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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正的城市格局

(转自网易)

每天都会在网上看到各种城市排名:GDP排名、房价排名、各种指数排名等等,都是用一堆数据下结论,基本都是泛泛之辈的夸夸其谈,或者人云亦云,毫无可读性。

中国依然处于发展大浪潮当中,城市格局是由经济结构变迁决定的,而且变化日益微妙,如果不能从深层次上分析这个问题,就永远只能停留在“数字”表面。

请记住:在中国“数字”不会带来任何真相的,更说明不了任何本质问题!

中国的真相既不像愤青眼里那么极端,也不像新闻联播里那么堂皇。我每天也在看央视的“新闻联播”和“新闻频道”,但不是用“眼”看,而是用“心”看。你只要用“心”,那些虚荣的信息都会被过滤,入不了你的法眼,剥去一层层外皮,真相就自然呈现。

1中国城市格局

OK,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中国城市格局的问题。

首先,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实:在中国,凡是沿海的经济发达省份,都会有一个“经济中心”城市,其经济发展水平要比“省会”城市高。自南向北依此为:广东的深圳VS广州、福建的厦门VS福州、江苏的苏州VS南京、山东的青岛VS济南、辽宁的大连VS沈阳。

也就是说,这些省份都有一个“经济中心”和一个“政治中心”,这叫“政商分家”。只有“政治”和“商业”分家了,经济才能真正的发展,这也是中国第一阶段改革开放的成果,沿海省份经济硕果累累。

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凡是经济欠发达的内地省份,本省经济就会出现“省会独大”的经济现象,比如:湖北的武汉、湖南的长沙、四川的成都、安徽的合肥、陕西的西安、山西的太原、新疆的乌鲁木齐、云南的昆明等等。这叫“政商不分”,“政治”和“商业”纠结在一起,这些地方的经济往往是依靠“行政”手段堆砌起来的。

这就是“内地”跟“沿海”的区别,经济结构不一样。“省会一家独大”和“两个城市遥相呼应”相比,很明显后者更具协调性、分工性,当然这也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倾斜导致的。

而我更想说的是:对于制定政策的领导而言,为什么那么多内地的省级领导依然看不到这个问题呢?

比如安徽,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举全省之力建设一个“合肥”。凡是去过合肥的人都知道,论及外表它算是富丽堂皇了。但是一个省会的富丽堂皇跟该省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没有任何关系!更何况,合肥本地人均收入其实很低,也不能跟其外表成正比。

究其本质,是领导们太喜欢、太在乎自己的家园了,因为他们都是住在“省城”里的。他们难道不明白:要想使一个省的经济水平得到发展,必须“政商分开”,政治的归政治,商业的归商业。选择一个城市作为“经济中心”跟省会遥相呼应,这叫分工明确、定位精准,这样既出政绩,老百姓生活又能提高。乱炖是做不出好菜的!

安徽如此,四川、湖北、湖南、陕西、山西都是如此!OK,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有些省会生产很富丽堂皇,而该省的百姓却很穷了吧。所以大家看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不要看新闻、不要看数字、不要看高楼。我感叹的是:如果没有开明的思想,没有足够的大局观,这些地方会一直落后下去!

2中国的大城市

OK,弄懂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看整个中国。

如果把中国看成一个大省份,那么其政治中心就是北京,经济中心就是上海,你看这分工多么明确,所以改革开放才30年就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经济成就。

首先,北京和上海到底谁才是中国第一大城市?这个大家不用再争论了,是北京。因为我的几个微信公众平台早就给出了后台分析,北京永远都比上海多大概三分之一左右,当然这里仅从人口多少而论的。

那么,北京因何成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的呢?

这里就必须有深层次的分析。我们知道,中国城市发展基本上都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而中国上一个阶段的改革开放,其发展方式其实就是“权力经济”。

北京,其实是“权力经济”的极端产物。

中国上一个阶段的改革开放,其实不是完全的开放,只是开放了一部分权力,依然有很多权力是没有外放的。因很多地方政府、企业办事都得跑到北京来审批,“驻京办”就这样产生的。全国的钱都往北京送,全国的有钱人都想往里挤,北京房价能不高吗?

同时,北京垄断了全国最得力的资源,包括全国最高端的教育、医院、文化等等资源,一点不愿意不往外放,导致很多人的理想只有在北京才能实现,“北漂”就这样产生的。

这种绝对的优势导致在北京的人心态都是“扭曲”的,在北京随便见一个人,都说自己认识这个认识那个,这也能干那也能干,再大的事到他们嘴里都是小菜一碟。腰里不怀揣着几个亿的项目,都不好意思出来见人。

上帝是公平的。北京享受了全国最优质的资源,也呼吸着全国最肮脏的空气,谁敢说“雾霾”不是上帝赐给北京的特殊礼物?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接下来就将解决权力的问题。李克强总理要就申明了:要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再加上反腐的强化、审批流程的缩减、政府职能的转变。

中国将迎来下一个崭新的时期:今后的企业家将更加注重创新,而不是搞关系,政府更注重服务和搭建平台,而不是掌控和指挥。

这就是中国上一阶段的经济体制问题,再加上发展速度之快,导致北京之大实数世界罕见,其各项隐患和大城市病,也将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再定位而减缓。

全国的钱都往北京送,然后这些钱都送到上海运作。这就是政治中心和是经济中心的区别。准确说上海应该是“金融中心”。

所有的商业模式发展最后,就是钱如何生钱的问题,这就是金融的本质,它位于食物链的最高端,所以上海人均GDP永远是最高的。只要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不动摇,永远都是最富裕的城市,这是定位决定的。

这些钱运到上海后就需要钱生钱。因此上海的金融公司多如牛毛,在那里最普遍的工作是“理财顾问”和“理财经理”,她们是怎么开拓客户的呢?最开始是去百度做推广,后来是微信摇一摇,最后是去跟大爷大妈一起跳广场舞。

上海人眼里都是钱,所以会更加物质和现实,上海的小资情调和虚荣也是无与伦比的。是一个适合成功之后再来运作和挥霍的地方,它缺乏对成功过程的欣赏,也就是缺乏对勤奋的认可、对年轻人的包容。

而这一点形成了上海最严重的诟病:太缺乏创新和创业精神了,为什么我们要提到这一点,因为这一点才决定着一个区域未来。

这就是深圳和上海的区别。深圳的定位应该是“科技中心”。科技最讲究的是什么?就是创新!

深圳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如果你想读懂中国历史就去读北京,如果你想读懂中国近代史就去读上海,如果你想读懂中国现代史就去读深圳!

中国电子类、家电类、智能产品往往都分布在这里,深圳的南山,基本上聚集了中国的所有科技巨头,其实要看“中国制造”的水平和前景,就看这座城市的创新能力了。

在深圳的大街上,你很少看到老头老太,整个中国正在老龄化,唯有这座城市依然是年轻人的天下,这其实也是深圳的一个优势条件。

这是中国的三个一线城市,各有各的定位,北京代表的是因为国有资本,上海代表着外资资本,而深圳代表民间资本,三者各司其职。各领风骚。

很多人说一线城市节奏快,压力大。但是一线城市的服务性质和消费结构的完善,却是其他地方不具备的。

另外,在一线城市打拼更多的是依赖你的能力,然后去碰撞各种机会。而在三四线城市,或者你的老家的那个县城,更多的看你的背景和出身,相信这一点很多人深有感触。

3中国“传统产业链

继续详解地域经济格局,我们就必须要弄清一个概念,那就是产业链。中国“传统产业链”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以纺织服装为例做一个说明:新疆的“棉花”先运到山东,在山东做成“纱线”,山东的“纱线”再运到“江浙”做成面料,这些面料再运到广东做成“服装”,然后再贴上各大品牌的标签,我们身上的每一件衣服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从“棉花”到“纱线”是初级加工,这是劳动密集型生产,从“纱线”到“面料”是深度加工,需要染色、漂染等各项功能的检测,而从“面料”到“服装”则需要设计师的创意注入,然后才能成为一件衣服。最后就是“品牌”运作,经过品牌方不断的营销和宣传,最终成为各类人群追逐的品牌服装。

大家发现没有,在这条传统的产业链中,从低到高依次是:新疆、山东、江浙、广东,这些区域的经济水平依次递增。

这就是定位决定的,你所处的环节越高,所需要的技术含量就越大,以脑力劳动为主,获得的收益就越高。你所处的环节越低,所需要的技术含量就越低,以体力劳动为主,往往都是粗放型的生产。

从产品角度来说,品牌运作就是产业链的最高环节,比如我们使用的苹果手机,虽然都是富士康生产的,但我们从来不会认为它是“中国制造”的,这就是品牌的神奇之处。这也是中国经济的瓶颈,沦为给别人代加工的地步,处于整个世界产业链的低端环节。

从商业角度来说,金融才是产业链的最高环节。无论是服装这样的快消品,还是服务行业,很多品牌都把总部设立在北京,赚到了钱再送到上海运作(上海股交所)。

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就是这样来的:

新疆—山东—江浙—广东—北京—上海。

究其本质是这样的:

材料—加工—成品—品牌—金融。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有时先天条件更容易决定一个区域的定位,比如几乎所有的“资源强势区域”都处于“经济洼陷区域”。比如内蒙、新疆、山西拥有很多优越的原材料,羊毛、矿产等等自然资源,无论你的养殖、开矿技术做到多么极致,却永远只能处于“资源”这个最低端环节。

而江浙和广东往往其实都是土地的贫瘠之处,他们只有从事商业活动的才能维持生活。这就好比一个人天生拥有“坐享其成”的老本,往往“不思进取”。而一个人如果生下来“一无所有”,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创造欲望。

点评:

所以有时候真的不是我们不够努力,而是你生下来就处于某个环节。你的环节定位既跟你的区域有关,也跟你的背景、环境、学识、能力有关。无论你在某个环节做到多么极致,永远还只能停留在这个环节。

比如很多人从技术员做到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特级工程师,依旧还是技术工人······其实很多道理都是如此,真正的改变现状是“跳出去”,这需要你能从更高的高度看待一系列问题。

除了先天条件之外,后天政策也是一大驱动。比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把一些政策给了沿海城市,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大连这五大计划单列市,就是这样产生的。

它们自南向北分布,这种外力性的“政策驱动”在上一个改革开放阶段发挥着巨大作用,极大的影响了中国城市发展格局。

但是,这种“政策驱动”在接下来的格局变化中将逐渐失灵。中国的城市之前是投资驱动,今后必须依靠城市内生驱动力。这也就是使我们说的,中国今后的发展,行政干涉的作用会越来越弱。

比如:1978年邓小平在珠三角的南疆画了一个圈,后来深圳特区现代化的大都市。1990年4月,江泽民在长三角的浦东画了一个圈,后来浦东后成为上海经济的引擎。

2003 年,中国又在河北唐山曹妃甸画了一个380平方公里的圈,辅之以2万人口的首钢整体搬迁。但自2003年启动开发建设以来,累计填海造陆超过230平方公里,总投资超过3000亿元,高峰时期号称日均投资4亿元,一度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单体工地”、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

它不仅承载着唐山城市和产业双重转型的“蓝色之梦”,更被视为重塑京津冀区域发展格局的战略之举。然而大规模的投入建设了十几年之后,这个“圈”却不灵了,曹妃甸陷入鬼城风险,平均每天要偿还的利息高达1000万元!

直到现在,像天津和重庆这种依靠政策介入的城市,依然像“老汉拉车”一般。我们整天看到两座城市的新闻,官方给的GDP数字也很高。但是这些都是表面,其实探讨一个区域或者城市的前景,我们只要推敲一点就可以:这个城市的定位究竟是什么?它有没有内在的张力?

的确,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这一点可怕到你所在的区域也可以成为制约你发展的条件。但是,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只有一种力量可以改变世界,它就是互联网!如果没有互联网,中国(包括世界)依然会按照既定的秩序运转,但是互联网的发展,将这一切规则都打乱了,下一个希望又到来了。

比如杭州,杭州是中国电子商务的策源地,并且把电子商务作为支柱产业。这是一个很精准的城市定位。电子商务的本质就是重新制定一套买卖规则,无论产品是谁生产的,我就把最合适的产品第一时间送到最合适的消费者手里,内销有淘宝、天猫,外贸有跨境电商。

电子商务改写了商业格局,包括我们上面讲到的产业链。我为什么要说那是一条“传统产业链”,就是因为在互联网时代它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如今一个品牌的诞生完全是另一套逻辑,这里不再详细探讨了。

放眼四望,未来的社会财富不再只是产品,而是数据和信息。谁对接了消费者的需求、谁掌握了消费数据、谁就在书写商业规则,中国倒闭了一批又一批传统企业和传统产业,只能是一阵暂痛而已,就像新生儿即将诞生,总会有临产疼痛一样。

总之,中国的未来依然充满各种变数,城市格局依然会动荡。但有一点不会变,就是定位决定未来。有很多城市定位很模糊,你提到它往往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这就好比一个人各方面都很平庸,属于泛泛之辈,你怎么看好的它的前程?

还有很多城市摇摆不定,今天说自己领先中部崛起,明天喊着要融入长三角,这就好比当你发现一个人什么都可以干时,其实他什么都干不好。而当你发现一个什么都干不了时,却总有一方面,是什么人都比不了他的地方,只是你还没有发掘到它的潜力!

所以,当我们无数次暗暗立志之时,有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而生?

六大困局,正在蹂躏中国智慧

从 2014 年开始,中国已经进入世界 GDP 总量超 10 万亿美元俱乐部了,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只有两个,一个是美国,另一个就是中国。中国对此似乎不太高兴,从 GDP 总量超过日本那一年开始,就一直谦辞老二地位,说某些国际势力夸大中国 GDP 总量是个阴谋。但事实上,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是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再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出来的。也就是说,咱自己的数据灌水,最后导致人家计算出这个结果,怨不得别人。

第一大困局:世界工厂地位衰落,产业结构调整极难

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经历了2001-2010 年的十年辉煌,终于无可挽救地陷入衰落。最新报道是世界工厂的主要车间东莞出现第二波企业倒闭潮,据说去年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有不低于4000家企业关门。

世界工厂衰落的转折点是2008年,从2008年至2012年,公开的数字是,东莞有7.2万家企业被关闭。现在,以劳动密集型为特点的东莞企业大量倒闭,标志着以透支生态环境与劳工生命成本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在此之前,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按照官方 说法是投资、外贸、内需,如今这三驾马车齐齐死火,今年一季度,外贸增速同比下降了15%(而11月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更曾跌至500点以下),表明外贸这驾马车再也无法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得另想出路。

过去20多年以来,房地产一直是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龙头产业。从前年开始,高度泡沫化的房地产业陷入停顿,虽然政府、企业努力撑住房市不让下滑,但房地产带动的几十个上下游企业却陷入全面产能过剩。比如离房地产最近的钢铁业、水泥业产能过剩高达30%左右;距离较远的地板、家具、纺织业等相关产业也严重过剩。这种产能过剩危机,被比喻成“中国经济的核威 胁”,即像核弹一样,随时可能引爆经济危机。因此,中国现在要发展“一带一路”计划,成立亚投行,向外输出过剩产能。这是另一个大话题,就此讲一点:这个计划成功率可能较低,因为纳入这计划的几十个国家,大多是主权信用不好的国家,除了中国与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合作另有目标之外,中国在其他国家的投资可能会打水漂。

上述问题预示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无望。所谓经济结构调整,不是政府想调整就能够调整到位的(好比楼房,结构岂是可以随便调整的?)。早在 2005 年,广东省就开始号召腾笼换鸟,想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引进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结果是笼子空了,旧鸟离笼,新鸟没能进来,目前是珠江三角洲产业空心化。

世界市场饱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入低端制造业,中国产能过剩,房地产绑 架GDP,刺破泡沫意味着GDP大跌,谁也没有勇气。这是第一大困局。

第二大困局:庞大的失业大军。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失业问题一直是悬在中国人头上的一把剑。1960年代中国就存在严重的就业困难,当时城市年轻人大量上山下乡,能招工、参军就是好出路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世界工厂的辉煌时期,也还存在大量失业人口,比如农村过剩劳动力高达1亿多。目前世界工厂衰落,失业问题就更严重了。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公布的城市登记失业率都不高于4.5%,这个数据不说明中国真实的失业状况。

第一,这个数据只计算了城市中去政府部门登记的人口,没有登记的不算在内;

第二,这个城市登记失业率将农村的失业者排除在外,而农村的过剩劳动力数量相当庞大。排除了这两部分人的统计数据,本身就有严重遗漏。

目前,中国失业大军由四个层次的失业者构成。

一是农村过剩劳动力,随着世界工厂的倒闭,大批农民工返乡,失业现象严重;

二是外资白领,随着大量外资撤出中国,不少原来薪资优渥的白领失去工作;

三是失业大 学 生,由于学校里要求大 学 生提供就业证明才发放毕业证,学生被迫想方设法让父母或者亲戚单位提供假的就业证明,学校提供的就业率已完全失去了意义。

四是城市中那些初、高中毕业后长期在家待业的青年,这些人,中国媒体将其称之为“啃老族”。

中国的失业者到底是多少?有两个数据可供参考。前总 理温在2010年3月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公开宣布:中国失业人口有2亿。另外一个数据由原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提供。今年1月林毅夫在2015冬季达沃斯论坛表示,由于工资上涨,中国将有1.24亿人的制造业岗位转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是9.4亿,一旦失业人口达到3亿,真实失业率相当于32%。

这么多人没有工作,意味着国家与民众之间的“面包契约”已经失灵。所谓“面包契约”的内涵是:国家让老百姓“让渡”自己的政治权利,比如选举权、新 闻 自 由、言 论 自 由、集 会自由与结社自由等,以保证让老百姓吃饱饭作交换,这就是所谓“面包契约”。如今这么多人失业,说明老百姓既未得到权利,也没能得到面包。任何一个国家,面对如此高比例的失业人口,都是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劳动力数量庞大,市场却饱和,同时大量机器人进入各行各业,对劳动力的总体需求下降,使就业成为第二大困局。

第三大困局:资源危机严重,对外高度依赖。

中国的环境污染是立体化的,即水(江河湖海)、陆(土地)、空(空气)全面严重污染,这方面资料很多,只谈资源危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约束,无论是作为生产资料的各种矿产,还是作为生活资料的粮食,中国都对外依赖严重。

石油号称“经济的血液”,中国现在60%以上依靠进口;铁、铜、锌等各种金属矿,对外依存度也都比较高。总之,中国经济安全严重依赖外部因素。民以食为天,仅以粮食一项来说,中国农业人口占60%,但粮食自给率到2014年已经降低至87%,三大主粮如大豆、玉米、小麦都依靠进口。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撇开因为土地污染导致的粮食污染不谈,仅就量上来说,中国有接近2亿人口的粮食依靠进口。这就使中国的粮食价格与国际市场粮价的波动连在了一起,只要有天灾人祸,比如战争等使产粮国减产,中国粮价就会上涨。

关于粮食对外依赖严重的不安全性,20多年前美国生态环境学者布朗写了篇《谁来养活中国》,提醒中国注意粮食安全,但是中国却将这个研究报告当作“反华势力抹黑中国的阴谋”,是“中国威 胁论”,大批特批,批了好几年。近几年意识到粮食安全终于成了问题,对布朗态度有改变,曾邀请他来中国演讲,但最终还是接受不了人家许多观点,于是又冷了下来。对布朗这位学者态度的冷热变化,说明在中国讲真话很不容易。

资源危机将会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即便发生新的技术革 命,大幅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资源问题也不是短期能解决的。

第四大困局: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潭。

地方债务危机有可能引发地方财政危机,令中央政府十分头痛。

中国的总债务规模,前年据外国投行估计,高达中国GDP总量的168%(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5年5月8日公布最新报告,中国的债务总额已经达到了GDP的282%)。其中只有很少部分是个人债务,大部分是政府债务与企业债务,其中以地方政府债务居首,约有20万亿。

以前上报18万亿是少报,官员有政绩考虑。据国家发 改 委官员李铁所言,地方债务上报数(18万亿)不及实际债务的一半数额,他们在地方调研时,走了十几个城市,地方反映说只报了10%,有些报了20%、30%。上报数超过实际债务50%的几乎没有,因此这18万亿只占实际债务的30%-50%。对此,中央政府比较在意,2014年9月曾颁发“43号文”,让地方政府在2015年1月5日前将债务如实上报,暗示将由中央拿出钱来,为地方偿还部分债务。

原来担心头上乌纱不稳,对债务尽量瞒 报少报的地方政府看到了希望,“诚实”上报,海南省还公示债务,结果是地方债务瞬间爆发式增长。财政部一看各地上报的数额,发现这“父爱主义”不能发挥,只好于今年1月下旬再度下发文件,宣布上报不合格,打回重报,还是限定在原来的20万亿左右。

现在的办法是,地方政府上报的20万亿债务,部分由中央政府埋单,部分由市场承担,剩余部分由地方政府、省政府承担。通俗一点解释,就是地方政府赖帐,如果引发群体性 事件,省里象征性地承担一些以平息事件。

由于地方政府除土地之外,没找到新的生财之道,这个巨大的债务泥潭,令中央政府头疼。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如何进行新的利益分配?地方政府已经毫无筹码,中央政府会让步吗?这是第四大困局。

第五大困局:金融危机。

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除了债务危机之外,还有正在升高的坏帐率,以及超发货币形成的巨大流动性过剩。

先谈银行坏帐。目前出现的是改革以来,由房地产烂帐引起的第三次坏帐高峰。第一次坏帐高峰是在朱时代,从1998年开始,中国处理最初剥离的1700亿美元用了长达六年以上的时间。但是“前清后欠”,清理了部分旧的坏帐,又形成了更多的新的坏帐,使中国银行海外上市受到严重阻滞。中国政府干脆采用了一个“聪明”办法,成立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将这些不良资产即坏帐“剥离”后划到这些公司的帐面上,不影响银 行 帐面观瞻。其中部分不良资产打包卖给了外国投资公司——外国公司为什么要买不良资产?那是因为中国金融系统的运作当时对它们来说是个谜,想通过购买不良资产摸清中国金融系统的运作情况。

第二次危机是在温时代,银行坏帐又积攒了8000多亿美元。为了到美国上市,能够通过美国证券市场的“萨奥法案”(全称Sarbanes-Oxley Act,简称SOX法案,美国国会2002年7月通过),中国不得不雇请好几家声誉很好的美国评估机构帮助审计,如安永、普华永道等。当时美国证监会主 席是美国资深政治家考克斯,对中国没有什么好感,把关很严。这些美国评估机构在审计中发现中国银行系统的状况太糟糕,估计很难通过,建议这些银行到香港上市,不以华尔街为目标。中国邀请十几家外国银行如瑞银、Citibank、美国银行、新加坡淡马锡等到中国银行做“战略性投资者”,允许其合约期满后退出。有了这些合作伙伴做包装,中国四大银行在香港和中国A股市场上市后卖得很好。这几只大旗舰一上市,曾占A股总市值一半以上,吸纳了不少资金,外国银行赚到盆满钵满,2007年后陆续退出。中国政府处理银行坏帐的本事,让外国同行目瞪口呆。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欧美各国艰难应对,即使是美国,最后也不得不让百年老银行雷曼兄弟破产。面对此情,《华尔街日报》有位专栏作者想起中国政府处理银行坏帐的“高招”,写了一篇调侃文章《党支部空降华尔街》,称应该请中国来处理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成立资产公司,剥离银行坏帐,让坏帐在银行与公司之间的帐户上转了几次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再来谈中国的货币超发问题。近3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依靠超发货币。这些年来,中国成了世界第一大印钞机。2003-2013年的10 年间,基础货币增加88万亿元人民币,外汇资产增加了3.4万亿美元。

在投资兴盛时期,超发货币的负面效果还不明显;近两年投资减缓,结果导致国内储蓄增加,游资增多,加剧了流动性过剩困境。由于冲销工具极少,深谙中国金融情势的央行行长周小川终于筹思出一个冲销办法,这就是他于2010年11月在财新峰会提出的“池子理论”,大意是:为了应对短期投机性资本即热钱流入,要加固防洪堤;对已经进入国内的热钱,要筑好蓄水池。周小川筑的“池子”究竟是什么呢?通俗一点讲,一个是房地产,用房地产筑池子,圈住流动性。这就是中国房价节节上升,高居全世界之冠的原因。有人曾写文章,戏说北京一地的房地产变现后,其数量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现在房地产不行了,就用股市做池子,圈住流动性,一旦股市下跌,市值蒸发,流动性就大大减少。

中国发了这么多钞票,但从基本生活用品来看,通胀率似乎不高,主要是因为消费物价指数(CPI)当中没将房地产计算进去,美国是将房地产价格计入CPI的。如果房地产价格上涨被计入CPI,中国的通胀率会相当高。

现在房地产市场下滑,就用股市做“池子”,股市的暴涨暴跌会暂时消解金融危机。这个方法比国民党发行金元券搞币制改革高明,国民党发行金元券等于是硬抢,因此国民党在遭遇政治失败、军事失败的同时还遭遇财政崩溃。而股市是让股民自己入套,输了也没法怨天尤人。不过,前几年国内《瞭望东方周刊》发表文章《红色经济学家冀朝鼎》,谈到向宋子文献币制改革之策的冀朝鼎是周 恩 来派去的卧底,在关键时刻出了这么一招,加速国民政府的垮台。

从西方金融业的角度来看,周小川很不合格,不应该用这种转嫁危机的方式消解自身危机。但从中国政府角度来看,周小川是个了不起的金融家,干了三届央行行长,驶过了许多金融业的激流险滩,在危机预期中努力推迟危机的到来。今后如何,就看他的运气了。

第六大困局: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

近20多年来,中国权贵资本掠夺公共财与民财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造成贫富差距十分悬殊、财富过度集中的不平等状况。

北京大学中国社科调查中心曾发布一个《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其中有几个数据: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样的财富集中状态,这么高的基尼系数,放眼全球,唯此一家,连非洲最烂的国家津巴布韦都没达到这种不平等状态。因此,中国的低收入阶层,也就是穷人,几乎占人口的60%左右,一个穷人太多的社 会,一个没有上升通道的社 会,是一个充满不安定因素的社 会。

西方国家只要遇上这六大困局中的三个就会垮台就得辞职。但是中国依旧坚如磐石。不过,这些问题总是要解决,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

近现代以来,人类社 会解决社 会困局的方法有三种:

一是马 克 思主义的,即用暴力革 命推 翻重来。在1949年之前,中国有这种推倒重来的革 命,那就是农民革 命、农民起义与共 产主义革 命。

二是帝 国 主 义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通过战争对外扩张解决国内困局。

第三种则是凯恩斯主义方式,即加强国家干预,用提高税收、扩大赤字财政、刺激投资、增加就业,提高国民购买力等方式来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困局。中国实际上是计划经济下的政府管制与凯恩斯方式混用,事实证明,效果并不太好。

中国接下来会用哪一种方法解决六大困局呢?

无论是官方意识形态,还是民间价值观念,中国社 会观念都与第一种最贴近。马 克 思主义对类似中国目前这种现象的解释很简单,一切危机的根源都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受到剥削,收入太低;少数人依赖于剥削与特权掠夺,占有了大部分社 会财富。

第二种方法显然行不通。第三种方法,已经失败了。

很显然,上述三种方法都不合适,都不灵。那么是否会有第四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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