性。我曾在课堂上说过，学习经济学或研究经济学的人不要轻言“美国衰落”。在我看来，“美国衰落”有一个重要标志，即当美国对外发债的大部分不用美元标价而是用欧元、英镑、日元或者人民币标价的时候，这个国家真的是衰落了。如果你看不到这一天，请不要轻言“美国衰落”。正是由于中国处在“美元体系”当中，不仅使得我们拥有大量的美国国债，而且基础货币发行也对其产生严重依赖。坦率地说，近十年来，中国M2的发行量几乎是世界第一。我们的M2对GDP之比为2.1：1，而美国为0.9：1。发了这么多货币，为什么大家感觉不到呢？有很多原因，但有两个原因最为重要：一是我们的基础货币发行很大程度是用外汇占款来实现的。也就是央行收购企业和公司个人手中的美元，按照市场汇率再释放出人民币，通过这种方式把流动性释放出来。外汇占款占到央行释放流动性的比例最高时达到80%以上，目前也在60%到左右。也就是说，美元储备是人民币发行的重要的信用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房地产扩张，使得央行释放出来的相当大一部分流动性被房地产套住了。所以，贸易战果真打下去，接下来的影响就会涉及到货币金融领域。美国人非常清楚，如果我们的美元储备大幅度减少，那么人民币发行的信用基础就会出问题。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赚取外汇的能力也将受到影响。由于中国是典型的“贸易国家”，本币不是世界货币，不得不将货币信用寄托在其他货币比如美元身上，而且国内的经济发展、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包括大国外交、“一带一路”都需要大量资金，因而外汇储备规模对中国而言格外重要。就近几年外汇增长状况来看，2016年我们在投资领域的外汇净收益出现了440多亿美元的负值。2017年我们加强了外汇管制，勉强恢复到近130亿美元的正值。但是今年1—5月，我们在投资领域中的外汇收入不足50亿美元。在贸易领域的数据就更难看了。去年上半年全口径贸易顺差尚有540亿美元左右，但截止到今年五月全口径的贸易逆差将近250亿美元。六月份的统计还没出来，但一个月扭转不了大局。也就是说，今年上半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净逆差格局已定。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外汇储备状况也不容乐观。有学者测算过，截止到今年五月份，我国的净外汇储备也就是外汇储备减去外币负债，约为1.9万亿美元，比2013年2.96万亿美元的峰值减少了近30%。关键问题是，这1.9万亿美元并不都是归我们所有。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到今年四月底，规模以上的外资企业（含港澳台）总资产为21.68万亿人民币，按照6.45的汇率计算，折合成美元资产的话约为1.55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在1.9万亿外汇储备净值中有80%以上是外资企业拥有的。我在授课时曾说过，由外资企业投资所形成的外汇储备相当于赌场的筹码。什么概念呢？赌客进赌场后会将各种货币换成筹码，无论在赌场中玩输了还是赢了，他所拥有的筹码可以再换成自己需要的货币拿走。也就是说，这些投资的所有权归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可以随时撤资或者在投资期限到期后撤资。虽然现阶段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不会导致外资全部撤走，假如只撤资三成，也就是5000亿美元左右，1.9万亿再减去5000亿，我们还剩多少？我们还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情需要钱。所以，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想恐怕不只在贸易领域，还在“中国制造2025”，更可能是通过贸易战的方式迫使我国做出更大让步，而且很可能是迫使中国在货币金融领域更大开放。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金融国家”，我十几年来一直研究这个问题。表面上看，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是在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为“铁锈地带”那几个州的蓝领工人争取更大利益，迄今为止他在这方面做得很不错。但由于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即日益高度金融化，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利益是其必须予以重视的。金融资本的目标是要赚取全球金融市场的收益，其前提条件就是世界各国货币金融市场的开放，但迄今为止中国这块骨头美国始终没有啃下来。我们的资本项目没有完全放开。特朗普的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核心目标有许多，我想在他的谋划中，不会没有迫使中国更大幅度开放货币金融市场的目标。当然，美国更为重大的国家战略利益就是遏制中国的崛起。对此我们不要抱有丝毫幻想，不要以为这是特朗普个人意愿。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著名学者讲述了他的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华人朋友在美国“美中关系委员会”的经历。这个委员会的宗旨是促进美中友好关系，在他此前的多次访问中，委员会工作人员都是热情接待，笑脸相迎，但这次却像躲瘟神一样回避他，他说自己感到了“麦卡锡主义的回潮。”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恐惧与敌视达到了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所以，在特朗普对华采取强硬的贸易制裁措施之后，他的支持力不降反升，目前达到40%以上，而且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在这一问题上的政治共识高度一致。自特朗普上台以来，两党之争非常多，但唯独在“中国问题”上高度一致。今天，有很多学者试图把中美之间的冲突局限在贸易战范围，认定它只是场贸易冲突，主张不要把它扩大到其他领域中去；还有一些学者认定这场贸易战打下去美国必输，中国必赢。不论他们是怎么测算的，我认为这是一厢情愿或不符合常识的。对一般国家而言，贸易战在经济学上一定是双输的。但是对于大国而言，关键在于谁输得起。历史经验证明，大国之间特别是“老大”和“老二”之间的较量，更多的不是经济行为，不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而是一种国际政治行为，是以国家利益为目标的。国际政治竞争不是“正和游戏”，而是“零和游戏”。经济学与政治学的逻辑有很多不同，一个主要的区别在于，经济学研究的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还是自损六千的问题，它的逻辑是如何让己方避免自损八千，尽量实现自损六千，即实现资源约束条件下以最小的成本达成最大绩效；与经济行为不同，政治的逻辑是只要我赢，战胜对手，牺牲多少无所谓，在所不惜。因此，两者的逻辑与行为规则是不一样的。刚才，大家合唱的国歌里有一句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我不敢说是最危险的时候，但可以说，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的时候。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最大的危机不是贸易冲突，而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霸权国家已经公开把中国当成了最主要的对手，在和平时期利用经济战的手段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遏制和攻击，同时还利用其超强的全球军事实力对中国进行越来越多的威慑，制造周边冲突乃至危机来干扰我们的和平发展进程。前不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有一个发言，赤裸裸地攻击中国是一个掠夺性的国家，是一个偷取知识产权、盗取别人技术、强迫转移技术、强迫地猎取别人资源的国家。这种攻击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他是在把美中冲突上升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高度。最近，美国通讯委员会发表公告，于今年6月11日废止了2015年奥巴马政府时期制定的网络中立法案。我们知道，互联网思维、原创技术与技术服务，所有这一切都以美国为核心。当年，美国为了促进国内网络运营商之间的公平竞争，同时也是为了让世界各国放心使用美国技术、拓展全球市场，搞了一个网络中立法案。但是现在这个网络中立法则没有了，意味着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可以在提前告知消费者的情况下，屏蔽这些网站或者降低这些网站的访问速度，也就是断网。如果一旦对中国采取这种措施，我们银行、交通、商业、邮电等系统可能会瘫痪。最近有一则报道，美国网络军已经得到国会授权，可以对网络攻击和盗取美国知识产权行为作出攻击，锁定地址后利用美国的网络特权，即根服务器关闭攻击者网站。现在全球的根服务器有十三个，其中一个主根服务器和九个辅根服务器在美国，其余的三个分别在瑞典、荷兰和日本。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在正在做更多、更充分的准备。最近，大家都看到一张G7首脑会议上的照片，场面类似“最后的晚餐”，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其他国家首脑冷峻对视，似乎不共戴天。但是要知道，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特朗普提出了一个计划，叫G7国家经济一体化，主张七个发达国家相互之间实现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据说已经得到德国的同意。也许德国的这种首肯是表面的，由于涉及市场份额等复杂的因素，其他发达国家的立场很可能与美国不一致，因为美国市场份额太大，竞争力太强，所以七国间的经济一体化肯定不会顺利。但美国的这种行为意味着一个严峻趋势，即它已经下定决心废除WTO的全球多边贸易规则，也就是我们坚持倡导的全球多边贸易规则。这个规则曾经是美国人创立并坚持实施的。今天他们不想再按此规则再做下去了，要搞一套新的、更高标准的规则。在这方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特朗普对欧盟、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将会促使这些国家同中国坚定地站在一起，抵制美国的逆全球化行动。事实上，这些国家在知识产权问题、强制性技术转让、企业并购等方面对中国的指责、攻击同美国并无二致，立场完全一致。所以，我们不能把中美贸易战仅仅局限于贸易领域，这本质上是一场国运之战。我们更不能将这一场争端视为短期内可以解决的。仅就贸易争端而言，从196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末，美国和日本曾经发生过一场漫长的贸易争端，这场争端打了30年，结果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陷入“失去的二十年”。中美之间的冲突作为一场大国博弈，恐怕需要至少50年甚至更长时间。今天的一切，不过是一场历史大戏的开幕。第二个问题，就迄今为止的中美贸易争端而言，我们需要吸取哪些教训？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谈。首先，就眼前的教训看，主要有两点：一是盲目自大的情绪。一百多年来我们被西方侵略、压迫的太久，心中的大国情怀不仅强烈也更为迫切。必须承认，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在某些领域的进步与发展甚至走到了世界前列。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产生了一种举国的自豪感，同时也伴随着一些自大情结。中美贸易战，尤其是“中兴事件”不啻为一剂强烈的清醒剂，让我们意识到自己与美国之间存在的巨大技术差距。事实上，我们在许多核心技术领域与国外的差距十分巨大。马航370事件出现后，很多人才知道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对自己生产的飞机发动机的运转状况，包括在什么地方运转、在哪个高度运转、在什么时间运转，是完全可以掌握的。前不久，一家汽车零配件公司的总经理跟我讲，世界上有两三家公司的汽车喷油技术做的最好，但是我们军车的喷油嘴一定不能用外国的，即便国产喷油嘴质量不高也要用自产的，因为国外厂家都可以进行喷油嘴控制，关键时刻可以进行停止发动机喷油的操纵。我们知道，网络技术有三个层次，最核心的是原发性的技术创新，其次是原发性的技术进步及其产业化，如芯片，再次才是利用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技术进行的规模经济的市场开发。我们经常搞“光棍节”购物狂欢，无论是阿里巴巴还是京东等都是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经济规模实现的快速扩张，跟原发性的技术创新思维、原发性的技术进步及其产业化毫无关系，只不过是运用别人的技术思维、产业化的技术，利用中国的巨大市场规模迅速推广而成。二是这场争端使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在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更为深刻的改革。以往，我们通过以市场换技术、以资金买技术、以挖人才造技术等方式取得了一些技术进步，但今后这些途径恐怕都难以行得通了。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唯有自主创新，既有技术领域的创新，更有体制和制度上的创新。其次，再来谈谈更深层次的教训，此次中美贸易战爆发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中国忽视对美国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的深入研究。自2016年美国大选开始一直到今年三月份贸易争端，再到今天，我们对美国的判断屡屡失误。更为重要的是，面对着这样一场大国间的博弈，除了一些贸易专业、经济领域的专家纷纷出来发声以外，那些研究美国政治、社会、文化的专家少有声音。这是极不正常的。说明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对自己必须直面的霸权国家的系统、深入研究是非常不够的，因而很少可以对美国做出可持续性的、理性的研判。这是非常危险的，不仅容易出现误判，甚至出现错判。其后果主要有两个：一是情感胜于理性，整体性的非理性思维经常占上风，本质上讲这是中国人典型的农耕民族根性。农民与商人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农民经常是情感强于理性，而商人则经常是理性胜于情感。中国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正式确立走到今天，不过二十几年的时间。这意味着我们中华民族从农耕民族走向商业民族的历程仅有二十几年，因而传统根性自然是很强烈的，使得我们很少能够理性地认识世界，更习惯基于情感来判断世界。当年，骆家辉被美国派驻中国大使，很多人欢欣鼓舞，甚至认为美国终于派了个“中国人”，中美关系因此将走得更好。骆家辉是华裔美国人。正因为如此，他更需要要证明自己更美国，所以对中国的态度、立场也更加强硬。在现阶段和今后的中美关系中，我们必须努力克服这种民族根性，更加理性地认知美国，处理好同美国的关系。二是相应地，我们出现了当年戴季陶先生所说的“智识上的义和团”的倾向。在目前的中美贸易战中，有些学者和专家提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这种提法令人匪夷所思。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在一个经济发展、改革不断深化的时代，何谓“要不惜一切代价”？难道要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时代？“智识上的义和团”的另一个表现，是我们很少认真地研究特朗普本人。特朗普自传的中文版早在2016年4月就在上海出版发行了。那本小册子很薄，中文标题叫《永不放弃》。我看了三遍，感受是特朗普这个人非同一般。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位美国总统的认知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我们经常小看他，当然全世界都小看了他，二是认为他“善变”，但事实上是因为我们自己看不懂，没有认真研究他。他是一个搞建筑出身的人，这类人的思维方式是，首先要基础夯实，其次是思维、设计缜密，逻辑清晰，否则大楼一定要盖歪的，卖不出去的。作为一个商人，他的特点是：当对手信心十足的时候，他特别善于抓住对方的漏洞并戳破对方的底线，为对手带来巨大威慑，进而达到目的；而当对手全力进攻的时候，他又突然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在自己的书中，他曾提及自己咸鱼翻身的辉煌经历，其中也多次谈及他与不同对手之间的博弈经历。我建议在座各位同学看一看这本书。大致就会知晓，所谓的“特朗普善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他研究明白。我现在经常思考一个问题，这场冲突会给中国带来什么？理论上的挑战、实践上的挑战无疑是非常巨大的，甚至迄今为止致使我们获得成功的好多理论都需要做认真的反思。同时，我们的好多对策也需要认真反省。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根本上讲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实现的。开放的本质是什么？是我们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开放，或者说是我们主动地加入到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去，并因此成为该体系的最大获益者。但是发展到今天，美国人认为这个体系让中国人占尽了便宜，自己却吃了很大的亏，不再愿意同我们玩下去了。因此，当今时代不存在什么“逆全球化”，全球化是不可逆的，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全球化进程出现了大分裂。全球化分裂的本质是什么？是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于全球化的共识破裂或没有了，这是当今世界最危险的一件事情，意味着今后美国不再愿意同我们分享他所主导的全球规则和制度安排，这必然对我们今后所有的经济理论及其研究带来巨大挑战。但是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挑战恐怕是思想上的，即在这场争端很可能演变成为旷日持久的大国冲突的过程中，我们是继续冷静地认识我们与美国的巨大差距，坚持虚心地向美国学习，还是由此坚定地走向民粹主义的反美道路甚至以一种“玉碎精神”抵制美国的一切。我们曾干过这种事情，所以我很担心。这些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的严峻挑战，关乎今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方向，是个大问题。第二，忽视对美国经济结构变化的研究，进而对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研究很少，进而缺乏对美国国内政治结构变化的深入理解。特朗普为什么拿中国开刀？对华贸易逆差问题只是个借口。事实上，不是特朗普上台造成了美国分裂，而是美国社会分裂导致了特朗普上台。美国社会由于经济结构金融化被严重撕裂了，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多，中产阶级在破产。所以，美国“铁锈地带”主要的三个州过去全是支持民主党，支持希拉里的，但这次它们的反转是促使特朗普获胜的关键因素。特朗普上台后，必定要兑现竞选承诺。但事情并非仅仅如此，他上台后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政治行为尽快弥合分裂的美国社会。迄今为止，他做得比较成功。因为他非常聪明地捕捉到了一个目标，这就是中国。“中国威胁”是美国近些年来的焦点话题，而且实际上也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共识。特朗普巧妙地利用了这样一个契机，“中国问题”或“中国威胁”成为特朗普手中的一张牌。所以，如果深入地研究美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到政治结构的变化，我们可能不会出现很多误判。我认为，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一些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结论有些时空的局限性，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那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决定社会结构变化，也一定决定着美国政治利益、国家核心利益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特朗普两年或者六年后下台，美国也不会因为更换总统而在战略上改变对中国的基本立场。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第三，忽视对美国控制世界的手段也就是霸权方式、机制等问题的研究。这导致我们经常以工业化国家的视角去认识后工业化的美国，以“贸易国家”的立场去对待“金融国家”的美国；相应地，在此过程中又出现了以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成就来定义自身国际地位的一种幻想。我自己的多年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崛起的性质是“美元体系内的地位提升”。我认为这是很冷静、理性的一个结论。一些人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是为了取代美元，我反对这种观点。我的研究结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不是取代美元，“美元体系”在短期内是无法被替代的，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是减少我们在“美元体系”中的风险和成本。说到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我们的某些媒体是极其不负责任、不专业的，经常用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忽悠民众情感。40年来，正是因为我们加入到“美元体系”当中，我们成为该体系的主要获益者，自然成为该体系的最主要的支撑者（如购买大量的美国国债等），也自然会成为该体系风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正所谓福兮祸所伏，这可能是未来我们的问题所在。也就是说，特朗普的杀手锏正在这里，其实他早已露出了獠牙，如对伊朗、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包括前不久美国部分官员提出的对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冻结等，虽然是传闻，但这种信号意味着当两国纷争激化的时候难免不会出现这种状况。无论怎样，货币金融一定是美国最后的杀手锏、制胜的法宝，这是它的绝对优势所在。那么，我们的主动权在哪里呢？在国内。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认清了斯密经济学原理指导下的市场经济的重要性，知晓了交易分工的作用，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40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开始意识到熊彼特式的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构建创新性国家的宏伟蓝图，意义格外重大。围绕创新问题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我想从国家和个人两个层面谈谈自己的看法。在国家层面，我们必须改革、破除一切不利于创新的体制和制度安排。今天，倘若依旧沉迷于炫耀祖先的四大发明，一定是我们这些子孙的耻辱。我们应该更多地思考“李约瑟之谜”，这对我们意义更为重大。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本质是什么？二十几年前我就提出是制度竞争，即看谁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因此，改革那些阻碍创新的制度安排，创建更加包容、可以自主经营、自主选择和自主流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是至关重要的。这个问题过于宏大，在此暂且打住。第三个问题，就个人而言，围绕创新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想借此机会对在座每一位毕业生同学谈谈对你们的希望，权当对你们的临行嘱托。这里，我主要谈六个方面。第一，养成并保持学习的能力。我在每一次开学典礼上都要谈一个话题：上大学是为了什么？我认为两件事情最为重要：一是掌握学习的能力，二是养成合作的习惯。掌握了学习的能力和拥有合作的习惯，才能事业顺利，缺一不成。在我看来，学习的能力不是指掌握知识和技能，而是指认知世界、理解世界的能力。我们已经知道“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是错误的，我还要说培根的“知识就力量”这句话也是有时代局限的。在今天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和技能永远在过时的道路上。人的一生只有不断掌握并增强自身的学习能力才能不落后于时代。这也是真正的大学教育的宗旨。耶鲁大学的前校长理查德.莱文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居然掌握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那是耶鲁教育的失败。学习的能力不仅仅来自阅读，更多的还有走出去看世界、观察世界、思考世界、品味世界，只有这样才能够拥有开阔的视野，体会、了解人类的诸多不同，这会使人更加宽容。宽容是人类最高的智慧之一，它会使人类增进幸福。第二，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独立思考的个人，不会产生创新性社会。我们都看过电影《阿凡达》，导演卡梅隆70多岁时拍了这部电影，我看后曾说过一句话：这是基于人类的想象达到了人类想象的边界。为什么他可以拍出这部片子？是由于他幼年时代的幻想、对世界的好奇心到了70多岁依然如故，没有被泯灭。好奇心、想象力在今天的中国，在座各位还剩下多少？我真的不敢恭维。大家从幼儿园走到今天，基本上是做着标准答案走过来的。在毕业典礼上，本应对大家说些鼓励的话，但是我还是想严肃地跟大家说，在各位今后的生活当中，如果没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话，将是人生的悲剧。好奇心和想象力塑造着一个人的偏好和喜好，没有自身喜好的人生或者说有自己的喜好却被父母和其他人强行改变的人生是非常恐怖的。这样的人多了，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也一定是恐怖的。所以，学习能力加上独立思考，是形成创新性社会的基本条件。第三，自主选择的能力。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资源稀缺条件下行为主体如何选择的学问。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基本上是不需要选择的。我上小学、中学的时候，感到自己没有什么选择，因为组织上已经替我选好了，不是上山下乡，就是到工厂接班。其实那时也没有什么痛苦，想起来很快乐。今天，同学们的选择非常多。早晨起来你会选择是到A食堂还是B食堂或C食堂吃早餐，要选择上李老师的课、赵老师的课还是张老师的课。选择是有成本的，起码有机会成本，但不论怎样，市场经济条件下自主选择的成本再多也是必要的，市场经济就是由无数的选择组成的。今天，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大家还有多少自主选择能力？近几年经常遇到大学同学、朋友打来电话，说我孩子或者亲属今年要高考了，请你跟我说说哪个专业更好？我问他们孩子自己喜欢什么？经常的回答是“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家长，你们可能更清楚是不是这样。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在我上课提问时，很多同学不敢正视我的眼睛，目光所到之处他们基本上都是放下眼帘，好像他不看我我就看不到他一样。没有问题意识，提不出问题，也自然缺乏自主选择能力，这是个恶性循环。具有学习能力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也一定是拥有自主选择能力的人，自然是创新能力很强的人。谈及自主选择能力，我想谈一点个人体会。现在大家都已基本上选择好了职业，未来还可能有许多新的选择，今天谈这些体会还不晚，也许对你们有参考。经济学强调发挥比较优势，但在做出人生选择的时候，应该注重自己的比较劣势。就是说，你要知道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什么是理性？理性就是知道自己是无知的，或者说知道自己的不足。当你深入了解这些之后，比如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就要尽力回避因自身缺陷或不足难以胜任的领域。这样做，不仅避开了自己的不足，实际上也是选择了你的比较优势，而且会使自己更加快乐、宽容。你不会见到某同学去金融机构做的很好，便产生凭啥我不能去金融机构、大学时我金融学成绩比他好之类的不正常心态。冷静地了解自己的比较劣势会让你有一个健康心态，你会认为那个同学成功是因为他确实很优秀，而在他很优秀的那个方面，我却是不足的。所以，了解自己的不足却不回避，一味地同他人比较，盲目跟风，无异于人生的铤而走险。第四，审美能力。如果展开一幅世界经济地图，你会发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如美国出口的是金融服务，日本出口的是制造业技术，中国人出口的是劳动力，欧洲人出口的是古老的贵族文明积淀下来的审美，几乎所有的奢侈品都来自欧洲。审美是一种历史积淀，前提是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的连续性。这个话题其实是很沉重的，在此我只想谈谈自己的体会。对个人而言，审美是一种品质和修养。一个审美能力低下的民族不仅素养、品格不高，道德水准也会有问题。迄今为止，大家的审美能力基本上都是从父母那里熏陶出来的，问题是在座的各位父母都是“文革”后的一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问题所在。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在今天的毕业典礼上，大家都穿着皮鞋，穿着带领子的正装，我跟赵勇书记提出过毕业典礼上同学们的着装要求。为什么？看看我们的校园里，许多男同学穿着一条大短裤，露着带毛的双腿，穿一双拖鞋，身披庄严的毕业礼服满校园逛。你们觉得美吗？今天，走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判断一个人是否是中国人的标准，基本上就是服饰与行为。针对个体，主要看服饰，相对于其他亚洲人，中国人的服装搭配比如衣裤、鞋帽、鞋袜等的搭配基本是不合体的，远远一看便知道是中国人，在亚洲人里韩国人喜欢穿着鲜艳，穿的素雅且搭配合理的多半是日本人。如果是团体，看到一个人在说，几乎所有人在听是日本人；一个人在讲，一半人在听，一半人乱乱哄哄的是韩国人；一个人在说，少数人在听，多数人各干各的，大多是中国人。审美是一种尊严意识，是一种自我尊重也是对别人的尊重。在庄重的场合，一个没有仪式感的人、着装随意的人既是对自己的贬低，也是对他人的极大不敬。在更大意义上讲，审美可以让人知晓世界上的美好与丑恶，它告诉每一个人，人类的行为应当是有底线的，知道有些事情是绝对不可以去碰的、不可以去做的，而不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我们社会的道德水准才会有所提升。第五，战胜困难的能力。人生中困难是常态，幸福是短暂的，海明威说“勇气就是优雅地面对压力”，人的一生中能成为优雅的人太难了，这也是我自己经常苦恼的问题。有时候，我跟同事说话时会忘乎所以，事后会反思自己的不优雅。但是优雅地面对压力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一个人在压力面前如果能做到优雅的话，这本身就说明你真的能够把困境作为常态。这一点对大家未来的人生、工作非常重要，会增进你的幸福感。最后一点，要做一个具有使命感的人。我不想在这里空谈使命感，不要把它看作离我们很遥远的神圣之物。一个人做好自己每一个人生阶段中应该做好的事情，把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尽可能地做到极致甚至像清教徒那样对待自己喜欢的职业并愿意为此努力一生，你就是一个具有使命感的人。所谓工匠精神，本质上与这种对职业的敬畏和使命感的理解与坚守密不可分。工匠精神与功利主义无缘。在此我还想强调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国土沦丧、家破人亡的民族危亡状态，而是处在快速崛起的进程当中，过去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不应当是现在大家读书、学习的目标。今天的中国面对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面对着如何成为创新性国家的重任，只有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位毕业生同学成为真正的人，即成为具有学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自主选择能力、审美能力、战胜困难能力和有使命感的人，你自己的一生才会幸福，我们这个社会才能不断进步，中华民族才真的有希望。最后，我祝愿大家健康、幸福、事业有成！但是我更想说的是，健康和幸福更为重要！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