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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中国的企业家确实没有好的下场

以下文字为2013年《时尚先生》采访马云的对谈纪录。在下文中,马云谈到了退休和接班人、谈到了企业和社会责任、谈到了公司内部的危机。这些对话在今天看来依然值得思考,尤其是在纽约时报称明天(也就是周一)马云将辞去阿里巴巴董事长职务(一种说法是宣布接班计划)的时刻,更值得拿出来重新一读。

ESQ:谢谢。我确实在2010年之后很少看到你的访问。因此我会蛮好奇,2011年和2012年除了救火,你在做什么?基本上每次看到你都是在救火。而且貌似你也很少待在公司。

马云:过去的一年,你知道我在干什么?你不知道?太好啦!其实很多人,你们都知道,只是你们都没说。

这一年(2012年)整个集团的思想是修身养性。因为在经过2011年后我总结下来,假如我们不关心自己,不关心身边的人,不关心员工,你要想关心世界那是胡扯。还有,我们要让阿里人明白,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生态系统,而绝对不能建一个帝国系统。所谓养性,性命相关,性格和命运是相关的。所以,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这个人的命运能走多久,一个公司的性格也决定了一个公司能走多久。

其实在2011年爆发一系列事情之前,所谓七记重拳之前,我就已经确定了这个方针。但是没想到,虽然确定了这个方针,但还是速度太慢。2010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有直觉。我的本能告诉我,再这样下去,一定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规划,比如拆分淘宝。尽管我觉得我们的速度已经够快了。但是,先是准备要拆淘宝,没想到跑出了个卫哲事件,哐就来了。尽快加快速度,非常之快,但还是出现了一连串事情。

这一连串事情,让我要重新反思我们的生态系统,我们的内部生态系统和外部生态系统。尤其是我们内部的生态系统没建设好,要想建设外部的生态系统,是不可能的事情。另外,确实身心疲惫。从2011年年底到现在,身体非常疲惫。还有一些家里的事情,当然,传言说要闹离婚了,都是胡扯。

现在我自己觉得,我静下来,公司就会静下来。慢慢去思考。有些问题在慢的时候反而会变得清晰。所谓你乱得越快,外面乱得越快,你静下来,外面自然也静下来。你门前的森林都已烧了,你是救这些森林,还是干脆在前面挖一道壕沟,烧到这儿之后,没了就没了。所以,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设计,5年以后该干什么。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多了一点。

在互相不信任的时代,你解释的越多,就越糊涂。没有人会相信你。因为大家这时候似乎已经在表明:你做企业,你做商人,一定就是坏的,对吧?我是坏的,或者我见过的成功的

人都是坏的,你说你是好的,你肯定是虚伪,你假。与其花时间去解释,还不如去思考该做些什么。但是原则不能变。我还是我。我们公司在做的所有事,方式

方法都没有变,加快生态系统建设,加快自己公司开放透明。我们不能做到公平,但我们要做到公正。公平很难。公平不是我的职责,但公正是我的职责。

所以这一年很多时间是用在这里。当然,这一年还有自己身体不好,还有家人,花了很多时间。这个我不方便透露,我也不想透露。我花了很多时间去陪家人。

自己静下来,反而挺有意思。我前两天跟他们讲,你要想活得好,你得运动。你要想活得长,你得不运动。那你怎样能够既要活得长又要活得好,那就是慢中的运动和运动中的慢。太极拳就很有道理。一个企业也是这样。你要控制节奏。你懂得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不该动。

ESQ:太极拳带给你什么?

马云:我觉得太极拳带给我最大的是哲学上的思考。阴和阳,物极必反,什么时候该收,什么时候该放,什么时候该化,什么时候该聚。这些跟企业里面是一模一样的。你去看西方的管理哲学,是从基督教的思想过来的。包括日本的精益管理,也都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在里面的。中国公司的管理,要不就是从西方学一些管理思想过来,要不就是从日本学习一些流程管理的方法,没有一个文化根基。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文化根基,中国的管理才能够进入到世界的管理财富中。我从太极拳里悟出了儒释道文化,很有味道的东西。我把它融入到企业管理,这样我是很有根源的。否则你今天去剽窃了一下GE的六西格玛,明天去学习了—下日本的精益管理,后天再去学习下欧洲的资本运作,但人家的东西是有根基在里面的。你没有根基是不行的。

ESQ:所以中国是没有资本主义精神的,可以这么说吗?

马云:我觉得中国应该有。资本主义,假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它只是手段而已,可以为我所用。但关键是你自己要明白自己要什么。什么时候该要什么,什么时候该放弃。做企业,前面没钱。到了一定程度,你一定要用资本这个手段。但它是个手段不是你追求的目标。我们这个企业到了这个阶段如果不用资本……

资本主义不是西方特有的,是一个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一定要有的。如果企业到了这个时候,你不用资本的手段,不去想资本主义的东西,现在国家经济发展到了这个状态,可能吗?不可能没有的。只是很多时候你还没到这个阶段你、就已经死掉了。

但是今天,假如你没有根基,你只是用了些人家的手段,没有用。你必须要有根基。你刚才问我太极拳的问题。我从太极拳看到道家思想,再从道家思想看到佛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再通过学习明白整个基督教的管理思想。在这里面,假如我能从中国文化的源泉,能从这里面诞生出我们的管理哲学思想那。这个公司才能持久,才能进入世界级。否则你就是个剽窃货,就是山寨。中国绝大部分企业都是山寨货。

当然我没这个文化水平,我没想过自己能够成为管理大师,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成为像南怀瑾那样的人。但我得到了一种味道。这个味道能让我乐此不疲地去做。有人跟我说,半本《论语》治天下。我看了一两章《道德经》,我觉得哎呀其乐无穷,可以用到公司里面;练了几天太极拳,悟出了一些道理。

ESQ:2007年阿里巴巴上市之后,很多人会觉得马云有点不务正业,投资华谊,做云锋基金,又去跟李一呀什么的,所有新闻里都出现他,但是好像是精力没有用在公司上。这个说法成立吗?

马云:我做任何事情,都只会围绕一件事情:阿里巴巴。因为今天阿里巴巴已经不是我的了。阿里巴巴第一天不是我的,

今天不是我的,未来也不是我的。它是无数的人,上千万的人吃饭在这儿。闯祸要闯大祸。

投资华谊,第一天,我是半点兴趣都没有。真实的故事是王中军找了我一次两次,我半点兴趣都没有。后来有一天开会坐到我边上,他说,马云,来看看我们的华谊公司。我

莫名其妙问了他一句话:你到底想赚钱,还是想做大产业,做中国的时代华纳?我说,如果做时代华纳中国是有机会的。未来中国几个大产业,有一个产业是会增长十倍的,那就是文化产业。如果你想挣钱,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以前没有,今天也没有。钱越多,责任越大。妈的,有那么多钱,你突然发现你要干的事情也多了。因为找你的人都大了。以前你没钱,没人找你。你有钱以后找你的人都很大,要不就有权,你吃不消。

他说,我想做时代华纳。我说好,如果你想做时代华纳,我们谈谈。我们就开始谈。我说,第一,按照我的游戏规则走,企业不能这样管,要有战略要有管理。因为我看了—下中国几乎所有的传媒娱乐公司,都是当生意在做。那时候他又是卖宝马,又是做广告。必须调整,必须重新梳理。我问中军你同不同意?中军说同意。

我一旦进去以后,我发现,哇塞,他们的创新和创意,是我们这些公司要学习的。要从娱乐公司里学习创新和创意。这是我们这些年没去想的,创新一定在业外。我看他们公司倒不大,开个party的样子,哇塞,好像几百亿的公司才吃得消的样子。我就问,你们怎么搞出来的?一个故事,冯小刚吹吹牛,然后就编了个电影,而这个电影那么有意思,那么有乐趣,我突然觉得,我在帮他们的时候,他们在帮我,帮我对很、多问题的想象。

这就是投资华谊,我个人乐此不疲。在前面三年,我给华谊很多帮助。我一个月至少花几天,跟王中军天天谈,改变他的思想,重塑他的商业模式。后来,再帮他带进一批投资者,虞锋等人。我再说服冯小刚要有信心。我说中国一定会有一部电影的票房会过一亿美金。这里面他们也给了我很多,比如对创新的认识。然后我在公司内部把总监要做的是导演的思想,再灌输进去。这是从华谊学到的。

投云锋基金,同样的道理。虞锋找了我很多次。我说你想明白,你想干吗。赚钱?我没有兴趣,我真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有一天他找我,在香港的一座山顶上,走了两圈,一个小时一圈我们谈,你想干什么,赚钱我真没兴趣。但是我告诉你,中国未未还有一个市场会有巨大增长,是资本市场,社会资本主义,或者资本社会主义。资本为社会服务,而不是社会为资本服务。今天很多纯粹是社会为资本服务,我们要用资本为社会服务,如果你好这口的话,我们可以谈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阿里需要优秀的伙伴。我们的职责是围绕小企业发展。中国需要一批新一代的小企业,但这些小企业是需要大量的资金的。它们需要的VC,应该带着的不是VC的思想,而是要给它们带着企业家精神的钱。

我就提出,要干的话,兄弟们一起干,大家不是为了挣多少钱,云锋第一是帮我们管理钱,但最最重要的是找出下一帮人。我看好文化产业,我经常讲,文化的发展才让中国不是成为暴发户。现在的情况是,有人钱很多,文化没有;然后很多文化人呢,自我感觉特别好,钱又没有。第二是科技互联网,第三是消费行业,内需市场。最重要的是找到哪些年轻人我们可以支持,哪些新行业我们可以支持。大家达成这个共识。然后我做,我跟虞锋牵头,但你干活。

对阿里来讲极其关键的是,阿里需要这样一个群体,同时有一批朋友帮我们共同来承担这个社会责任。毕竟阿里已经定位成一个社会企业,它的职责是为社会服务。

至于李一。李一道长。这事儿也挺神的。我跟李一见过七八次吧,至今为止我还挺欣赏他。我欣赏他不是因为他神神叨叨的东西,而是他对道家文化的理解。我见过很多讲道家的人,没有他讲老子讲得那么生动有趣。他对我的帮助是,让我懂得静下来。他让我三天禁语。这三天我受益匪浅。我从来没有做过三天不讲话。三天不讲话让我舒服很多。后来我最多一次做到了八天不讲话。

但是同样,我和李一很多东西是有不同观点的。他有一次准备跟我谈七天,结果谈了两个小时他说谈完了。我也批判了他很多。所以说弟子啊什么瞎他妈乱扯。我骂他的时间远远超过他跟我谈的时间。我很欣赏他。我在寻找文化的东西。我对道家很有兴趣,对佛教也很有兴趣,基督教我也很有兴趣。你要问我信哪个东西?今天为止,我进了教堂我是拜上帝的,进了寺庙我是拜菩萨的,进了道观我是尊重道士的。原因很简单,每个人都很厉害,都不能得罪。对不对?到今天我还没找到一个比上帝更聪明的人,比释迦牟尼更厉害的人。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为什么不可以学习学习?孔老二他讲的话,我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有找到比他更厉害的人。这不是他们个人的,是世界文化的宝库。就像人家说马云你为什么很喜欢日本的东西。我说我确实很喜欢日本的庭院,这不是日本的,这是我们国家的东西存在他们家的。这是我们唐代的东西搁在日本,它帮我们保护起来。那是我的根告诉我我喜欢这个东西。日本的建筑风格日本的庭院设计我喜欢,原因是什么,它为我唤醒了当年中国。如果你真正懂得道家佛家思想,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在那边还有,我们这儿没有,是根唤醒了我们。

回到李一,他是我朋友。我把他当朋友。怎么了?你说我怎么有这样的朋友。我有这样的朋友怎么了?李一怎么了?有天到大学里面很多人说李一,我说请在座的诸位告诉我谁见过李一?都没见过李一,你们凭什么说李一害人?是他骗过你一分钱了,还是怎么了?没有,莫名奇妙在骂,跟“文革”一样。我说我见过李一,他没骗过我一分钱。什么是我朋友?

他对我好。我朋友要是杀人放火,只要他对我好,他是我朋友,该国家惩罚他,把他抓进去,我会给他送饭。这是朋友。李一是我朋友,今天我还这么说。李一没害过我,李一没骗过我。别人这么讲,我不喜欢。

ESQ:包括俱乐部,有一段时间,大家会说,你见俱乐部的朋友比见公司高管还要频繁。

马云:对,非常对。

ESQ:这会分散你的精力吗?

马云:不,这是两个事儿。阿里从08年、09年开始,对年轻人的培养上升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尤其这两年。我是故意不回公司的。我刻意不回来。我走过都不来。原因是什么?最佳的培养,就是让他们自己做决定,让他们自己做主。我最多是看看同事看看员工。有时候我有一些想法了,我就打个电话给谁,我们两个人在外面喝喝茶就行了。这是公司的治理。公司由每个人来治理。我跟企业家群体交流,我明白这帮人的问题在哪里,这帮人的机会在哪里,这帮人的希望在哪里。还有一个,我不提升,他们不会提升的。今天提升我马云,绝不是坐到MBA学堂里。提升我的,是我自己的修养素质胸怀,是性格里存在的东西。你看我这一段时间,我又是练太极拳,又是跟人家打牌,我什么事情都干。很简单,我们要懂得,你自己的提升,是在营养之中。不是说你今天想补了你就吃个猪腿,不可能的事情啊。一个企业家的营养素质是各方面的。找不是在找借口,我是刻意的。我觉得我们今天,吴永铭、三丰、王帅、张勇这帮人,他们越来越成熟。

当年我为什么成熟起来,是没人替我做决定,我必须自己做决定,哪怕是错了。张勇今天再不可能出现商城事件,商城暴乱,他还会再让它出现吗?不可能了。他比谁都懂。这就是一次的痛苦带给他的。我没有说过张勇。你去问张勇,那次事情之后,我有没有去批评过他。没有。因为我知道他已经知道自己的错误了。而且不是他的错,只是方法问题。

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公司离开了我,某种程度上来讲,团队成长更快。

但是我明白,什么时候该进去。什么话我应该讲。什么时候我应该把它扭过来。有些大事是必须我做的。股权架构。这必须我去谈。孙正义杨致远。我没了,这个,没戏了。文化组织架构,是我要干的。人才培养是我要干的,其他事情都给其他人做。你要明白什么东西是必须你来干的。什么东西是你千万不能干的。这个明白以后,你在公司里天天待着干嘛呢?现在在公司里面就是跟人聊聊天。

ESQ:你是怎么培养年轻人的,未来的领导者?

马云:好的年轻人是被发现,然后被训练的。首先你要发现他有敢于承担责任的素质。他一定要有承担的。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的人。你找到的是一个有毛病昀人,因为有毛病,所以才需要你帮他嘛。像我们这种人身上都是毛病。从小到大我爸看我身上都是毛病。喜欢我的人说我这人不错。讨厌我的人怎么看都是讨厌的。我们公司那帮人就觉得,马云还可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员工,不敢说百分之百,都会觉得马云啊,还可以。但是肯定,恨我的人……社会上至少一半一半吧。讨厌我的人也很多。

我要找的人,第一我不找一个完美的人,我不找一个道德标准很好的人,我找的是一个有承担力的,有独特想法的人。有独特想法的人未必有执行力,有执行力的人未必有独特想法。所以你要pick a team。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想法很好,执行能力又很强,这样的人不太会有的。所以我经常说三流的点子一流的执行,一流的点子……你先把它干出来再说。这两个技能很少配在一起。你要想找一个这样的人,可能你要等十年才找到一个。所以我要找各种各样的人,这人有想法,这人有执行力。把这些人聚在一起。你不是找一个接班人,你是找一个团队,找一群人。没有人是完美的。组织和人的结合,才是perfect的。

你说我怎么培养人?发现人,训练人,给他们机会。

ESQ:有一种说法是,卫哲事件后,暴露出阿里好的管理者的缺乏,是这样吗?

马云:什么叫做好的管理者的缺乏?

ESQ:那时就还是老陆(陆兆禧)去顶上。老陆好像就变成了一个什么都能做、四处救火的人。

马云:人的强项就是人的弱项,人的弱项也可以变成人的强项。你的弱项对别人来讲,可能是个强项。老陆是在公司里面经历了很多的人。我那天跟老陆打电话就在讲,老陆,干了不少了,阿里巴巴到支付宝,支付宝到淘宝,淘宝到阿里巴巴,该休息了,休息一年两年再说。做些务虚的事情。

老陆务实比较厉害,务虚得不够。我让他做些务虚的事情,虚的是最实的。虚的事情要实做,实的事情要虚做。这是对一个人的不同的训练。比方说老陆,淘宝高速增长,老陆刚好顺势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什么时代就用什么样的人。再到一个时代就开始务虚了。老陆就缺口气了。那就练练虚去。虚实都能的人,才可以……只是你们看到的时候,老陆刚好被放在实的位置上去了。

ESQ: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位置……

马云:很简单,不是因为缺人。其实我今天用其他人也可以。但是一个大将出来,你没东西给他干也不行。他也得有点活儿动动。

卫哲这个事情是个突发性事件。这不是个预谋已久的事情。它咣地出来以后,临时你要调动,你只能这么调动。那时你手上的牌不多嘛。今天我手上的牌就多了。手上的牌多了以后,对那些重臣,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必须得,机器也得保修啊。你必须给他保修,拉回来,休息休息。人是在用中养,在养中用。我们这些人都这么出来的呀。再打下去,老陆也打残了。谁都会打残掉的。

你看今天,把淘宝解散了,淘宝反而增长得更快,发展得更加舒服。我们又出了三丰,张勇,吴永铭,一大批人,雨后春笋般在公司出来。三丰一个人的业务就抵过了当时老陆在淘宝管的业务。这样人才就起来了。

还有一个是老人用新事,新人用老事。老人去做新事,新人去做老事。颠覆性的行业,新人用新事。非颠覆性的行业,新人做老事,老人做新事。

ESQ:你刚才讲到,社会上也会有讨厌马云的人,但是我从外部观察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些人大部分是从2011年之后开始出现的,你觉得原因是什么昵?

其实一直都有。只是2011年之后,我个人觉得,有几个事情吧。当然,所谓的正义之士就是在支付宝的事情上对我咬牙切齿,觉得我这个人背信弃义,违背契约精神,好像要干掉整个中国互联网,把VIE跟我扯上了关系。

大善乃大恶,大恶乃大善。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心里明白,什么时间你能补回来。就像2007年,我做雅虎40%股权的时候,我知道,这步棋40%都被人家控制了,你将来就惨了。孙正义最明白。那天我对孙正义说:好,我马云是个背信弃义的人,是违背契约精神的人。但如果我能找到一个人,我总共投了三四千万美金,却能够拿回来150亿美金的回报,那么,我很喜欢能找到这样一个背信弃义的人来。孙正义说,是啊,我找到了,到今天为止,他总共投了五千万美金不到,拿回了近4亿美金现金,还有30%以上的股份。要是能找到这样一个人,违背契约精神,我也很高兴。对不对?

我们不是这样的人。但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话语的主动权不在我们这儿。我们在做事,别人在说事。说的人最容易,而且前面先定论你就是这样的时候,你说不清。又刚好吻合微博刚刚起来的时候,所有的人_致认为这社会上都是坏人。

那就他妈先坏了你再说,反正肯定你就是坏人。所有人都站出来了。我们也没法解释。这东西怎么解释?你跳出来说,支付宝明年还活不活了?有些事儿,你能够在媒体上讲,你能在公众场合讲?你只能说:他妈的……对不对?

杨致远说的是真话,他绝对给国内打电话,问是不是联合起来对付他。杨致远和孙正义跟我讲的话很明确,哈,你们中国一向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一定是在骗我。我说,兄弟,你如果开个小煤石广,搞个小合资企业,没关系,没问题;你搞的是支付宝,是金融,越来越触及到敏感地带,都不是傻子,金融是数据,一定会出问题的。杨致远不相信。但他们后来相信了。我刚刚改过来,央行马上发文。央行一年都不发给你证件,改过来马上就发给你了。这还能说明什么问题吗?我认为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央行就是不发,不发,拖你个二十年。你去查查历史,我们刚一改,马上就发。这时候杨致远孙正义是明白了,哦,原来是这么个事情。

支付宝这个事情是个时间问题。一定会解决。难道我真放进自己口袋了?神经!要这么想,我第一天就不会把阿里巴巴股份这么稀释。你说对不对?处理事情是一件一件来的,是一步一步慢慢来。我们还有几年时间把这个事情处理干净。因为今天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关系要处理好。这个都不着急。别人冤枉你,如果你足对的,时间会证明你;如果你是错的,时间也证明不了你对。

当年IPO的时候——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2007年,我在2、3月份有IPO的想法,到了7、8月份,我很焦急:加快、加快、加快,越快越好,要出事儿了,一定要给我上。我说,不管怎么样,11月的时候一定要给我上市。好了,在各种不可能的情况下,安排好在11月5号上市,礼拜一。我说,好。但是突然我记起一件事情。11月5号我答应了辜濂松,台湾的辜家,有个演讲。这个演讲是一年前APEC会议上答应他的。当时我说不去,他说人都请好了。我只有说推迟推迟,IPO推迟,推迟一天(11月6日)。所有的律师都恨死你了,催也是你,推也是你。我说我要去,答应都答应了。结果我那天就去了台湾。股票那天狂泻下来。我结束以后回到香港,第二天上市,结果那天整个股票市场开始涨,我们趁势而上。这是一件事情,关于承诺。

最最奇怪的事情是,阿里巴巴香港IPO准备融16亿美金。从香港出发,离开香港那时已经有500亿美金认购,到新加坡时已经有800亿,到了旧金山已经2000亿美金的认购,到了纽约,3000亿美金的认购啊!这个时候,股票,你只要开价就行了。那天,我问我的团队,我说你们想想看,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出来的话,价格是多少?晚上六点钟要开定价会,决定多少钱。开会之前,高盛的主席电话跟我讲,Jack,这个市场这个样子,你准备开价开多少?不要太高。二十三、四块就差不多了。然后,摩根斯坦利的主席也专门打了电话给我,说,Jack,今天市场疯了,所以你是不是不要把价格定得太高,二十三四块就可以了,留点钱给别人。我说,好,知道了。

六点钟开会,满满地坐了一房间人。我跑进去以后,说,这样,今天这个股票市场的情况,我们把股价定得高一点?大家说:多少?我说:十三块五。

这帮老外起来,哗,鼓掌。所有的投资银行,德意志银行、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说我们从没见过一家中国公司,把利润留给别人。所以后来股票涨到40块,有人从30块买进去的,骂我的人很多,我说他妈的,我只卖了十三块五。对不对?如果我那天卖23块,我心里一定会内疚。这件事,我从没有内疚过。

支付宝问题也一样,你刚才问我,我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时间会证明一切。所以,恨我的人,我没有办法让他们happy。我也没有办法让所有人喜欢我。我也不希望所有人喜欢我。你喜欢我干吗?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老婆也只能娶一个。对不对?

ESQ:我挺想听听你对公司的理解的。很多人会认为淘宝就是个社会,但它又是个公司。公司的边界在什么地方?

马云:这是个好问题。我也正在探索这个问题。我们是一个社会型企业。新加坡这次我去看了,新加坡是以管理公司的方式在管理一个国家。我们今天要学会以管理社会的思想去运营好一家公司。这是互联网时代出来的新课题。我们承担了这个社会,莫名其妙地承担了。那天我跟一个新加坡的领导人谈话,他说,哎呀,你的用户就有四五亿了,比新加坡四五百万多多了。我表示觉得挺为难的。但是他对我说,你比我好,因为我不可能开除公民,我没办法。我想想,是啊,真可怜。后来我一想,不对,你比我好,你还有警察、监狱、有权力机构,我没有啊。我拿这些坏人一点办法都没有,坏人还利用政府机关来对付我啊。

这个课题,不是我一家公司碰上的。是我们这一代公司都会碰上的。我今天还没有这个水平去悟出来。但是我知道,这个公司,它不是属于马云的公司,不是属于股东的公司,它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公司。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可悲的是我们连石头都没有。只能慢慢趟过河。

所以定力很重要。我们最近在思考生态系统什么我们不该做,什么不需要我们做。我们需要从政府里面学习,他们怎样做政策制定,从社会组织里学习他们的理想主义,从企业里学习他们的效率。不断地去学习各种各样的东西。今天早上开会时候我还在跟他们讲,我们组织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我们没有边界。这个挑战,It's a good problem to have。因为,我们至少还有机会去思考这些problerm。很多人只能在书本上去想想,我们今天已经,real problem。这个挑战,不是我的脑袋可以解决的。假如我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诺贝尔奖就应该是我们的了。

ESQ:没有边界它就会比较……

马云:是的。没有边界。但它总会开始有的。其实社会、政府已经开始慢慢融合。我们的职责是让老百姓富起来。我们的职责是通过建立良好的信用让社会富起来,让有信用的人富起来。我们的职责是不再让社会把所有的资源集中在一个企业上面,而是让资源分散到各种各样特色的企业上面。我只要明白这是我要的,这是我在干的。

它一定有副作用的,一定会产生巨大的……我们去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对社会的正面作用的理想主义色彩是想到的,但我们没想到的是反作用这么强。一拳打出去是好,其实自己也很疼的。这个东西我们理解不够。

ESQ:在读商业史时,有时我会感觉阿里巴巴有点像AT&T刚刚实现垄断时的状态。它的自我定义为“公共承运人”。它也称自己是为公众利益服务。但它也是一个公司,它几乎垄断了所有的电信服务。你觉得昵?

马云:嗯,我这么觉得,垄断这个词,在工业时代用得比较多一点,在信息化时代,特别是在数据时代到来的时候,大家都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你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你必须是个社会的企业,是社会公众服务的提供商。如果不是,它自己就灭掉你。事实上,真正的垄断在互联网时代是做不到的。没有人做得到。只有做到帮助更多人成长的组织才能做得大。所以垄断这二字,今天为止,互联网时代请问哪家公司做到垄断了?百度,垄断不了多久,红不了三年,定论放在这里。阿里也一样。阿里假设不把自己定位成真正成为扶持和支持更多人因为我们而成长的公司,阿里成长不起来的。谷歌以为已经很牛逼,来了个Facebook。

所以我个人认为互联网时代,大家提到垄断两个字,为时过早。我今天这么看,工业时代的垄断是可怕的。信息时代,因为它是数据时代,数据必须是贯通的。所以你是做不到垄断的。它是一个数字化的东西,它是无形的流动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已经没有办法用这个词语了,已经不存在这个东西了。因为只要你一想垄断,马上人家不用你的东西了,取代会太快。不像工业时代,铁路,你不用我的铁路,你自己铺,累死你。

ESQ:你一直在歌颂小公司,但阿里是个大公司,这,感觉会矛盾吗?

马云:我自己觉得,歌颂小公司,因为这是我的理想。今天阿里是个相对而言比较大的公司,这是我们的现实。我的理想是相信小公司。事实上,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拆解比谁都快。淘宝我把它拆成了四家公司。很快,又有几家公司要拆。我们已经拆出十家公司了。而且,我们也不算是集团式的管理,我们现在的管埋更像一个组织。我们更像是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生态上面养出各种各样的小鸟小兔小猫小狗。我们希望这个社会环境出现这种状况。大和小,怎么说呢,我们歌颂公园里各种动物,但是这个公园如果很小是不行的。我们今天是个生态系统不是一家大公司。阿里在建设的是一个生态系统,是一个真正eco-systerm。

今天早上如果你参加,我们的会议就是对这个组织的思考。我说接下来我们可能有20家公司、30家公司,我们这些不叫公司,是30个产业群,没有谁跟谁report。但是有了这个群以后,边上会有无数个小公司长出来。因为有这棵树,长了很多松果。有了很多松果会来很多松鼠。形成了这样一个体系。

如果你把自己定义为纯粹获取利益的机构,you died。所以,我并不觉得是矛盾的。我一直这么讲,也一直这么坚信,假设我今天重新开始创业,我再也不肯干这么大的公司了。我今天早上醒过来之后,我5点多就醒了,我是真正在想这些事情:要不要再继续干下去?干下去,马上越来越大。这已经不是我们的能力所能控制的。假设今天重新再干过,我愿意怎么干?我愿意在淘宝上干一个小公司,有滋有味,雇个十几个人,踏踏实实。这是我觉得我人生最大的快乐和理想。但是今天没有办法,现实已经是这个样子。我能把它切成一堆碎片?问题是,AT&T那时候美国还可以把它拆了。请问中国政府和世界哪个机构能把淘宝拆成碎片?第一是没法拆,第二是拆了之后一千万家企业都没了。你怎么拆呢?这是个现实。

ESQ:你刚才描述的那个松子、松鼠的系统,它是没有办法管理的呀……

马云:文化管理。所以这个公司是通过文化来管理。21世纪的价值观是自我管理,所以要求员工的自我管理能力。要求组织的自我管理能力,而不是管理别人的能力。上世纪是我管理别人的能力,这世纪是自我管理的能力。在知识经济时代我坚信是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包括这个组织也一样。我们这个组织自我管理能力要很强。不能去做不属于我们的事情,不干不该我们干的事情,不说不该我们说的话。

ESQ:你是怎么自我管理的?

马云:我的自我管理?

ESQ:很多人都会想这个问题吧,谁能制约马云,或者谁能管理马云。

马云:我自我管理。比如说我最近刻意不来公司。就好像这个孩子大了,你不能老是陪着他。小孩七八岁了,你还天天拉着他过马路啊?等他到了二十多岁,傻了他。我们一样。在关键时刻,老爸跟你聊两句话,嘿,这事儿这样,也是给你个参考。但是在某些时刻家庭出现重大灾难的时候,你得出来说:嘿!That's the way!不能出现这种情况。不能让这种事情出现。所以自我管理很简单,什么时候哪些事情是千万不能干的,公司如人,什么事情不应该你们公司做,不应该你这个组织做,别干。

ESQ:之前接受采访时,你说过,你会担心马云过于强大,然后会毁掉这家公司,你还会有这种担心吗?我该怎么理解这种担心?

马云:今年好很多了。我并不觉得我会变得过于强大。以前我有很多担心,今年,这一年对我来说已经好很多了。我看了一些书,想了一些问题,我们很脆弱的,你担心自己强大的时候,是你以为你自己很强大。但其实你没那么强大。这个公司他妈的离开谁都能转,转的而且还很好。我这一年没在公司发现它转得越来越好。凭什么你会强大起来?只是你以为你会强大起来,对不对?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我现在不再担心了。我已经放开了。说明我担心那个的时候有点狂妄。今天我最得意的事情,是如果我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不会全部都同意的。跟你争论个你死我活。这就是这个公司味道来了。他们会嗯啊,叽叽歪歪地讲很多话。这就对了,成长了。一个公司大了,需要这样的机制。对不对?除非我能convince他们。我要说服他们。

ESQ:但大家都知道马云说服人的能力是很强的……

马云:对,我说服能力很强,但是我说不服的时候也很多的。今天早上,我刚刚试图说服一个人没有成功。一个领导者假如不能被说服,那就是独裁。不可能的呀。你请来的人都比你聪明,怎么可能你不可说服。我可以告诉他们,连续三次都被我说服的时候,我基本上已经知道出问题了,因为他们一定是让我的。这点自我管理能力脑子里要有。他们一定是让我的。但他们凭什么让你吗?现在已经没有人向我报告了。我现在只是个天安门像,挂挂的呀。你向我报告,报告个鬼呀,我们就开会大家一起讨论。现在我从来没有下达指令过。只是大家各干各的事情。

ESQ:他们表示异议的方式是什么?在会议上提出来的?

马云:对。有当场表示我的问题不太靠谱的。也有给我面子的。会开好以后,当即下来找我:我的看法是这样……只要有人提出异议,我都要跟大家讨论。如果我听到异议了还坚持自己的意见,那是因为这是一个人的职责。你的职责是,在大家不能达成一致、持有不同意见的时候,CEO去做决定。对不对?谁让你干CEO,你要干你就要承担责任。这是个责任,不是个权力。但是大家达成共识的时候,那很好。我今天觉得,不像当年,十件事情,他们都反对我,我还是坚持要做的。今天他们都反对的时候,我未必会做,因为我知道他们比我聪明,比我厉害。我已经越来越相信他们,不相信我自己了。

ESQ:这是一句很重的话。

马云:这是真话。我相信我的同事超过相信我自己。尤其是这两三年来。因为我知道,像张勇的事情,我去也会犯错,而且犯的错可能比他更大。这很正常。想明白这些道理,我容易情绪化,我容易面对压力时变形,他们凭什么就不可以。而且他们比我更加好。所以我对于他们的信任超过了自己。这是真话。人家比你聪明有什么不好。我相信,为什么员工对我感觉还不错,其中一个原因是,在我眼里面和心里面,我永远希望他们超过我。我永远希望在阿里这个平台上面他们比昨天更加成长,这是我真心希望的。

我从没害怕过,哎呀,有人要超越我,我要把他按下去。这是瞎扯。我比谁都更想早一天退休。人家说,哎呀,你这下权力大了,阿里巴巴股份24%弄出来了,可以有控制权了。胡扯,我要这个干嘛?我还恨不得……赶紧拿去!说这些话的,都是没干过这些事的。所以我一点不生气人家骂我这个。

ESQ:其实你表示过很多次,按媒体的话说是萌生退意,你的投资人不着急吗?

有什么着急的?

ESQ: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相信你大过相信你的同事吧?

马云:我要退谁也拦不住。我要留谁也挡不住。他们对我很了解,我对他们也很了解。退意存在,一直存在,越来越浓重。不是因为我想休息,不仅仅是因为累,不仅仅是因为太辛苦。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公司,假设我的能力不能再匹配这家公司,是对这家公司的巨大伤害,对无数的人是巨大的伤害。这个要明白。

我的体力不行了,体能不如当年。不像五年前。现在不一样了。然后对无线互联网的理解,对互联网接下来的理解,对年轻人的想法,思路跟不上了。所以,今天我以从道家里学到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去培养下一代的领导人,培养生态系统,无为的生态系统。让它慢慢、慢慢生长。至于退,其实心里面,我已经退了。我已经退了。

ESQ:如何定义退?

马云:有的人退了,其实没退,这个你应该知道。有的人没退,他其实退了。我个人觉得,我已经退了一大步了。而且我正在慢慢、慢慢退出来。事实上这个公司很多好的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坏的事情,跟我关系有没有?有的没有,有的还是有。我自己觉得,我的退已经开始了。我已经在退。但是我的退跟似前想象的不一样,跟职业经理人的退不一样。你看去年一年来我在公司没多少天,但作为从里面出来的旁观者,我回来之后,里面螺丝拧几下,哪几个螺丝松了,可能需要跟他们讲一讲,谈一谈。然后再回来,再向后撤一撤。这样他们也舒服,我也舒服。

我要弥补我的体能不够。我的智商不高。我的智商是一般的,我自己觉得,我的智商是一般的。但我对问题的看法可能跟别人不一样,角度不一样。我担心的是别人不担心的事情,别人担心的事情我从来不担心。所以看的问题不一样。

ESQ:你曾提到,你不管业务,只管三件事情,现在也是这样么?

马云:主管三件事情。但,业务是这样的,哪个业务出现巨大漏洞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有漏洞,人员不够,投入不够,或者投入过多,我身边有一批人的,王帅、曾鸣、邵晓峰等,我们会讨论,但以我的嘴说出来了。对吧?

ESQ:三件事里包括价值观,但可能这两年价值观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马云:我没觉得价值观出现了问题。我觉得是,我们的价值观的执行出现了一些问题。价值观本身是不会有问题的,价值观怎么会有问题?

我们的价值观不是阿里巴巴人要有的。你说诚信、敬业、激情、拥抱变化、客户第一,任何一家组织,任何一家公司,你都要有。哪一条你是不需要的?只足在实施的过程中有一些问题。比方说我们在hiring人的过程中,我们在training时,在平时考核过程中,没注意到。我们该fire掉这个人的时候没有fire掉。在这些方面出了点问题,所以导致我们的奖惩制度和公司治理在这方面不够完美。而且这两年高速发展业务的过程中,忽略了这些,新人进来速度的过快,执行层面出了问题。

我还会坚持。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的呀。我们现在已经很明确,价值观不是管别人,是管自己的。以前我们价值观是管别人的多了一点。自我管理。你管好自己。你把自己管好了,这世界也差不多了。是吧?

ESQ:我的理解是,阿里的价值观,全世界人都是认同的。但是他们会怀疑、他们会觉得阿里把价值观当作借口,当作一个随时可以用的武器,来对付任何我们觉得不舒服的事情和人。无论是铲除异己啊,还是……

马云:这个是很正常的。有个别这样的人,甚至是少部分这样的人有这样的看法,我觉得也正常。因为我们在做一个非常难做的、在中国社会几乎没人做过的事情。今天第一,你要在中国企业里讲价值观,首先就会让人觉得,这他妈跟毛泽东时代讲革命差不多。第二,你能做好了,我就更不相信。第三,两万多名员工进来的时候,要明白价值观,运用价值观,用得好,就更难了。这很正常。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阿里能发展到今天,我们为什么能走到今天,这么大的一个组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他信不信我不知道。我反正是信了。

我就这么讲吧,第一,中国企业你要讲价值观,forget it,中国是个价值观缺失的时代,他妈的企业来讲价值观,他就不敢相信。第二,用不用得好,执行对不对。因为每个人离开的时候,都会认为你用价值观做借口。如果我被开除掉,是因为价值观,一定会认为(是借口)。就像天下没有一家公司的员工会说,哎呀我工资太高,不应该有太多的收入发给我。这是人性。对不对?

还是那句话,有些话别人批评你,你要改。有些话批评我我也不改。我只是说我没做好,做得不够好。不等于我做得不对。做对了不等于做好,做好了不等于做对。好与对之间我们要找一个平衡。

别人要说你铲除异己。我们公司有没有?有!但我马云从来没有用价值观铲除异己过。如果我有,那下面一定变形了。

我没有,不等于下面不变形。我没有用价值观铲除过异己以及我的敌人。而且他们要有,我马上就看出来了。这就是我跟别人的不同。我的公司里面没有政治斗争的原因是,我不需要政治,我不需要有人来拍我马屁说我强:啊啊,马云你太厉害了。我已经不吃这一套了。我不是个职业经理人。我不是被股东hire来的,我也不是被员工选出来的。

我下面这帮团队的人,不需要用这个东西来对付我。他们没有一个人想干我这个活儿。我要求他们:兄弟,你能不能当下届CEO啊。别别,我干我这个挺舒服的。我们没人好这口。这他妈的也是个大问题。

上百年的公司最后都是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需要这些东西,但我们不需要。至少阿里才十三年。我们政治斗争还没有。

我不铲除异己。下面的人,我直接管的人没有。再再下面有没有,哎呀,有可能。还就像价值观一样。但绝不等于这家公司的主体是这样。我马云想铲除异己,我告诉你,下面铲除异己的就厉害了。是毛泽东想铲除异己,导致中国一大帮右派左派都出来了。你说对不对?这个我是蛮放心的。不是价值观不对,而是价值观的执行。这种执行的误差是存在的,不可能百分之一百完美。

ESQ:我相信你也知道,外界大家讲得最多的还是孙彤宇的例子。大家会说,马云会把那些可能取代他的人……

马云:孙彤宇小鬼是我带出来的。我比谁都知道每个人的强项和弱项。你说我要担心孙彤宇……孙彤宇要是能够取代我,我早就能够……放手了。我今天真想找到一个人(接替我)退休。跟这个没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有自己的局限,有自己的生活的选择和去向。老孙到今天为止,我对他的欣赏,没有半点减弱,但是是两个概念。孙彤宇这个小子,我找到他的时候,他他妈的还得卖给我广告呢。每个人在什么环境下什么阶段做什么事情是关键的。我要铲除孙彤宇异己,那彭蕾还不弄死我,我们还怎么合作?

你说我要怕一个人来取代我,他奶奶的,那我不就见了鬼了,我这两年忙成这个样子,累成这个样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为什幺会有这种观点,小李啊,是很多人,在这个社会上……你没有到达过8000米以上,你不知道空气有多么稀薄。你真的爬到了8000米以上你会想他妈的老子怎么这么傻,跑到这上面来。你信不信?

8848米,你跑到8000米,你会想自己怎么这么蠢,怎么跑上来了。但下面的人没上去过。高处不胜寒。没几个人到上面上去过。你倒是给我碰碰商城事件试试看?你倒是香港有人给你竖个灵牌试试看?跟你们家一点关系的人都来弄你们家人?你想明白了,你就不会再要。

按照个人来讲,我已经足够了。我没得罪过任何人。我的目的是帮别人。结果毫无道理,铺天盖地,对付你对付你的家人对付你的朋友。真是这句话,8000米上,你一定很后悔自己怎么上去的。真的。你很后悔你上去了。要没人知道我是偷偷摸摸早下来了。但是你看后面这么多给养部队在支持你,赞助商都在看。你还得咬牙切齿往上走一走。这时候如果有人能上的话(马云拍手,笑),兄弟,你上。

理解不一样,媒体很多人,小年轻写东西不明白这个道理。8000米上空的空气的稀薄,心脏的压力……

ESQ:去年那么多对你和你公司的议论里,你觉得你最不能接受的和最伤害你的是什么?

马云:我也不知道。我忘了。我真忘了。我觉得过去的事儿,都是能接受的。我当时是很气愤。当时很气愤的

包括伤害你最深的人是你最关心的人。你全心全意,至少我想我和我的团队,无论任何时候考虑的东西(都是原则而不是利益)。今天早上我们争论最多的是收费。淘宝将来收费的模式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相信什么,而不是利益,不是什么模式可以让我们收钱更多。我们的原则是希望市场更透明、更丰富、更加合理,更加公平公正。因为这些原则我们的钱收得少我们都无所谓。这种问题我们都会真的去想。

但是伤害你的是你最想去关心的人。那他妈当然是火气大。

但后来一想,凭什么,人家这样想也正常啊。对不对?你怎么可能要求每个人都跟你一样想呢。谁让你干了这个活嘛!包括假货,政府要求你打假货。但咣当来一个部委要你先道歉……打假货是你让我打的呀。然后我很尊重的一个人,先给我来一个定位。你们媒体的人。VIE。为了一个错误用另外一个错误把我按在那里。我生气不生气?我只是损失了我对她的尊重。我对一个媒体人的尊重,对(你们代表的)客观公正(的尊重)。

这是我很生气的。现在不生气了。我觉得,你跟我是朋友,你有我电话。你问我一声,马云,怎么回事?媒体要客观,你采访了我,你采访了孙正义采访了雅虎的人,我的观点是什么,哪里可以批评,哪里是错的;你什么都没采访,就莫名奇妙地定论。最可恶的,又拿出个VIE,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事情。好像(我们)是为了VIE争论,转移方向,彻底往VIE去了。这是我当时很生气的。自从那以后,我就退出了微博。

ESQ:你的最后一条微博是什么意思?省略号,问号。

马云:我只是觉得,在这个时代,最后重要的不是去解释,不是去说明,你看到这么恶劣的状况,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再坚持下去。通过你的行动和你所掌握的资源把社会(的风气)再拧回来。因为我坚信,这个时代出现这种状况是短暂的,人类的善良善意和信任是存在的。只是在这一刻(负面情绪)爆发的时候,你别趴下了。我们创业者,每次在最困难的时候,很多人就放弃了。我马云没倒就是没放弃而已。

我今天不跟你们闹了,也不跟你们吵了。微博我不上了,不看了,不折腾了。把信任等于财富给我打下去,再重塑中国的信任和信用。

去年我最高兴的是,全国两个道德模范在我们公司,这他妈的多好。吴菊萍是全国都知道的,还有一个女孩,多伟大多了不起。就是熊猫血的事情。我们这代人在这些80后

90后孩子身上看到了应该有的善良和信任。这时候你看到的是希望和信心。我们只是把这些东西弄回来。这些东西通过互联网还是能够弄回来的。我哪有那么大力气去跟他们斗嘴。后来就过去了。

ESQ:马云是激励了一代人的……

马云:我跳出来是没有用的。那个时候,灭掉你太容易了。我是杭州师范学院毕业的。我一直以杭师院为骄傲。今天要想给我荣誉学位的学校很多,太多了。我一个都没要。原因很简单,第一,中国有将近千万人是本科生,跟我一样。我可以,他们也可以。中国真正名牌大学有多少?没多少。给那些普通大学的孩子们看:嘿,我们可以,你也可以。对不对?我拿一个荣誉,对我有什么用呢?留给那些该用的人。我们这些人是很幸运,但确实是比别入努力。

ESQ:你说过,成功的人要懂得敬畏。你敬畏什么?

马云:我敬畏未来,我敬畏我不懂的东西。我敬畏所谓的敬畏之心。一定有一种力量存在,这种力量存在着,是你不懂的。它超越你的能力。对于未来,你不要以为你能算命。错的概率很大。你要敬畏你边上共事的人。我们今天取得的一切,绝不是因为我们多了不起。成功是有偶然因素的,失败才是必然的。这是我相信的。成功的偶然太大了。

ESQ:2011年你发表了很多看上去非常悲观的言论。大家之前一直把你看作一个非常乐观的、会激励其他人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包括你讲这是一个坏的时代,包括你说中国企业家几乎没有一个是善终的。是你变悲观了吗?

马云:没有。没有善终那句话,我是对一帮企业家们讲的,企业家要有敬畏之心。我是在企业家群体里讲的,没跟年轻人讲过。在高位置上的人要跟高位置上的人讲他们的敬畏之心。我自己觉得,中国的企业家确实没有好的下场。事实也是。历史也是。历史不会因为今天而改变。会有仅存侥幸的人,毕竟不多。这并不是悲观,知天命者才能乐观。知道结局的人才能真正乐观。跟年轻人讲没有用,只有到一定年龄阅历的人你才能讲这句话。我马云已经知道自己的结局了,所以我很乐观地看待这些,干呗,反正好坏也就是这个结局嘛。这才是真正的乐观主义。你不知道结局的乐观,那是盲目的乐观。我们要乐观但不能盲目乐观。所谓知天命就是你看到了结局,仍为之。何为无为而治,无为,无乃空也,仍为之。这才是人生。你知道结局很悲观。你还要去干。那才是高手。那他妈才叫境界。这是我的理解。我并不悲观。相反来讲,我乐观了很多。乐观悲观不是展现给别人看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去激励别人。我没有想过去激励别人。那时候我自己是莫名其妙的讲话。后来有人说你激励了他们。我真没有激励过他们。我只是讲了

我想说的话。后来看到,变得像,好像变成激励师了。我从来没有去想过。我们就是我们。因为只有正视你自己,明白你自己,才能真正走下去。

ESQ:包括你在微博上的言论,其实也是蛮悲观的。包括引用鲁迅的话。

马云:那段时间,是我挨的七伤拳里最重的一记拳,跟我自己有关系。所以,有段时间……很正常。有情绪的。但是我跟刘国梁打牌,看他打球。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高手和低手之间的差距在于波动率,在于稳定性。我们这种人21个球骗你一个有可能,但要想骗两个就彻底瞎了。人不可能没有波动的。波动一定有,但我希望自己的波动不要太大。这不是一种本事,而是我强迫自己。

那段时间确实是,刚好又是商城,又是支付宝,又是我自己的事情。几件事情交织在一起。波动很正常。你不是神,你不是计算机,你是人脑。今天为止我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我指的没恢复过来,是指我的体能,我觉得是年龄的关系,以及我们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空间,这个新的空间是没有力可借的。相当于爬上8000米以后,你没上去过啊。

我们今天登的山峰真的是没上去过。问题是,还没人上去过。没有历史记载过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这不是悲观。再往上走,听说8000米以上,每上100米,都是生命的极限的开始,都开始出一点点问题,这个你就要问自己,你可不可以,这不是悲观。

ESQ:你接受彭博的采访时说自己是个很孤独的人……

马云:没有,彭博的访问后来的翻译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问题。我说我是个lonely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领导者都是孤独的。就像爬山,越往上走的时候,边上的人越来越

少。这是一个特性。说我把心割给大家看,不是这个意思。我的英文的意思是,我在做我认为对的事情,别人不相信。难道我把心打开给大家看?剖开来看也是看不到的呀。

ESQ:2011年和2012年初,公司内部的问题,比如B2B和聚划算的腐败问题,是失控的表现吗?马云不再能像以前那样对这家公司控制得完美无缺?

马云:第一天开始阿里巴巴就没有完美无缺过。第二,这家公司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讲,假如不是我们这样的价值观和文化,这家公司早死得一塌糊涂了。2012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有6000亿的营收,(这一数字还在增长,2012年12月3日,阿里巴巴宣布旗下淘宝和天猫截至11月30日年交易额达到1万亿。)6000亿的钱在流动,出事的员工加起来二三十个人,而我们有两万四千名员工。你觉得这是好还是不好?今天你去问三大互联网公司,腾讯百度我们,我们应该是thetop,最好的。我们敢于把自己的伤口撕开来面对。这是我对阿里员工的骄傲。我们把自己的伤口露出来说这是个伤口,把它在阳光底下暴晒。这不是一个腐败的问题。我们这个行业,有6000亿的钱,在中间出现一些问题,就像人身上的细菌,哪个人身上没细菌?

在今天这个社会,我们每次都自己曝光自己的,对不对?这是我们这家公司最了不起的地方。我们这家公司有几个地方了不起,第一是小二的权力非常大,员工的权力非常大。这是最了不起的,我们敢于把权力交给员工,而且一定要交给他们。第二,这家公司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我们敢于面对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打开了给大家看。这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市场。第三很重要,我不想像其他公司那样,被黑色和灰色产业链绑架。很多公司已经被绑架了,利益是分享的。我不愿意。因为这是我们的原则和底线。无论假货集团怎样怎样,别跟我来这套。

当然,有一家媒体,我们的负面50篇里面大概25篇到30篇是他们写的。十年前就敲诈过我钱。8年前,又要叫我们交150万。不交,就再写。NO!去写吧。我不相信这样的媒体会长久。正因为这样,我对媒体越来越失望了。我不在乎别人批评我。或者说我在乎别人批评,我感谢别人的批评,但是,哼,我们要自己有骨气,我们就是这个样子了。别跟我来这套。要来敲诈。Forget it!所以呢,它就变成了一顿饭三万块。

你倒是去试试看。李翔,如果你晚上在方圆五公里的地方,能找到三万块一顿饭的地方。我付钱,再贴你五倍。腐败,你说有没有,一定有。腐败,社会上没有吗?24000多人里面,百分之一,240个,240的十分之一,有二十四个。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看清了不可怕。你要把它藏起来,才可怕。

ESQ:大家都觉得阿里是一个公关非常成功的公司。但是这样一个公司的CEO说他对媒体很失望。这不是很矛盾的吗?

马云:你说我能不失望吗?这是现实。媒体公关做得好,我觉得我的同事很有能力。第二,我们的公司还算真实的公司,我们每一次在做的事情,我们确实是争取做到。而且,确实是做的和说的一样,说的和想的一样。有没有偏差,肯定有。很多公司是做的和说的不一样,说的和想的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到一些媒体的状况,你能不失望吗?没有客观精神啊。那天他们跟我讲,媒体是要有观点的。我说,媒体可以有观点,但是请你给我加上,这是媒体的观点,还是你个人的观点。媒体的核心是客观,其次才是观点。你看现在网站上一些媒体的观点,都变成瞎扯了。你们到底是评论呢,还是描述事实?我们可能有真正的媒体人,但是现在只要写两个微博,都把自己当媒体看。神经啊。种了两盆花就把自己当园艺专家来看了。

ESQ:你也表达了对微博和互联网言论的失望,那你对什么有希望昵?

马云:没有,我觉得我对微博当时是失望的,但我相信它会慢慢清醒的。问题是,你再失望,等保持冷静下来,你还去帮它。我真的觉得,这个社会,你失望但这个家是你的,你有什么办法? Making him good。这是我们的职责。只是我不对抗了。我不说了。微博我不写了。但是不等于我不关注。我在想有什么办法我能帮它更好。这是我要想的办法。我怎么能闹得过那些以写微博为生的人。

我有几万名同事,我今天不是光脚的,我出问题是大家都出问题,大家出问题是上千万人出问题。我不跟你斗。

ESQ:2011年给你最大的教益就是不对抗吗?

马云:没有叫不对抗。修身养性。把自己的身体养好,身体养好就是把自己的实力养好。把自己的生态系统养好,把自己的性格养好,该容忍的容忍,该放的放,该下手的时候下手,而不是像一些年轻人一样,直接冲上去。我48时,不应该像28时那样做事。48岁的人,应该要更加讲究策略、道理、胸怀。不像年轻人,拿着棍子就上去。公司也一样。这个公司已经这么大规模,莫名其妙的事情天天发生。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的事情,天天闹事。去年你看商城闹事的时候,有几个人真正站出来说:嘿,你们这帮混蛋。没有的呀。坏人很容易团结起来。好人一个都不来的。没有人站出来说:come on。那,你能不失望吗?但是我坚信,希望所在是这批孩子,这批年轻人,会慢慢因为互联网的洗涤,(好的风气)会再出来。

ESQ:如果2011年你—直在杭州,在这个公司,还会这样吗?

马云:还会。是还会的。这是一个公司发展中的必然。就像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很容易身上和头上全是伤。它是个发展过程,躲不了的。我们所处的这个行业,我们的market place一定会出现政策上的风险。这个政策上的风险,我指的是我们制定的政策,上亿的人,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人不满意,就有几百万人不满意。这是太正常了。不是我去了就能解决的。腐败的问题,有6000亿营收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没有?管理,突然变成24000名员工要去管理的时候怎么可能没有?难道我在就会好一点?不会的。而且,因为我在好一点,我也总有一天不在。关键是要他们犯错误。他们犯错误比我犯错误更加值得。因为我48了,他们才38。他们犯错误,明年就不会再犯了。我现在犯错误,哥们等我年纪大的时候再犯错误,那不傻了。你要想明白这个东西。我觉得,2011年跟我在与不在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在也要犯错误,但这个错误为什么不让他们犯呢?为什么不让他们有经验,为什么不可以让年轻人去尝试,让他们长功力呢?

ESQ:2011年是你最艰难的一年吗?

马云:嗯。但艰难不来自外部。(沉默……)

ESQ:彼得-德鲁克说过,人类管理组织不外两种方式,一种是所谓的制度,用

马云:制度来制约各种权力和人;另外一种是君主修养式的,领导者自我学习,所有人以领导者为榜样,是一个领导者驱动的组织。对阿里巴巴而言呢?

不知道。我倒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这个人是反对过度关注于制度的,也反对过度关注于人和个人的能力。我觉得人和组织、制度和文化,是糅合到一起的,是互相弥补的。要把这个组织弄好,是制度、文化和人,互相配合。尽管不完美,但一定比单独一个要好。西方的制度伟大,不在于它有制度,而在于它有基督教的文化。它的文化和领导人的选拔方法结合在了一起。千万不要以为(用制度)选拔一个领导就能解决问题,更不要认为西方仅仅是制度好。我们中国今天倒是有了制度。但制度是山寨的。制度是基于文化的,西方的管理制度,整个国家的管理都是基于基督教文化的。我们今天把文化摧毁掉了。我们有儒释道的哲学思想,我们的制度应该是基于这个出来的。我们可以看不起新加坡,但至少它的制度是建立在儒家思想之上的。如果你有自己的文化根源时,你可以吸收西方的制度优势。但如果没有这个根,拿来用你就把自己压瘫掉了。

ESQ:你可能可以从儒释道中寻找精神资源,但你如何把它传递到公司里?

马云:我没有试图传递过这些东西。只是他们知道我在打太极拳。有时候跟他们讲话,讲两句似懂非懂的话,他们觉得,嗯,有道理,然后他们去悟一悟。但是,不到年龄没有用的。再过

高善文:中美过去40年正常交往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

  中美关系维持过去40年正常交往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中美关系将进入长期非常动荡,充满对抗的不确定时期,中央需要对此做好充分的准备。回过头来看,中央其实没有做好准备,直到现在,也许我们的准备仍然没有做好。稳定中美关系就是稳定改革开放的大局,中美关系一旦稳定不下来,国内什么事都不用干了。

  今年以来,从中央政府和中国宏观经济的角度讲,我们在两个方面遇到比较大的问题,一个是中美关系,这种局面是1972年中美交往以来所没有过的,另一个是去杠杆,幸运的是在过去2到3个星期里,政策层面出现了强有力的调整,暂时稳定了市场,但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40周年,回顾过去40年,中国在经济发展和技术上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很少有人仔细去想,在1978年底,小平同志刚刚主持工作时在想什么,做了哪些影响深远的战略决策,这些决策奠定了我们40年高速发展的重要基础。

邓小平访美

  小平在复出以后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决定打越南,影响了中国之后几十年的历史。中国在1979年之前曾经花很多力量实施抗美援越斗争,在一段时间里中越也是同家兄弟的关系。小平同志曾经讲过,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对美开放,不是对苏,不是对欧,不是对拉丁美洲。问题在于,对美开放的前提是让美国接纳你,中国对美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抗美援朝、援越,为什么美国愿意接纳中国?

  小平同志打越南就是送给美国的投名状,使得美国愿意拥抱和接受中国。小平同志1979年访美和卡特总统会谈后,小平同志和卡特总统说我们决定打越南,随后美国提供了一张清单,这张清单列举了提供给中国打越南的军事装备,美对中的这个军事援助的等级超过了对盟友的等级,美国迅速把中国提升为友好的非盟国关系,在很多方面享有比盟国更高的待遇,为什么美国愿意这么做呢,两个原因,一是美国在越南吃了大亏,有心结,二是美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是水火不容,越南是苏联的小兄弟。中国打击越南,表明中国与苏联的决裂,表明中国向美国的转向。这一大局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因此,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并不是简单思考后决定的,是它全面了考察了全球局势,并且冒了一定的风险。苏联没有对中国动兵是因为,苏联在中苏边境兵力比较空虚,其次是苏联摸不透中美关系,投鼠忌器,不敢采取行动。从中国角度看,这是小平同志赌了国运,冒了很大的风险;

  中美恢复交往是在毛主席时代做出的抉择,但中美并没有走进蜜月期,在小平同志的手里,迅速把中美关系推升到非常高的水平。如果我们回顾这40年中美交往的基础,我们能看到两个非常重要的转折,都和小平同志密切相关,第一个转折是中美建交,中国与西方世界都恢复交往,包括派遣留学生,购买先进的技术。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取得冷战的彻底胜利,中国作为美国对付苏联的棋子,战略重要性迅速下降,中美关系又面临全新的选择。面对苏联解体,小平同志给中央做了重要的16字指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这种策略使得中国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沦为美国下一个竞争对手,如果把16字放在当今格局下来看也是特别有意义的。另一个转折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掀开了改革开放的篇章,这轮改革开放对促进中美关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翻开美国的国家历史来看,美国具有根深蒂固的传教士情节,美国是由白人精英建立起来的国家。美国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如果一个国家愿意接纳,至少愿意接近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就愿意把你当朋友,和你正常的交往,帮助你。然后我们再去理解小平同志的南巡,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放手发展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给经济主体更大的选择自由。这一点,在美国的战略家,在美国的白人精英看来,是在向美国的意识形态靠拢。这使得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蜜月时期,这一重大抉择也是小平同志做出的。

  2001年美国决定中国加入WTO时,克林顿总统说,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靠拢,中国人民不但有权利拥有梦想,而且有机会和渠道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一变化必将带来巨大的经济繁荣,随着繁荣的实现,他们在政治上也必将要求有更大的发言权,这是美国政府坚定不移推进的目标。克林顿这一看法,代表了当时美国白人精英对中国的看法。中美关系处在前所未见非常和谐的时期。中国在加入WTO后与美国贸易如此密切,但并未发生重大的贸易摩擦,主要是美国精英对中国抱有期望,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很多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生产的,美国的战略家站出来说要给中国一点时间。

  但是现在,美国主流精英的共识是,当年克林顿的许诺忽悠的太大了。特别是过去几年,随着国有体制在经济中的支配力量大踏步上升,在他们看来,当年克林顿总统的许诺并没有兑现,反而给美国制造了一个可怕的敌人,这个可怕的敌人在政治制度的选择上向着美国期望方向的反方向大步前进,如果现在再不采取措施,美国以后也许会丧失机会和能力去扼制中国。

  这个时候美国商人在做什么呢?他们都云集在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他们提出国进民退是不公平的竞争地位,他们在中国市场不能享受公平对待,甚至他们的全资企业被强制要求建立党支部,他们没有能力和中国政府对抗。打贸易战美国的利益也会受到伤害,美国大豆协会的负责人说可以理解美国总统的选择,可以为国家利益做出牺牲,谁说美国人民都是商人,谁说他们没有情怀,谁说他们没有担当呢。

  中美关系维持过去40年正常交往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中美关系将进入长期非常动荡,充满对抗的不确定时期,中央需要对此做好充分的准备。回过头来看,中央其实没有做好准备,直到现在,也许我们的准备仍然没有做好。稳定中美关系就是稳定改革开放的大局,中美关系一旦稳定不下来,国内什么事都不用干了。

  美国参众两院全票通过了台湾旅游法,鼓励美国政府和台湾有高级别的官方与官方的来往,据说美国的环太平洋军演已经在严肃考虑邀请台湾军队参与。现在美国把台湾拿出来捅你,而你还拿不出办法。上个星期的时候,川普和普京进行了秘密会谈,会谈结束后很快就传出风声,美国很可能联俄制中,俄罗斯的精英在反思苏联为什么解体时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共识,苏联之所以解体,是因为中国的背叛,中国在苏联背后插了一刀,这条共识是正确的。俄罗斯的经济总量只有1万亿美金,不如一个广东省。

  中美关系是全局,会影响未来30-50年,美国从1945-1991,差不多花了50年的时间搞垮了苏联,打赢了冷战的胜利,美国也要有决心,拿出50年的时间,在中国还没有能力彻底挑战美国的时候,把中国摁住,现在不摁住以后可能没有机会了,2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是美国的1.5倍,到2028年中美的经济总量大约接近30万亿美金,按照中国制造2025规划,我们很多技术都会和美国很接近。所以美国要摁住中国一点要趁现在;

  中国的领导人战略家需要在此体现出40年以前小平同志的胆识和手腕,中国能否做出正确的选择,需要拭目以待。回顾鸦片战争至今,一次又一次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总是做出错误的选择(1949年和苏联搞一起、洋务运动等),除了在小平同志的主导下我们对了2次。对30岁以下的年轻人来讲,如果这次错了,大家就只能回去洗洗睡吧。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直到1842年与西方世界全面接触,并试图融入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这条路走得非常艰难,为什么呢?我认为有一条,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和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关系,与西方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格格不入的。

  西方人看待世界有两个基本工具,一个是对世界客观的观察和测量,一个是在此基础上的严密的逻辑推演去理解世界。中国人如何理解世界呢,包括很多受过教育的精英在内,中国人认识世界是两根支柱,一个是阴谋论,没法平心静气很客观去看待这个世界,另一个是用类比来理解世界,用打比方来理解,比如去杠杆,我们的市场官员媒体理解它就是收水和放水,用类比理解世界很大问题在于类比是极其不精确的,忽略了大量复杂的细节,很多时候面目全非,牛头不对马嘴。

  本文系7月28日,高善文应邀参加了山西证券成立三十周年主题活动围绕中美贸易争端话题的演讲节选

关于高善文博士参加山西证券纪念活动的相关澄清

编者注:2018年7月28日上午,高善文博士应邀参加了山西证券成立三十周年主题活动,并围绕中美贸易争端话题进行了演讲和交流,主要内容延续了他4月11日在清华大学时事大讲堂相关演讲的分析思路和结论。会后,网络上开始流传关于这次演讲的各种笔记和解读。这些流传的内容均未经过演讲人的审核,反映了相关人员的认知、理解和猜想,其中存在大量的误读和误记。为使得关心这一话题的人更清楚完整地理解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想法,现将《中美贸易摩擦深处的忧虑》一文再次推送如下,供大家参考和批判。

中美贸易摩擦深处的忧虑

提要: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世界经济无可避免地正在进入G2格局,这对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形成重大挑战,中美之间的摩擦和潜在冲突由此势所难免。
美国国家利益也许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划分和理解:一是维护并在全球范围之内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二是确保美国在核心技术和军事能力上始终处于领先地位,甚至维持压倒性优势;三是在全球范围之内保护和促进美国企业的商业活动。
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的期望渐有背离;中国制造2025在核心技术领域挑战美国的优势;中国由政府主导经济活动的模式日益威胁美国的自由经济模式和美国企业的竞争地位,这应该是中美经济贸易领域摩擦加剧的深层原因。
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需要担心的前景是过往的全球化走向未来的碎片化,是在双向投资、技术转让、人才流动等领域中美从过去日益融合的局面走向未来不断分离的局面。

风险提示:中美贸易摩擦加剧 全球经济复苏停滞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复杂的关系,中美贸易摩擦涉及到法律问题、经济贸易问题、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都需要非常长期的知识积累,需要很高的专业门槛才能够做出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评论。
对我来讲,在资本市场长期从事宏观经济领域的商业研究,并不具备这些方面的知识积累,突然切入这样一个话题,本身似乎是很奇怪的。
一个重要的由头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应中国金融40人论坛(CF40)的邀请,我同他们一起拜访了华盛顿。这次拜访走访了华盛顿比较主要的经济类的智库以及美国的经济决策部门。在进行此次访问的时候,华盛顿圈子里对华进行贸易打击的策划基本上已经到了尾声阶段,大家的共识不是是否有一场贸易摩擦,而是关注中国会如何反击。
但是从北京出发的时候,我们所留意到的中国国内的媒体以及国内政府官员的公开表态,对于即将到来的贸易摩擦或者贸易战,似乎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大家普遍觉得中美关系虽然说不上多好,但是总体上可以管理,处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
这与我们在华盛顿看到的情况和信息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尽管现在中国媒体把舆论的焦点聚焦在关税和贸易上,实际上就我们当时在华盛顿看到的情况,美国这次对中国发起的在经济领域的一系列行动,远不局限于贸易领域。美国国会最近围绕CFIUS正在进行一系列的辩论,围绕外国企业在美投资法案正要进行一系列重大的修订。美国政府智库和官员都不讳言,CFIUS这次修订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除了CFIUS之外,在中美关系另外一些极其敏感的领域,美国实际上有一系列触及中国底线的行动,比如美国的台湾旅游法。
这些与我们站在国内,从中国媒体获取的以关税贸易为主要领域的中美之间的摩擦,信息并不完全一样。基于这样的原因,考虑到各位同学的专业背景,我们以下从一些中美经贸关系最基础的问题展开讨论。

一、国际贸易摩擦的来源
在讨论中美关系前,首先我们来看一些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基础性的问题。
基于现在的知识,我们确定地知道一个基本的事实,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组织经济活动最有效的方法,它可以最好的促进经济的增长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在市场经济制度之外,迄今为止人们没有找到其他替代性的制度能够在很长的时间里面持续做到这一点。
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由苏联所倡导的计划经济制度曾经对市场经济制度提供了一种对立的、替代性的解决方案,但是几十年实践的结果,相对市场经济制度而言,计划经济制度应该说从长期来看是不可行的。
在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人们对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抱有巨大的怀疑,至少当时的一部分美国学者也曾经抱有巨大的怀疑。但是在金融危机如此严重的2008年,在美国没有人质疑市场经济制度本身,这一点跟1929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果我们现在说市场经济制度是最有效的、最能够持续地促进人类生活水平提高的制度安排,没有太多的人会对此提出不同的意见。
市场经济制度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有两条非常关键的原因:一是市场经济制度通过自由交换促进了专业分工,每一个人集中做自己最擅长的事,通过市场实现商品或服务的交换;二是它能促进最充分的竞争,充分的竞争既能刺激分工的深化,又能促进技术的进步、专业知识的积累。这是我们现在已经确定知道的事实。因此市场所达到的范围越广,自由交易交换的范围越宽,整个社会分工的程度就越深,充分竞争的程度就越激烈,整个市场运行相对来讲就会更有效,进而更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增长和人类生活福利的改善。
但是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自发形成的,它需要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制度安排来支持,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之中少了任何一条,市场经济制度都无法正常工作。市场经济制度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有很多,其中关键的至少有以下几条。
第一条是保护私有产权,包括知识产权,这是市场经济制度得以高效率运行最关键的基础,没有这一条,市场经济制度完全无法工作。保护私有产权或者保护知识产权,看起来显而易见,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它有非常丰富的细节。
举一个例子。上世纪20年代,上海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它在当时的上海只是占了一小块地区。在租界里如果你拥有房屋,租界管理当局会给你地契。在租界里面所发放的地契,它的信用几乎跟黄金是一样的,具有非常高的信用等级,可以流通,可以从银行质押去获取贷款,具有大家普遍承认的内在价值。与租界相邻的、由中国政府管理的地区,房屋虽然也有地契,但其信用等级要弱得多。
这两栋房屋的建筑质量、地理位置等非常接近,甚至没有区别,但是为什么在信用市场上、在银行借贷市场上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关键的原因是其背后政府对产权保护的态度。如果在租界里房客租了你的房子,逾期不支付房租,你可以报警,警察可以帮你把房客赶走,把房子还给你,但是如果是在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管辖下你去报警,政府对你的保护是大打折扣的。这是一些很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案例。
所以保护私有产权不是泛泛而谈的一些概念,它需要很多扎扎实实落实在具体的执法行动上的具体实践。知识产权的情况是一样的。
市场经济制度所需要的第二个极其重要的安排是,市场经济制度必须能够破除垄断,抑制强权,保证公平和充分的竞争。市场在竞争过程之中很容易形成一些垄断,这些垄断有可能转化为政治上的强权。
一个能够正常工作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安排,必须有能力破除垄断和抑制强权,保护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从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情况看,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做到。
此外,现代市场经济制度需要通过大量的交易来实现,而要完成交换就需要一种非常便捷可信的汇兑工具和汇兑安排。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说过,人类有三大发明:一是学会了管理和控制火;二是发明了轮子;三是发明了中央银行。1492年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的时候,美洲大陆还没有轮子,迄今为止我们不知道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其他的动物能够管理和使用火。但是萨缪尔森看来的第三大发明就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使得现在的交易活动可以非常便利、稳定、可靠地大规模展开,而这一点实际上在几百年以前仍然是很难做到的。
总结来说,现在的市场经济制度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合理的制度安排,但是它需要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些基础设施需要通过政府的强制力来维护。保护产权需要政府的强制力,破除垄断,保护公平和充分的竞争同样需要政府的强制力,发行现代的信用货币,在一定的程度上也需要政府的强制力。
在此基础上我们讨论市场的边界问题。
市场是通过自由交换、专业分工和充分竞争,来提升效率和促进增长的。在这种安排之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强大的理由,必须把市场的边界限制在一国的领土范围之内呢?有没有什么合适的理由使得我们相信,市场限制在一个国家的领土范围之内就是最好的?
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理由。因为市场是通过专业分工交换和自由竞争来实现效率提升的,所以市场内在的力量一定是跨越一个国家的自然领土边界的。它所能实现交换的范围越大、分工越深入、竞争越充分,越能促进参与贸易的所有国家的福利改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市场的力量延伸到一国的领土范围之外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它延伸到一国的领土范围之外以后,能够更好地促进所有参与方的福利改善和经济增长。
但是在早期非常长的时间里,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在技术上存在一些困难。除了很多法律、汇兑方面的困难之外,早期在技术层面上还面临着运输、信息交流的种种困难。比如说,大规模的交换就涉及到货物的运输,后来生产的全球分工更涉及到大规模的运输。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在一国的边境之内,长距离的运输甚至都是很困难的,更不要说是跨越大洲的非常长距离的运输。另外一个约束就是信息的流通,商品交换需要实时知道大量的信息、比如买卖的行情、价格的情况、当地需求的波动等等,而信息的大范围流通,在早期的时候也是极其困难的。
我们知道跨大西洋电报的出现是二十世纪初的时间,跨大西洋电报的出现所标志的远距离即时通讯的实现,对贸易在全球范围之内更加快速地推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尽管它不是唯一的作用。五六十年代标准集装箱的推广大大降低了远洋运输的成本,也在客观上破除了贸易在全球范围之内展开的另外一个约束。信息交流和货物运输问题的解决为市场在更广范围扩张提供了有力保障。
当然,在这些重要变革出现之前,技术也一直在快速进步,国际贸易的成本在不断下降。
前面讲的两点,第一点是市场需要一些强制力量来保证,第二点是市场自然的力量会跨过一国的边界,这两点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
如果市场要跨越一国的边界去展开,市场就变成了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活动,它面临的基本困难就是用何种力量来实现私有产权的保护、汇兑体系的维持以及保护公平和充分的竞争。市场力量跨越一国的边界面临的一个内在的困难就是,一个国家在内部用来维持市场正常运作的一系列安排,一旦跨越国界以后,它的有效性、可得性就面临巨大的问题。

二、全球贸易发展的历史回顾
图1显示的是从1872年以来全球商品贸易量占全球经济产出的比重。
如果我们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通讯技术和运输技术的不断改善,贸易总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促进福利的改善,那么贸易占整个GDP的比重总体上应该一直在上升,而且只要贸易占GDP的比重在上升,自由贸易的范围越来越广,它就越来越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我们观察历史的案例,一般认为,如果把1890年到1900年之间作为一个起点,大概到1920年前后,在差不多20到30年的时间里全球贸易,或者是以货物贸易的自由化为标志的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曾经经历了一段黄金时期。在这段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货物贸易量相对全球的GDP是有明显的上升的。经济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商品在全球范围之内流通,这一过程相对GDP以更快的速度展开,使得全球经济经历了第一轮全球化的黄金时期,而这一轮全球化也刺激和促进了当时深刻地参与其中的相关国家的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参与这一浪潮的包括美国、英国、西欧、日本等。
但是从1920年前后这个顶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球化经历了20到30年的严重的收缩和倒退。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时候,经济全球化的程度甚至比美国内战结束的时候还要更低。
尽管人们并不认为这一次全球化的崩溃是当时全球范围内经济萧条的原因,但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次经济全球化的倒退延长和加剧了经济大萧条。这一点也是容易理解的,本来市场在跨国的自由交易中,分工程度是非常深的,然后跨国的交易突然中断了,分工只能在非常小的范围之内去展开,这基本地破坏了一个经济所拥有的生产的潜力,基本地破坏了经济所能够生产出来产品的技术边界。

既然市场力量这么美好,既然全球化跨国贸易这么美好,为什么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全球化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倒退和收缩?
非常重要的原因是1900-1920年的全球化没有一个相对应的全球治理结构去维持它。市场力量是需要一些基础的制度安排去维持,需要保护产权、需要促进竞争、需要有国际汇兑安排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去维持。而这一轮的全球化,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安排去支持它,它完全是由市场力量自发形成的全球化。
这种自发形成的全球化,当它处在上升浪潮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获益,大家都纷纷加入其中。但是当经济衰退到来的时候,每一个国家的反应都是要保护本国的产业,保护本国产业的方法就是竞争性加税,这样一来,跨国的贸易基本上就阻断了,贸易活动局限于越来越小的范围,这加剧了经济收缩,从而造成进一步增加关税的压力,形成恶性循环,全球化就崩溃了。
除了加关税之外,为了维护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政府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对货币进行竞争性的贬值。货币竞争性贬值的结果是国际汇兑体系极其混乱,加剧了经济严重的收缩和衰退,带来了全球化20多年的停滞。
这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由市场内在的性质和通信技术、运输技术等所主导的全球化趋势,需要全球的治理安排去维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相对于全球的GDP,全球的贸易经历了一轮又一轮大幅度的上升。从1945年到现在,在这70年的时间里,相对于全球的经济增长,全球贸易在以更快的速度成长。全球化在商品贸易以及后来在生产层面上深刻的展开,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刺激了全球经济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这一现象最有发言权之一的应该是中国,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能够实现惊人的经济成长,关键的原因是我们加入到了全球经济的分工体系中,我们的商品能够销售到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我们加入到了全球生产链和供应链的形成过程之中,没有这样的基础,改革开放不太可能形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惊人的成就。
为什么在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球化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并在70年的时间里,在非常大的范围之内,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重要的相关事实。

三、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图2是基于Maddison数据库,从1700年开始,基于购买力平价所计算的全球一些主要的国家经济总量在全球之中的占比。图3是基于市价汇率的计算结果。

中国的衰落在鸦片战争以后几乎是不可逆的。从鸦片战争前后一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出现接近150年的连续大幅度的下降。
再来看美国,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除中国外,美国在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就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到1890-1900年前后,美国已经超过中国,成为全球当之无愧的最大经济体,之后美国始终维持了这个地位。
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以市价汇率计算,美国的经济产出占到全球近一半的比重。到1960年,这一比例仍然有40%。现在,以市价汇率计算这一比例仍然有1/4,美国仍然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开始上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这一上升急剧提速,到现在为止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表1是基于2017年的数据,对中、美、日经济产出的基本比较。2017年,中国GDP是12万亿美元,美国是19万亿美元,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GDP不到5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日本的2.5倍。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商品出口金额2.3万亿美金,美国1.5万亿美金,日本只有0.7万亿美金。再来看商品加服务出口,到2017年中国已经是第一大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国,出口额接近2.5万亿美金,美国只有2.3万亿美金,日本是0.9万亿美金,中国大约是日本的3倍。
再看制造业(2016年数据),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是3.2万亿美金,美国是2.2万亿美金,中国的制造业产出比美国大50%,是日本的3倍。现在中国制造业的产出比美国加上日本都更大,大概再过几年的时间,中国制造业的产出将比世界七大工业国家加在一起都还要大。
基于现在的趋势,大约在2028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以市价汇率计算将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届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可能在25万亿美金到30万亿美金之间,而一旦中国追上和超过美国,美国可能没有太大的机会重新占据第一的位置。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届时日本经济体量有多少呢?大约5-6万亿美金。也就是说,中国或者是美国,都将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5倍。
我们看到,在经济上,世界无可避免的进入了G2格局。
自鸦片战争的衰落以后,到2030年,经过接近200年的努力,中国重新回到了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
这是我们观察中美贸易摩擦的时候,必须清楚的一些基础性的事实。
在这些经济背景下,我们首先尝试回答为什么在1945年以后,全球贸易能出现连续70年如此高速的发展和增长。
基本的原因是,在1945年,美国占全球经济产出的50%,美国对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有足够的愿望,也有充分的能力。有充足的愿望是因为美国占全球经济体量的一半,所以建立这样的体系美国获利最大。在能力上,美国和盟国刚刚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经济、军事、科技上的实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挑战。
由美国所主导的这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二战以后维持全球经济秩序最为关键的制度安排,它保证了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在随后非常健康蓬勃和持续地发展。
这一经济治理体系由一系列的支柱构成。
在贸易层面上,早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后来的WTO,引导各国单向的、几乎是不可逆的降低关税。所以二战以后,全世界关税水平是不可逆的,稳定的下降,由此促进了贸易的繁荣。
在国际汇兑安排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体上维持了国际汇兑体系的稳定。尽管在这期间也出现过一个或者几个国家的汇率危机,但是总体上来讲,汇率危机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扩散的范围也都很有限,而且最后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下得到了化解。
在政治上,联合国虽然不是一个特别有效率的政治组织,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建立的国联相比,还是更有力量一些。此外还有世界银行等。
我们在第一部分讨论了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市场需要一些基础性的制度安排,第二是市场的力量是超越国界的,两者是相互矛盾的。
在第二部分讨论中, 1945年美国经济体量巨大,美国有愿望和能力去建立一个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美国建立的治理体系保证了战后全球经济的高速成长,保证中国在融入这个体系以后享受到了巨大的利益。
中国人通常讲改革开放,但它没有明确的定义这个词的边界。什么叫开放?
中国的开放政策的核心不是向伊斯兰世界开放、不是向拉丁美洲开放、不是向非洲开放,中国的开放就是融入到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开放的准确含义,是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打开大门,将中国的经济毫不犹豫地加速融入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之中,融入到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之中,这是中国的开放。而在一定意义上,改革是为了适应这一开放的格局,把不匹配的制度安排改掉,使得中国能够完成这样的融入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40年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非常不容易,其中开放政策是极其关键的。而开放最主要的就是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市场经济体系开放。开放具有这样的限定,意味着开放不是单边的。如果中国加速向美国开放,美国加速把大门相对中国关起来,中国的开放还有用吗?

四、G2时代,美国继续维持目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愿望和能力都在下降
现在全球进入了G2时代,到203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比美国还要大,而这种变化几乎是不可逆的。世界进入G2时代的最重要的影响是:美国对继续维持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愿望和能力都在下降,至少边际上在下降。
中国对于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有独特的想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能力,至少在边际上有能力改变这一体系。例如亚投行、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都是试图改变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至少在边际上。
所以中美冲突的核心是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体量逐渐相当,特别是我们展望未来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比美国还要大,美国在边际上维持现有体系的能力和愿望在下降,中国在边际上改变这一体系的愿望和能力在上升,而中国边际上改变这一体系的方向跟美国所乐见的方向又是不太一样的。在这一背景下,就出现了我们正在看到的,以及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面,都会持续存在的中美争执的一系列的问题。
现在我们把经贸问题稍放一放,在一个超越经贸关系,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去回顾中美关系,然后我们再回头来聚焦经贸问题,可以把很多问题看得更清楚。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的经贸政策都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核心都是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问题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
我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可以分解为三个层次。
美国国家利益的第一个层面,是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并在全球范围之内对此进行推广。美国的外交政策有实用主义的一面,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总是在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摇摆,在大多数时候是实用主义,但当其占据优势的时候,又会变得比较理想主义。
美国外交政策偏理想主义的这一面,是要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尽可能在全球范围之内推广它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第二个层面,是保证美国在核心技术和军事能力上拥有领先、甚至是压倒性的优势。只有美国拥有这些优势,美国才有能力捍卫自己的意识形态,才有可能去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
第三个层面,是让美国的商人在全球范围之内能够自由地做生意,确保商人能够受到其他国家公正的对待,保障其利益能够受到充分的保护。美国商人利益在他国受到侵害,可以找美国领事馆、美国商会,美国政府就会出来交涉,目的是要保证美国商人在这个国家受到公平的对待。如果他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美国就劝说这个国家政府这样做,否则就用其他方式进行制裁或报复。
所以,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由这三个层面来组成的。
当我们理解完这三个层面以后,我们再来回到全球的G2格局来看中美之间的争端。可以说,在所有这三个层面上,在美国看来,中国都对美国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挑战。
在第一个层面,即意识形态层面上,美国曾经认为,随着把中国纳入WTO,中国经济日益市场化和高速增长,中国会变得越来越接近、尊重和认可美国的意识形态,这是美国公开的秘密。但是现在美国的战略思想界开始认为,尽管中国经济入世以后日益强大,但中国并没有接纳和认可美国的意识形态,反而与美国希望的方向日渐背离。这引起了其高度警觉和普遍反思,并开始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的诸多方面。
在第二个层面上,即保证美国在技术上拥有领先或压倒性的优势,美国也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中国制造2025所列出来的战略新兴行业,包括机器人、电动汽车、航空等,都是事关未来的新技术,是引领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战略方向。美国在这些领域相对全球其他国家拥有,并且希望继续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这是美国能够强大的技术基础。
但是美国认为中国通过中国制造2025计划,正在快速追赶和挑战美国的技术优势,并担心中国未来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其围绕中国制造2025开具征税清单,考虑投资和技术转移的限制,并正在策划进一步的打压和围堵政策。其清单之中有些产品中国根本就对美国没有出口。比如说中国如果对美国出口大飞机,美国加征关税,这可以理解,但是中国自己的飞机都还没造出来,美国就已经开始加税。所以在第二个层面上,中国制造2025使得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受到了明显的挑战。
在第三个层面上,也是最实用主义的层面上,中国对美国的商业利益也开始产生侵蚀、威胁或挑战。典型的证据是,美国商会(也包括欧洲商会)对华态度的显著转变,对中国营商环境变化的抱怨,由此推动美国政府对华提出一系列政策诉求,例如公平竞争、对等互利等。
美国的经济制度是一种自由经济制度。所谓的自由经济制度,就是政府是市场的守夜人,负责维持秩序,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样的技术去生产,全是资本家和金融体系的事,政府是不参与的。英美经济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都是在这种模式下成长起来的。
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制度。美国学者给中国扣了一个帽子,叫国家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安排是非常不兼容,随着中国经济在技术上日益复杂化,规模日益扩大,两者之间的冲突势必愈演愈烈。
根本的原因在于,在美国的企业看来,中国的企业背后站着中国政府,政府和企业是捆绑在一起,无法分开的。在竞争之中,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财政补贴、准入限制、廉价信贷、乃至直接订单等手段支持中国的企业,这使得美国的企业在中国和全球市场上都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来看下面几个例子。
在太阳能板行业,早期美国、欧洲和中国都开始尝试做太阳能板,大家处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但是美国和欧洲企业做太阳能板的时候,企业家是拿自己的钱去投资。而中国的企业背后,有产业政策,有大量的政府补贴和廉价的银行信贷。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有政府的大量补贴,很容易形成产能过剩。中国已经是这么大的经济体,中国一旦形成产能过剩以后,会把产能过剩出口到全球,英美的厂商就会面临廉价产品的竞争。这样一来中国的廉价商品导致欧美的厂商被迫退出市场。尽管他们在竞争之中败北,但他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竞争造成的,输得心不服口也不服。
未来技术发展谁也说不清楚,在这一竞争过程之中,如果中国的产业政策搞对了,那么欧美企业无法跟中国竞争,因为在起跑线上就比中国落后。中国把足够廉价的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导致欧美企业破产,中国企业垄断了市场,等到达到足够的规模,中国企业开始赚钱的时候,欧美企业已经没有能力进入这个市场了。
如果中国把产业政策搞错了,中国这些企业都会死掉,但是中国这些企业死掉的同时,会把他们相关的欧美企业一起拽下来陪着中国企业倒闭。因为中国国企倒闭的过程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背后有大量的政府补贴和廉价信贷,市场不能够及时的出清,始终能够维持存在,始终能生产比较廉价的产品。但是欧美的企业是自由市场制度,它在这些层面上相对中国企业没有优势,最后他也会被拖垮。
所以中国的产业政策如果搞对了,欧美企业没有好的结果;如果搞错了,欧美企业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中国的这套市场制度的安排,在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足够大,加入了全球的生产链,并且出口巨大的背景下,欧美相关的企业是认为中国存在不公平竞争的。例如,现在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太阳能板的生产企业都在中国,就是因为2009-10年开始的太阳能板的竞争,中国通过大量的政府补贴把欧美企业全洗牌,欧美在这场战役中已经完全输掉了。
再比如钢铁的例子。中国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在所有行业之中是最严重的。中国的钢铁生产能力大概占到全球的一半,中国的钢铁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结果是把全球的钢价都压得很低,结果是美国的钢铁商、日本的钢铁商日子都很难过。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钢铁的产能过剩这么严重呢?是因为中国的钢铁领域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国企经营难以持续,但可以通过合并或者注资继续存活,受到的市场约束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它的财务资源不能说是无限的,但也远远超过了一般公司的资本所能支持的范围。所以虽然产能过剩,但是他能在这个市场上勉强存活,中国钢铁以低价销售,导致美国钢铁厂商的产品卖不出去,他就只好关门倒闭。美国厂商关门肯定不甘心,因为这不完全是技术优势或者管理优势的碾压,是因为背后中国政府的支持导致了美国企业的破产,它会认为遇到了不公平竞争。
最后举一个大飞机的例子。中国的大飞机目前还没有拿到适航证,就已经有800多架订单。如果中国的C919是一个完全私营的或者是按照欧美市场规则竞争的企业,有可能拿到这么多定单吗?对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来讲,可以认为C919的这种争取订单的行为是公平竞争吗?
中国一旦能够以比较低的价格把大飞机出口到国际市场,波音和空客可能因为低价竞争而关门。波音和空客都会觉得这是不公平竞争,但是如果它去WTO控告中国,会发现中国不违反任何一条WTO协议的规则。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围绕国有企业、产业政策、政府补贴就没有制定规则。因为当时美国的意识里,根本没有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制度这个概念。所以在非常底层的层面上,中美之间冲突的核心,我认为是两种经济模式的冲突。
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WTO是围绕自由市场经济建立起来的规则,中国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这两种制度的运转是不一样的,而且相互之间是不兼容的。两者的竞争中,任何一个单个的企业遭遇中国国企的正面竞争都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但是一定能说中国这个制度更有效率吗?中国这种制度的成本一定最低吗?一定能够获得最高的投资回报吗?一定能够获得更有效率的经济成长吗?这个是不一定的。
中国不那么在意所谓的投入产出的回报效率没有关系,但是中国参与了全球市场,在美国看来中国扭曲了全球市场的竞争。换言之,这对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形成了挑战。

五、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讨论完这些问题我们就容易知道和理解,对华在经贸问题上奉行强硬路线是美国朝野两党的共识,在美国国会享有广泛的支持,在美国社会也越来越享有广泛的支持。
纵观中美恢复交往40多年的历史,从1972年到1992年,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对抗苏联。所以尽管中美之间在很多领域存在不同,但是中美两国关系走得很近,大量留学生可以去美国学习,经济可以正常往来。
从1992年到2012年,美国的战略思想界希望把中国纳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并进而希望中国会由此变得更市场化、更接近美国的意识形态。对美国商人而言,中国市场广阔,可以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与此同时中国当时在技术上完全不足以对美国构成挑战。所以美国的战略思想界和工商界都支持与中国接触,美国商会对华态度友好,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压舱石。
2012年以来,中美关系的这些基石都动摇了,反对中国正在成为美国朝野的共识。
总结来说,美国国内有三种政治力量,在反对中国这个层面上有高度共识。
第一股力量是美国战略思想界,他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美国背向而行,以前的对华政策是失败的。第二股力量是锈带地区的产业工人,他认为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体系后,承接了大量制造业工作,导致他们失业。第三股是美国的工商界,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对他们构成了不公平的竞争,侵蚀了他的利益。
美国的战略思想界、锈带地区的产业工人和工商界,是三股相互独立的政治力量,但是这三股相互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反对中国的问题上取得了高度的共识,形成了广泛的共鸣。从美国的政治光谱上看,这大约是目前的现状。
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需要双方相向而行,寻找和扩大利益的交集,需要把经贸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共同利益加以维护和巩固,需要在涉及经济模式等关键问题上相互妥协,并形成制度化的安排,需要在各自的政治光谱上找到可靠的内外盟友。
需要担心的前景是,如果这些妥协无法达成,再加上在技术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在双向投资、技术转让、人才流动等领域,中美会从过去日益融合的局面走向未来不断分离的局面;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会分裂为中美各起炉灶的碎片化过程;中美关系由此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高善文:时光的刻痕

按语: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金融40人论坛组织“四十人看四十年”的系列活动,进行纪念。应其约请,并在编辑人员的反复催促下,我撰写此文,作为相关纪念书稿的一个部分。

四十年以前,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掀开了中国现代历史波澜壮阔的新篇章,推动中国向着民富国强的目标大步前行,在规模和深度上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崭新的奇迹。

作为在改革开放年代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有幸目睹、见证、并深深地受益于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本文主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在记忆的长河中选取了几个印象深刻的片段,试图记述在一个平凡而卑微的生命中,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沧桑巨变,并借此表达对小平同志由衷的敬仰和深深的思念。
一、生产队的记忆

夜已经很深了,屋外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吹落了院里树上残存的几片树叶。四周静悄悄的,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狗叫,更增添了夜的静谧。

母亲从织布机上走下来,伸了个懒腰,吹灭窗台上的油灯,打算休息。

这时,院门处传来几声轻响,伴着低声的呼叫,“睡了吗?我想借你们家点东西,有急用”。

母亲侧耳静听,分辨出是邻居家要借东西。“这深更半夜的,要借什么呢?难不成家里孩子病了?可我们家也不是药铺子呀?”,母亲心里琢磨着,一边起身去开门。

一进院门,邻居低声而急促地说,“今天晚上生产队要组织挨家挨户搜家,检查是否有私藏队里棉花的情况,你们要小心呀”。说完,他转身出门,又去通知别的邻居了。

原来,这段时间生产队里组织采摘棉花,但许多的棉苞还没有绽开。由于寒冬将至,地温很低,棉花早已停止生长,只好将棉苞整个摘下,然后分给每家每户。

每户的任务是,用手把棉苞拨开,把其中的带籽的棉花扒出来,再全部上交给生产队。

由于缺吃少穿,一些人会私藏扒出来的棉花,其中的棉籽可以用来榨油,棉花可以自己纺花、织布,做成衣服穿。

为了打击这种行为,生产队的做法是深夜组织突袭搜家。

邻居走后,母亲睡意全无,重新点亮油灯,坐在织布机上,一边织布、一边等待,一边想着家里的生计。

果然,到了后半夜,村里的狗叫声由远及近,越来越多,越来越响亮。紧接着,街上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着咳嗽声和偶尔的低声交谈。没多久,院门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象擂鼓一样。

院门刚开,马上涌进来一群壮汉。这些人二话不说,打着手电筒,就着月光,开始翻箱倒柜地检查,家里的面缸、麦瓮、衣柜、藤筐、被子里都一一查到,有的甚至要下到地窖里看一看。

正在熟睡的我被吓醒,裹着被子蜷缩在墙角惊恐地看着这一切。这时的我,只是一个5岁左右,刚开始模糊记事的小童。

这是1970年代中期,在中国北方农村一个普通的冬天的夜晚。也许后来的中央领导这时正在酝酿着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但童年的我只模糊地记得,广播里到处在宣传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而父母却在愁眉紧锁地盘算着日常的生计:眼看着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孩子们的冬衣还没有着落;家里的存粮,到来年开春就支撑不下去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孩子们吃什么呢?

多年以来,围绕计划经济的争论时而沉渣浮起,但这段童年的经历始终告诉我,至少在摘棉花这件事情上,计划经济是不靠谱的。
二、北大往事

1988年的北京大学,刚刚在这年五四的时候隆重纪念了建校九十周年。作为“戊戌变法”的产物,北大师生总是对现实政治怀有异乎寻常的热情,并常以“兼容并包、兼收并蓄”来自诩。

这年秋天,我完成高中学业,进入北大,开始了此后七年在燕园的学习生活。当时的北大校园,多少还散落着一些校庆的气氛,《精神的魅力》作为杰出校友纪念校庆的一本文集,几乎是人手一本。

但一进北大,给我冲击最大的并非这些。我最深刻和最新鲜的感受是,北大像个自由市场。

只是在这个市场上自由叫卖的并非文具,而是各种闻所未闻的新思想。在名目繁多的各类讲座、沙龙和聚会上,社会名流纷纷登场,宣讲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各种思考,或者自己的学术主张。学生则可以自由出入、甚至打断演讲人,提问交流。

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阶梯教室被围得水泄不通,连过道上都挤满了人,讲台两边也都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学生,手里都拿着笔记本。演讲者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眉飞色舞,时而用力地挥动双手,来强调自己的观点。讲到精彩处,教室里自发地爆发出潮水般的掌声和叫好声。偶尔有学生起身提问诘难,观点犀利,见人所未见,周围的人则会报以钦佩的眼神和热烈的鼓掌,连演讲者也会连连赞叹“好问题、好问题”。

我清楚地记得,我参加的第一场讲座是方励之教授的《物理学与美》。当时他由于一些政治事件刚被处理。北大居然请他来举办讲座,我深感惊讶,折服于学校环境的宽松。方教授结合物理学的发展史,从思想方法的角度介绍了物理学理论内在的和谐、对称与美,给我这个物理学科的新生以巨大、深刻而长久的思想震撼和启迪。

当时在北大校园里传播、争论、并相互激荡的许多新思想其实是舶来品,但也有不少是本土学者的一些学术思考。

对于刚经历了长期思想禁锢的许多人而言,对于刚在高中阶段被灌输了不少意识形态教条的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激动人心。这好比在一所长期不通风的房间里,突然打开了窗户,新鲜的空气涌进来,终于可以自由地大口呼吸,不由感觉神清气爽、精神为之一振。

高中的政治课,我们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学习了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自以为利刃在手,应有尽有,可以无往而不胜,可以犀利地批判其他经济和社会学说的虚伪和欺骗,可以深刻地揭穿西方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真实面目。

但是,面对各种竞争性学说的宣讲和介绍,我似乎完全没有招架之力,深感困惑和迷茫。在那时的我看来,不少新鲜的学说具有严密的逻辑推演、扎实的经验证据、深刻的思辩拷问,完全不是自说自话的说教,非常有说服力。这使我开始认识到,具有独立的、批判性的思考能力,而不是寻章摘句地死记硬背是多么重要和稀缺的能力。

高考前夕,我曾经在报考北大,还是北大的隔壁校之间颇为纠结。后来听人说北大思想自由、环境宽松,便选择了北大。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我有两大雅好:一是喜欢凑热闹(属于看热闹不嫌乱子大的类型),二是好为人师(属于不懂装懂的类型)。

进入北大不久,就发现这所学校的气质与我十分契合,两大雅好同时得到了很好的满足,深感当时报志愿的选择是正确的。

尽管当时在北大,各类思想宣讲呈现百家争鸣之势,但大多数演讲和争论还是围绕中国经济改革展开的,这也是当时报纸和社会上最热门的讨论话题。1978年北大学生冲出校园,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1984年国庆游行,北大学生在通过天安门城楼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这些往事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尽管高中阶段曾经着迷物理学,进入北大的专业是无线电电子学,也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但进入北大不久我就认识到,经济学可真不错,又热闹时髦,从之者众;又可以冒充国师,指点江山,十分合我的胃口,于是暗下决心要去经济学院读研究生。

我找到一位北大经济学院的学长寻求帮助。他给了我几本书,开列了一个书单,还嘱咐了一些要点。实际上,他的书单主要是美国大学经济专业本科和研究生的教材,不少都是原版书目。他嘱咐的要点是,书中有感兴趣或弄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查阅和钻研一下相关英文文献。

当时,在大多数中国大学经济专业,《资本论》仍然是最主要的教材,西方经济学是作为思想史用来批判的,但北大已经引入美国原版教程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这种开放的态度让我受益良多。

几年以后,我进入北大国民经济管理系(现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开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三、葵花宝典

1989年以后,由于一些政治事件的影响,学校的气氛开始变得压抑起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防止和平演变成为主要的官定议题,经济改革等其他社会话题难以公开讨论,大家公开说话也都比较小心,担心留下什么把柄。许多情况和话题只能在小范围内议论几句。

1992年春节过后,从南方回校的同学开始提到小平南巡的消息,但细节很模糊,我们也是将信将疑,甚至担心这又是境外敌对势力的阴谋和谣言。

大约5、6月份的时候,系里突然通知召开全体大会,传达重要讲话。大家多少能够猜到要传达的内容,纷纷赶往指定的会场。屋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大家都不说话,屏声静气,等待会议开始。往常的会议,之前大家多少会相互打招呼、交头接耳,会前总是一片嗡嗡的声音,但这次的气氛显然不同。

系里的领导开始宣读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要点,会场时而响起热烈的掌声。当读到小平同志说,“要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时,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我向窗外望去,视野中一片模糊,情不自禁的泪水早已浸透了双眼。

这之后,许多同学都去了深圳。

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厉以宁教授担任学院掌门人。由于他长期倡导股份制改革,并带领几位研究生学长牵头起草中国第一部《证券法》,再加上当时股票市场在初创阶段,交易活跃,波动巨大,投机成风,同学们在紧张的学习之余,都很关心股票市场的情况。

有天深夜,我正在宿舍上铺熟睡,突然一声巨响,紧接着,听到下铺兄弟声如洪钟的断喝:“写得好呀!”。

我心中一惊,深更半夜的,这家伙大呼小叫,是个什么情况?

我揉了揉惺忪的双眼,探头向床下望去,见他正在挑灯夜读。刚才他读到精彩处,心生共鸣,情不自禁,不由一掌击在墙上,大声喝彩。原来,那声巨响,是他演习“降龙十八掌”产生的。

我寻迹望去,在书的封面上依稀看到了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葵花宝典”。

我凛然起身,世上竟然真有这等奇书?这可要借过来好好研读一番,实在不行就巧取豪夺。

我眯起双眼,瞧个仔细。书的题目赫然是:“炒股三十六招”。原来刚才是看花了眼。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位同学甫一毕业就投身证券市场,迄今成为中国股票市场少见的常青树,声名远播。

而我当时正着迷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效率市场假说,折服于其简洁、精巧、深刻的经济思想,以至于迄今进入股票市场有年,却仍然是深山探宝,空手而归。
四、上海滩

四月的北京乍暖还寒。中南海的宫墙外,玉兰花已经凋谢;昆玉河畔,柳树刚刚抽出新芽,在春风中摇曳起舞。

夜晚时分,华灯初上,薄暮下的长安街气度恢弘,庄严大气。

我与朋友漫步在复兴门的桥头,无心欣赏身边的美景,内心充满彷徨和纠结。

这是2003年的暮春,“非典”的阴影还没有散去,而我则站在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一个选项是远赴美国,再念一个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当时的我已经拿到一些录取通知书,并开始办理留学签证。

一个选项是在国内谋一份差事,薪水优厚一些,还有一些成长空间。

麻烦在于,在国内谋份差事何其不易,所谓成长空间更是一片朦胧;而留学生涯的未来路径明确清晰,容易预测。

陪同我散步的是多年的同窗好友,当年正是他的指点使得我顺利转入经济系课读研究生。

这时,他正在力劝我加入光大证券,从事经济数据的分析工作。新上任的光大证券总裁决心加大投入,全力转型和发展卖方研究业务;而好友则受命主理此事。

我此前曾经在政府机构工作数年,从事公文运转,对证券公司十分陌生,也弄不懂卖方业务到底是做什么?证券公司去分析经济数据有什么价值?心中难免惶恐忐忑。

好友尖锐地指出,你已经三十出头,如果远赴美国,到四十多岁才能够安定下来,大好年华,皓首穷经,十分不值。即使四十多岁在美国谋到一份差事,薪水难言丰厚,这期间还要生孩子、置产业,经济必不宽裕。而国内证券市场则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总之,他痛陈留学之非,极言在国之是,剖析利害,鞭辟入里,直似苏秦重生,张仪再世。

就这样,尽管家里人坚决反对,我也颇有疑虑,但几个月后,我还是撕掉了美国留学的签证,一咬牙、一跺脚,转身去了上海滩。

光大证券的研究所当时设立在上海浦东张杨路上一个居民楼里,属于这所建筑的底层商铺。这个底商本来的设计是要建一个超市,由于无人承租,一楼变成一家川菜馆,二楼则成为我们的办公场所。每天中午以后,办公室便飘来菜馆炒菜的香气,和着川菜独有的麻辣味;偶尔有老鼠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又飞快地溜走了。

这年的证券公司经营极度困难。有同事含着泪说,基层营业部的员工,一个月八百块的工资都已经发不出来了。在居民楼里,与川菜馆一起办公,重要的原因是租金便宜。想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豪言,我的心中开始惴惴不安。

会议室里灯火通明,烟雾燎烧,大约已经是凌晨两三点的样子了,我们刚讨论完一个演示文稿,处理好最后几个数据,开始吐着烟圈,随口议论卖方业务的模式和公司的未来发展。

好友大手一挥,说,我们今年的分仓业务收入刚起步,差不多500万左右,几年以后,我们的业务收入会达到3000万以上。到那时候,大家的个人年收入,将足以俾睨美国的普通中产阶级。

会议室里传出轻快的欢笑声。不是期盼,而是大家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公司已经快无米下锅了,能否撑到那时候都还难说呢;再说,从哪里能弄到那么多钱呢?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几年以后,我们的分仓业务收入已经数以亿计。
五、江湖之远

在美国,金融市场的波动在政府宏观经济决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投资银行(在中国称作证券公司)经济学家对经济数据的分析、以及对市场的解读,对政府判断局势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中国的情况显非如此。

当年一些朋友听说我去证券公司作分析师、炒股票,感觉十分惋惜:干点什么正经事儿不好呢?非要去搞投机生意!再说,原来在政府的工作又体面、又高大上,怎么说丢就丢了呢?

在上海期间,有次打电话到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自我介绍后,客气地询问对方主要负责哪个领域的工作,接电话的人员不屑地说:“我的工作就是管你们这些人”,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还有一次,应邀参加一个私募基金的午餐会,我的角色是介绍一些经济方面的判断。我站起身来,刚说明身份,就被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一位科长打断:“这些事情你们不懂的。我的分析刚上报给人民银行总行,得到了总行货币政策司的肯定。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就是当时的状况:2003年的时候,中国证券业的研究业务刚开始蹒跚起步,没有人认为证券公司能够拿出严肃的、具有启发性的宏观研究报告。

2018年5月31日上午,成都洲际酒店的大宴会厅座无虚席,过道和后排还站着许多人,听众十分安静,神情投入而专注。

受现场气氛的感染,站在讲台上的我变得十分放松,脱离既定的演示文稿,开始谈起一段时间以来,郁积在胸中的、对当下宏观经济政策的观察、思考和批判。由于事前没有准备,随口议论,有些言辞颇为尖锐,忘记了两个重要事实:一是台下的摄像机正在进行网络图文直播;二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即时文稿的整理和传播是以分钟来计量的。

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演讲立即在网络上疯传,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第二天,广州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即以头版社论的形式发表评论,指名道姓、单刀直入地指责我在成都的演讲是“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一些网络评论员也认为我是“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试图干扰和阻挠国家大政方针的实施。

作为证券公司的经济分析人员,在媒体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这与15年前相比,无疑是云泥之判。

一些很长时间不联系的人也打来电话,嘘寒问暖的同时,旁敲侧击地询问:目前有没有压力?人身是否安全?上下

犹太人5大经商智慧,靠体力绝不会赚到大钱,大生意是学出来的

有人说:"不了解犹太人,就不了解世界".犹太民族是一个谜一般的民族,犹太人是一群谜一般的人物。
犹太人是一个小民族,这个民族的人口从来没有超过二千万人。这个数字在数亿、数十亿的世界人口中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个小民族中却涌现出与其人口比例极不相称的许多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的传人。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都是犹太裔人士,许多富有的商人、银行、企业家也是犹太人。
【活用数字】

《羊皮卷》上说:“如果店主算不清楚帐,他的帐就会找他算账。”数字能够精确反映出企业的许多情况。你的账面反应了一切,你根本不需要去看你的库存、看你的规模,只要看数字就知道你工厂的一切经营状况。

犹太人思维缜密,尤其对数字。他们就把这个特点应用在经商上。用数字来思考,来总结社会,让数字为自己服务,这是犹太人的精明之处。 注重数字,习惯数字,这是犹太人几千年流浪总结的经验。首先让数字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然后从生活惯用的数字中找出一条经商原则,以此为基础,成为赚钱的根本。犹太人认为,假如想赚钱就必须把数字运用到生活中去亲近它。注重数字,用数字来思维,如果你是商人,你就要学会运用你的数字思维,对你的成本利润进行核算,这对你的经商是有大裨益的。

【捐出1/10的收入】

在2000多年前犹太民族就以把“捐献1/10的收入”列入上帝的律法,即使在大流散的岁月中也从未中断。所谓的“慈善”不是犹太人的说法在他们眼里,这样的行为只是一种“公义”:捐献,即一定数量的钱的转移是每个犹太人必须履行的“公共义务”。其强制性之大足以构成法律效力。虽然长期以来犹太人的慈善安排主要服务于犹太内部,对他们寄居的社会大环境没有直接作用,但这种安排可以即时发挥其作用,总而加速这一过程的运行。

【不要让支出超过收入 】

当支出不超过全部收入的90%时。我就觉得生活过的很不错,不像以前那样穷困,不久,觉得赚钱也比往日容易。能保守而且只花费全部收入一部分的人,就很容易赚的金钱;反过来说,花尽钱包所有钱的人,他的钱包永远都是空空的。犹太人的用钱原则就是这样的,只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他们认为不该用的地方,是一块钱也不会花出去的。以崇尚节俭、爱惜钱财著称的连锁店大王克里奇,他的商店遍及全美50个洲和国外很多地方,他的资产数以亿计,但他的午餐只有1美元左右。

对于金钱除了爱之外,还要惜。也就是说,除了想发财外,还要想办法保护自己已有的钱财。犹太人的这些金钱观都是很有道理的,这就是犹太人经营致富的一个奥秘。犹太富商亚凯德说:“犹太人普遍遵守的发财原则,那就是不要让自己的支出超过收入,如果自己的支出超过了收入那便是不正常现象,更谈不上发财致富。

【大生意是学出来的】

穷人的穷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钱,而是他们根本就缺乏一个赚钱的头脑。富人的富有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现在手里拥有大量财富,而是他们从根本上就有一个赚取财富的头脑。学会利用和发挥学习别人的生意规则,用头脑经营生意。事实上,犹太商人都知道一条亘古不变的生意经——大生意是学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

【靠体力绝不会赚到大钱】

工作成就不能以工作时间来计算,也不应该按干了多少活来计算,而应该以一个人的实际工作所获得的有效劳动成果的多少来计算。想办法提高你的工作业绩,才是真正有效的赚钱办法。靠体力劳动只是最为基本的生存保证,但是工作薪酬低微,付出的辛苦多,工作还不稳定。所以要依靠智慧去劳动,传统的体力劳动是不会得到大量财富的,即使传授中的的大力士,在今天也顶多是维持自己的生计罢了。在今天越来越重视知识的时代,富有智慧的人们注定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者。体力劳动和智慧劳动两者观念不同,造成的命运就会有所不同:依靠自己的智慧使自己变得富有,依靠体力则依旧仅仅可以维持生活罢了。

吉林大学李晓教授在2018年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

亲爱的经济学院、金融学院的全体毕业生同学,尊敬的毕业生家长,经济学院的各位领导和老师,大家下午好!

大家可能注意到,与以往不同,今天我准备了个讲话提纲,因为我认真地做了一些准备,权当是我给各位同学们上的最后一堂课,也包含着对各位同学的嘱托。

今天我想讲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中美贸易战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第二是我们应当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第三是想借此机会谈几点对同学们未来工作、生活的嘱托和希望。

第一个问题:中美贸易战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从今年三月份一直到今天,世界上最为吸引眼球的事件不再是叙利亚,不再是北朝鲜,不再是俄罗斯世界杯,而是中美关系。具体说,就是中美贸易战真的要打响了。这是我们最不情愿看到的,也是力图避免的事情。但问题是主动权不在我们手里。对于这场贸易战,我的关注点不在贸易领域,它使我有着更为深重的忧虑和危机感。

首先,从贸易角度来看,既然是美国发动的贸易战,那么权且按照美国方面的统计来看下面一组数据。去年,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为1300亿美元。前不久中国自卫性地反击了美国,征收美国500亿美元商品的25%的关税以后,特朗普又下令加征了我们2000亿美元,然后再准备如果中国反击,会再加增2000亿美元。这是个简单的算术问题。

去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约5000亿美元,现在两个2000亿加上一个500亿,他动用了4500亿,还剩下500亿美元左右的额度。而我们已经动用了500还剩800亿,美国追加的这2000亿,我们跟不上了。如果我们也同额度回击,不仅是将从美国的进口商品清零,而是负进口了,理论、实践上都是不现实的。

这是美国对中国做出最具羞辱性的行为,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对美国市场依赖太深。

我们知道,由于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发展,国家间的分工已经从产业内部分工发展到产品内部的分工。我们称之为生产工序的专业化。因此,一个国家在贸易中实际获得的收益与其实际贸易收支状况未必呈正向关系。再加上在此过程中,中美双方的统计方式不同,如是否将经香港的转口贸易统计在内,以及是按商品的离岸价格还是到岸价格统计等方面双方存在分歧,所以美方统计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比我方统计多出1000亿美元左右。

按照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1985年开始的6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375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这期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总额达到4.7万亿美元。而去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占到了整个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将近一半。再从中国来看,我们对美国的顺差从2010年以来的八年时间里,平均超过78%,有四年超过80%,一年超过130%。

这些数据意味这什么?说明对美贸易顺差成为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最重要部分,没有了对美贸易顺差,我们的经常项目顺差将会大大缩小。

另一方面,我们对美国制造业及其核心技术的依赖更为严重。“中兴事件”虽然尚未结束,但仅就目前的后果来看,不只是十几亿美元罚金的问题,美国国会已经否决了特朗普总统暂缓中止中兴业务的提案,即便最终通过该项提案,恐怕也要按照美国人的规则来改组中兴的管理层及企业管理机制和运行规则,美国甚至要派出一个监督官到这家中国企业。这起事件足以让我们清醒地看到自己同美国之间巨大的技术差距以及对美国核心技术的严重依赖。

同时,我们对美国农产品的依赖也同样比较严重。去年,中国自产大豆1400万吨,总进口是9554万吨。大豆生产是非常耗费土地的,平均每生产一吨大豆需要八亩土地。这些进口大豆若是换成中国自种,要消耗7.6亿亩的土地。而中国的农业耕地红线是21亿亩,拿出三分之一的土地种大豆可能吗?答案很明显。

不进口可以吗?很难。因为人民对高质量生活的向往和需求,使得植物蛋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这些蛋白加工以后的残渣可以用来喂猪喂牛,保障畜牧业发展。如果不进口,大豆及其附属品的价格都要提高,意味着要出现某些生活必需品的物价上涨。有人说,我们转向巴西进口吧!问题是,全球大豆生产的相当大部分被几家美国公司控制着。巴西大豆从生产、运营到销售几乎都是美国公司控制的。

更为本质性的,是我们对“美元体系”的依赖。听过我课的同学们,一定清楚这个原理。

总体来看,现今的“美元体系”主要靠三个机制来运行:

一个是商品美元还流机制。中国、日本、德国等“贸易国家”向美国出口赚取美元以后,还要将其中相当大部分借给美国。美元是世界清算货币、结算货币和主要的资本市场交易货币,如果不借给它,美国需要自己满足基础货币发行的话,它就会印钞,有可能引发美元贬值。这意味一方面我们本身拥有的美元储备缩水,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另一方面美元贬值意味着我们本币升值,对出口非常不利。

所以,作为“贸易国家”的悲剧就在于,我们需要被动地维持美元汇率的稳定,尽量不让美元贬值。也就是说,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要维持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的货币稳定,这是商品美元还流机制迫使我们承担的被动责任,也是我们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公司债的原因。

第二个机制是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机制。1971年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确保自身的储备货币地位。为此,美国迅速找到了石油这种工业血液,联合沙特等国建立了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机制。这就意味着其他国家若要进口石油必须用美元支付,因而就必须储备美元。这样,美元在与黄金脱钩之后依然牢固地保持着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

第三个是美国对外债务的本币计价机制。美国80%以上的对外债务是以自己可以印刷的美元计价的。就此大家不难想象,美国霸权或者说美元霸权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讲,针对自己的对外负债美国是可以通过印刷美元解决的。当然,正是由于美元是美国控制世界的最主要工具,现实中美联储、财政部还是格外慎重的,轻易不会乱来。但事实上,美国在2008年危机之后已经搞了四次量化宽松,释放出大量流动性。

我曾在课堂上说过,学习经济学或研究经济学的人不要轻言“美国衰落”。在我看来,“美国衰落”有一个重要标志,即当美国对外发债的大部分不用美元标价而是用欧元、英镑、日元或者人民币标价的时候,这个国家真的是衰落了。如果你看不到这一天,请不要轻言“美国衰落”。

正是由于中国处在“美元体系”当中,不仅使得我们拥有大量的美国国债,而且基础货币发行也对其产生严重依赖。

坦率地说,近十年来,中国M2的发行量几乎是世界第一。我们的M2对GDP之比为2.1:1,而美国为0.9:1。发了这么多货币,为什么大家感觉不到呢?有很多原因,但有两个原因最为重要:

一是我们的基础货币发行很大程度是用外汇占款来实现的。也就是央行收购企业和公司个人手中的美元,按照市场汇率再释放出人民币,通过这种方式把流动性释放出来。外汇占款占到央行释放流动性的比例最高时达到80%以上,目前也在60%到左右。也就是说,美元储备是人民币发行的重要的信用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房地产扩张,使得央行释放出来的相当大一部分流动性被房地产套住了。

所以,贸易战果真打下去,接下来的影响就会涉及到货币金融领域。美国人非常清楚,如果我们的美元储备大幅度减少,那么人民币发行的信用基础就会出问题。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赚取外汇的能力也将受到影响。由于中国是典型的“贸易国家”,本币不是世界货币,不得不将货币信用寄托在其他货币比如美元身上,而且国内的经济发展、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包括大国外交、“一带一路”都需要大量资金,因而外汇储备规模对中国而言格外重要。

就近几年外汇增长状况来看,2016年我们在投资领域的外汇净收益出现了440多亿美元的负值。2017年我们加强了外汇管制,勉强恢复到近130亿美元的正值。但是今年1—5月,我们在投资领域中的外汇收入不足50亿美元。

在贸易领域的数据就更难看了。去年上半年全口径贸易顺差尚有540亿美元左右,但截止到今年五月全口径的贸易逆差将近250亿美元。六月份的统计还没出来,但一个月扭转不了大局。也就是说,今年上半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净逆差格局已定。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外汇储备状况也不容乐观。有学者测算过,截止到今年五月份,我国的净外汇储备也就是外汇储备减去外币负债,约为1.9万亿美元,比2013年2.96万亿美元的峰值减少了近30%。

关键问题是,这1.9万亿美元并不都是归我们所有。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到今年四月底,规模以上的外资企业(含港澳台)总资产为21.68万亿人民币,按照6.45的汇率计算,折合成美元资产的话约为1.55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在1.9万亿外汇储备净值中有80%以上是外资企业拥有的。

我在授课时曾说过,由外资企业投资所形成的外汇储备相当于赌场的筹码。什么概念呢?赌客进赌场后会将各种货币换成筹码,无论在赌场中玩输了还是赢了,他所拥有的筹码可以再换成自己需要的货币拿走。也就是说,这些投资的所有权归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可以随时撤资或者在投资期限到期后撤资。虽然现阶段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不会导致外资全部撤走,假如只撤资三成,也就是5000亿美元左右,1.9万亿再减去5000亿,我们还剩多少?我们还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情需要钱。

所以,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想恐怕不只在贸易领域,还在“中国制造2025”,更可能是通过贸易战的方式迫使我国做出更大让步,而且很可能是迫使中国在货币金融领域更大开放。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金融国家”,我十几年来一直研究这个问题。

表面上看,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是在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为“铁锈地带”那几个州的蓝领工人争取更大利益,迄今为止他在这方面做得很不错。但由于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即日益高度金融化,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利益是其必须予以重视的。金融资本的目标是要赚取全球金融市场的收益,其前提条件就是世界各国货币金融市场的开放,但迄今为止中国这块骨头美国始终没有啃下来。我们的资本项目没有完全放开。特朗普的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核心目标有许多,我想在他的谋划中,不会没有迫使中国更大幅度开放货币金融市场的目标。

当然,美国更为重大的国家战略利益就是遏制中国的崛起。对此我们不要抱有丝毫幻想,不要以为这是特朗普个人意愿。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著名学者讲述了他的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华人朋友在美国“美中关系委员会”的经历。这个委员会的宗旨是促进美中友好关系,在他此前的多次访问中,委员会工作人员都是热情接待,笑脸相迎,但这次却像躲瘟神一样回避他,他说自己感到了“麦卡锡主义的回潮。”

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恐惧与敌视达到了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所以,在特朗普对华采取强硬的贸易制裁措施之后,他的支持力不降反升,目前达到40%以上,而且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在这一问题上的政治共识高度一致。自特朗普上台以来,两党之争非常多,但唯独在“中国问题”上高度一致。

今天,有很多学者试图把中美之间的冲突局限在贸易战范围,认定它只是场贸易冲突,主张不要把它扩大到其他领域中去;还有一些学者认定这场贸易战打下去美国必输,中国必赢。不论他们是怎么测算的,我认为这是一厢情愿或不符合常识的。对一般国家而言,贸易战在经济学上一定是双输的。但是对于大国而言,关键在于谁输得起。

历史经验证明,大国之间特别是“老大”和“老二”之间的较量,更多的不是经济行为,不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而是一种国际政治行为,是以国家利益为目标的。国际政治竞争不是“正和游戏”,而是“零和游戏”。经济学与政治学的逻辑有很多不同,一个主要的区别在于,经济学研究的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还是自损六千的问题,它的逻辑是如何让己方避免自损八千,尽量实现自损六千,即实现资源约束条件下以最小的成本达成最大绩效;与经济行为不同,政治的逻辑是只要我赢,战胜对手,牺牲多少无所谓,在所不惜。因此,两者的逻辑与行为规则是不一样的。

刚才,大家合唱的国歌里有一句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我不敢说是最危险的时候,但可以说,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的时候。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最大的危机不是贸易冲突,而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霸权国家已经公开把中国当成了最主要的对手,在和平时期利用经济战的手段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遏制和攻击,同时还利用其超强的全球军事实力对中国进行越来越多的威慑,制造周边冲突乃至危机来干扰我们的和平发展进程。

前不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有一个发言,赤裸裸地攻击中国是一个掠夺性的国家,是一个偷取知识产权、盗取别人技术、强迫转移技术、强迫地猎取别人资源的国家。这种攻击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他是在把美中冲突上升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高度。

最近,美国通讯委员会发表公告,于今年6月11日废止了2015年奥巴马政府时期制定的网络中立法案。我们知道,互联网思维、原创技术与技术服务,所有这一切都以美国为核心。当年,美国为了促进国内网络运营商之间的公平竞争,同时也是为了让世界各国放心使用美国技术、拓展全球市场,搞了一个网络中立法案。但是现在这个网络中立法则没有了,意味着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可以在提前告知消费者的情况下,屏蔽这些网站或者降低这些网站的访问速度,也就是断网。

如果一旦对中国采取这种措施,我们银行、交通、商业、邮电等系统可能会瘫痪。最近有一则报道,美国网络军已经得到国会授权,可以对网络攻击和盗取美国知识产权行为作出攻击,锁定地址后利用美国的网络特权,即根服务器关闭攻击者网站。现在全球的根服务器有十三个,其中一个主根服务器和九个辅根服务器在美国,其余的三个分别在瑞典、荷兰和日本。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在正在做更多、更充分的准备。

最近,大家都看到一张G7首脑会议上的照片,场面类似“最后的晚餐”,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其他国家首脑冷峻对视,似乎不共戴天。但是要知道,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特朗普提出了一个计划,叫G7国家经济一体化,主张七个发达国家相互之间实现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据说已经得到德国的同意。也许德国的这种首肯是表面的,由于涉及市场份额等复杂的因素,其他发达国家的立场很可能与美国不一致,因为美国市场份额太大,竞争力太强,所以七国间的经济一体化肯定不会顺利。

但美国的这种行为意味着一个严峻趋势,即它已经下定决心废除WTO的全球多边贸易规则,也就是我们坚持倡导的全球多边贸易规则。这个规则曾经是美国人创立并坚持实施的。今天他们不想再按此规则再做下去了,要搞一套新的、更高标准的规则。在这方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特朗普对欧盟、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将会促使这些国家同中国坚定地站在一起,抵制美国的逆全球化行动。事实上,这些国家在知识产权问题、强制性技术转让、企业并购等方面对中国的指责、攻击同美国并无二致,立场完全一致。

所以,我们不能把中美贸易战仅仅局限于贸易领域,这本质上是一场国运之战。我们更不能将这一场争端视为短期内可以解决的。仅就贸易争端而言,从196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末,美国和日本曾经发生过一场漫长的贸易争端,这场争端打了30年,结果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陷入“失去的二十年”。中美之间的冲突作为一场大国博弈,恐怕需要至少50年甚至更长时间。今天的一切,不过是一场历史大戏的开幕。

第二个问题,就迄今为止的中美贸易争端而言,我们需要吸取哪些教训?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谈。

首先,就眼前的教训看,主要有两点:

一是盲目自大的情绪。一百多年来我们被西方侵略、压迫的太久,心中的大国情怀不仅强烈也更为迫切。必须承认,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在某些领域的进步与发展甚至走到了世界前列。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产生了一种举国的自豪感,同时也伴随着一些自大情结。

中美贸易战,尤其是“中兴事件”不啻为一剂强烈的清醒剂,让我们意识到自己与美国之间存在的巨大技术差距。事实上,我们在许多核心技术领域与国外的差距十分巨大。马航370事件出现后,很多人才知道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对自己生产的飞机发动机的运转状况,包括在什么地方运转、在哪个高度运转、在什么时间运转,是完全可以掌握的。

前不久,一家汽车零配件公司的总经理跟我讲,世界上有两三家公司的汽车喷油技术做的最好,但是我们军车的喷油嘴一定不能用外国的,即便国产喷油嘴质量不高也要用自产的,因为国外厂家都可以进行喷油嘴控制,关键时刻可以进行停止发动机喷油的操纵。

我们知道,网络技术有三个层次,最核心的是原发性的技术创新,其次是原发性的技术进步及其产业化,如芯片,再次才是利用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技术进行的规模经济的市场开发。我们经常搞“光棍节”购物狂欢,无论是阿里巴巴还是京东等都是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经济规模实现的快速扩张,跟原发性的技术创新思维、原发性的技术进步及其产业化毫无关系,只不过是运用别人的技术思维、产业化的技术,利用中国的巨大市场规模迅速推广而成。

二是这场争端使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在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更为深刻的改革。以往,我们通过以市场换技术、以资金买技术、以挖人才造技术等方式取得了一些技术进步,但今后这些途径恐怕都难以行得通了。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唯有自主创新,既有技术领域的创新,更有体制和制度上的创新。

其次,再来谈谈更深层次的教训,此次中美贸易战爆发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主要有三个:

第一,中国忽视对美国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的深入研究。自2016年美国大选开始一直到今年三月份贸易争端,再到今天,我们对美国的判断屡屡失误。更为重要的是,面对着这样一场大国间的博弈,除了一些贸易专业、经济领域的专家纷纷出来发声以外,那些研究美国政治、社会、文化的专家少有声音。这是极不正常的。说明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对自己必须直面的霸权国家的系统、深入研究是非常不够的,因而很少可以对美国做出可持续性的、理性的研判。这是非常危险的,不仅容易出现误判,甚至出现错判。其后果主要有两个:

一是情感胜于理性,整体性的非理性思维经常占上风,本质上讲这是中国人典型的农耕民族根性。农民与商人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农民经常是情感强于理性,而商人则经常是理性胜于情感。中国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正式确立走到今天,不过二十几年的时间。这意味着我们中华民族从农耕民族走向商业民族的历程仅有二十几年,因而传统根性自然是很强烈的,使得我们很少能够理性地认识世界,更习惯基于情感来判断世界。

当年,骆家辉被美国派驻中国大使,很多人欢欣鼓舞,甚至认为美国终于派了个“中国人”,中美关系因此将走得更好。骆家辉是华裔美国人。正因为如此,他更需要要证明自己更美国,所以对中国的态度、立场也更加强硬。在现阶段和今后的中美关系中,我们必须努力克服这种民族根性,更加理性地认知美国,处理好同美国的关系。

二是相应地,我们出现了当年戴季陶先生所说的“智识上的义和团”的倾向。在目前的中美贸易战中,有些学者和专家提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这种提法令人匪夷所思。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在一个经济发展、改革不断深化的时代,何谓“要不惜一切代价”?难道要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时代?

“智识上的义和团”的另一个表现,是我们很少认真地研究特朗普本人。特朗普自传的中文版早在2016年4月就在上海出版发行了。那本小册子很薄,中文标题叫《永不放弃》。我看了三遍,感受是特朗普这个人非同一般。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位美国总统的认知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我们经常小看他,当然全世界都小看了他,二是认为他“善变”,但事实上是因为我们自己看不懂,没有认真研究他。他是一个搞建筑出身的人,这类人的思维方式是,首先要基础夯实,其次是思维、设计缜密,逻辑清晰,否则大楼一定要盖歪的,卖不出去的。

作为一个商人,他的特点是:当对手信心十足的时候,他特别善于抓住对方的漏洞并戳破对方的底线,为对手带来巨大威慑,进而达到目的;而当对手全力进攻的时候,他又突然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在自己的书中,他曾提及自己咸鱼翻身的辉煌经历,其中也多次谈及他与不同对手之间的博弈经历。我建议在座各位同学看一看这本书。大致就会知晓,所谓的“特朗普善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他研究明白。

我现在经常思考一个问题,这场冲突会给中国带来什么?理论上的挑战、实践上的挑战无疑是非常巨大的,甚至迄今为止致使我们获得成功的好多理论都需要做认真的反思。同时,我们的好多对策也需要认真反省。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根本上讲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实现的。开放的本质是什么?是我们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开放,或者说是我们主动地加入到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去,并因此成为该体系的最大获益者。

但是发展到今天,美国人认为这个体系让中国人占尽了便宜,自己却吃了很大的亏,不再愿意同我们玩下去了。因此,当今时代不存在什么“逆全球化”,全球化是不可逆的,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全球化进程出现了大分裂。全球化分裂的本质是什么?是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于全球化的共识破裂或没有了,这是当今世界最危险的一件事情,意味着今后美国不再愿意同我们分享他所主导的全球规则和制度安排,这必然对我们今后所有的经济理论及其研究带来巨大挑战。

但是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挑战恐怕是思想上的,即在这场争端很可能演变成为旷日持久的大国冲突的过程中,我们是继续冷静地认识我们与美国的巨大差距,坚持虚心地向美国学习,还是由此坚定地走向民粹主义的反美道路甚至以一种“玉碎精神”抵制美国的一切。我们曾干过这种事情,所以我很担心。这些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的严峻挑战,关乎今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方向,是个大问题。

第二,忽视对美国经济结构变化的研究,进而对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研究很少,进而缺乏对美国国内政治结构变化的深入理解。特朗普为什么拿中国开刀?对华贸易逆差问题只是个借口。事实上,不是特朗普上台造成了美国分裂,而是美国社会分裂导致了特朗普上台。美国社会由于经济结构金融化被严重撕裂了,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多,中产阶级在破产。所以,美国“铁锈地带”主要的三个州过去全是支持民主党,支持希拉里的,但这次它们的反转是促使特朗普获胜的关键因素。特朗普上台后,必定要兑现竞选承诺。但事情并非仅仅如此,他上台后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政治行为尽快弥合分裂的美国社会。迄今为止,他做得比较成功。因为他非常聪明地捕捉到了一个目标,这就是中国。

“中国威胁”是美国近些年来的焦点话题,而且实际上也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共识。特朗普巧妙地利用了这样一个契机,“中国问题”或“中国威胁”成为特朗普手中的一张牌。所以,如果深入地研究美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到政治结构的变化,我们可能不会出现很多误判。

我认为,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一些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结论有些时空的局限性,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那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决定社会结构变化,也一定决定着美国政治利益、国家核心利益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特朗普两年或者六年后下台,美国也不会因为更换总统而在战略上改变对中国的基本立场。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

第三,忽视对美国控制世界的手段也就是霸权方式、机制等问题的研究。这导致我们经常以工业化国家的视角去认识后工业化的美国,以“贸易国家”的立场去对待“金融国家”的美国;相应地,在此过程中又出现了以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成就来定义自身国际地位的一种幻想。

我自己的多年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崛起的性质是“美元体系内的地位提升”。我认为这是很冷静、理性的一个结论。一些人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是为了取代美元,我反对这种观点。我的研究结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不是取代美元,“美元体系”在短期内是无法被替代的,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是减少我们在“美元体系”中的风险和成本。

说到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我们的某些媒体是极其不负责任、不专业的,经常用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忽悠民众情感。40年来,正是因为我们加入到“美元体系”当中,我们成为该体系的主要获益者,自然成为该体系的最主要的支撑者(如购买大量的美国国债等),也自然会成为该体系风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正所谓福兮祸所伏,这可能是未来我们的问题所在。

也就是说,特朗普的杀手锏正在这里,其实他早已露出了獠牙,如对伊朗、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包括前不久美国部分官员提出的对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冻结等,虽然是传闻,但这种信号意味着当两国纷争激化的时候难免不会出现这种状况。无论怎样,货币金融一定是美国最后的杀手锏、制胜的法宝,这是它的绝对优势所在。

那么,我们的主动权在哪里呢?在国内。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认清了斯密经济学原理指导下的市场经济的重要性,知晓了交易分工的作用,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40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开始意识到熊彼特式的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构建创新性国家的宏伟蓝图,意义格外重大。

围绕创新问题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我想从国家和个人两个层面谈谈自己的看法。在国家层面,我们必须改革、破除一切不利于创新的体制和制度安排。今天,倘若依旧沉迷于炫耀祖先的四大发明,一定是我们这些子孙的耻辱。我们应该更多地思考“李约瑟之谜”,这对我们意义更为重大。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本质是什么?二十几年前我就提出是制度竞争,即看谁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因此,改革那些阻碍创新的制度安排,创建更加包容、可以自主经营、自主选择和自主流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是至关重要的。这个问题过于宏大,在此暂且打住。

第三个问题,就个人而言,围绕创新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我想借此机会对在座每一位毕业生同学谈谈对你们的希望,权当对你们的临行嘱托。

这里,我主要谈六个方面。

第一,养成并保持学习的能力。我在每一次开学典礼上都要谈一个话题:上大学是为了什么?我认为两件事情最为重要:一是掌握学习的能力,二是养成合作的习惯。掌握了学习的能力和拥有合作的习惯,才能事业顺利,缺一不成。在我看来,学习的能力不是指掌握知识和技能,而是指认知世界、理解世界的能力。我们已经知道“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是错误的,我还要说培根的“知识就力量”这句话也是有时代局限的。在今天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和技能永远在过时的道路上。人的一生只有不断掌握并增强自身的学习能力才能不落后于时代。这也是真正的大学教育的宗旨。

耶鲁大学的前校长理查德.莱文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居然掌握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那是耶鲁教育的失败。学习的能力不仅仅来自阅读,更多的还有走出去看世界、观察世界、思考世界、品味世界,只有这样才能够拥有开阔的视野,体会、了解人类的诸多不同,这会使人更加宽容。宽容是人类最高的智慧之一,它会使人类增进幸福。

第二,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独立思考的个人,不会产生创新性社会。我们都看过电影《阿凡达》,导演卡梅隆70多岁时拍了这部电影,我看后曾说过一句话:这是基于人类的想象达到了人类想象的边界。为什么他可以拍出这部片子?是由于他幼年时代的幻想、对世界的好奇心到了70多岁依然如故,没有被泯灭。

好奇心、想象力在今天的中国,在座各位还剩下多少?我真的不敢恭维。大家从幼儿园走到今天,基本上是做着标准答案走过来的。在毕业典礼上,本应对大家说些鼓励的话,但是我还是想严肃地跟大家说,在各位今后的生活当中,如果没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话,将是人生的悲剧。好奇心和想象力塑造着一个人的偏好和喜好,没有自身喜好的人生或者说有自己的喜好却被父母和其他人强行改变的人生是非常恐怖的。这样的人多了,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也一定是恐怖的。所以,学习能力加上独立思考,是形成创新性社会的基本条件。

第三,自主选择的能力。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资源稀缺条件下行为主体如何选择的学问。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基本上是不需要选择的。我上小学、中学的时候,感到自己没有什么选择,因为组织上已经替我选好了,不是上山下乡,就是到工厂接班。其实那时也没有什么痛苦,想起来很快乐。今天,同学们的选择非常多。早晨起来你会选择是到A食堂还是B食堂或C食堂吃早餐,要选择上李老师的课、赵老师的课还是张老师的课。选择是有成本的,起码有机会成本,但不论怎样,市场经济条件下自主选择的成本再多也是必要的,市场经济就是由无数的选择组成的。

今天,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大家还有多少自主选择能力?近几年经常遇到大学同学、朋友打来电话,说我孩子或者亲属今年要高考了,请你跟我说说哪个专业更好?我问他们孩子自己喜欢什么?经常的回答是“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家长,你们可能更清楚是不是这样。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在我上课提问时,很多同学不敢正视我的眼睛,目光所到之处他们基本上都是放下眼帘,好像他不看我我就看不到他一样。没有问题意识,提不出问题,也自然缺乏自主选择能力,这是个恶性循环。具有学习能力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也一定是拥有自主选择能力的人,自然是创新能力很强的人。

谈及自主选择能力,我想谈一点个人体会。现在大家都已基本上选择好了职业,未来还可能有许多新的选择,今天谈这些体会还不晚,也许对你们有参考。经济学强调发挥比较优势,但在做出人生选择的时候,应该注重自己的比较劣势。就是说,你要知道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什么是理性?理性就是知道自己是无知的,或者说知道自己的不足。当你深入了解这些之后,比如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就要尽力回避因自身缺陷或不足难以胜任的领域。这样做,不仅避开了自己的不足,实际上也是选择了你的比较优势,而且会使自己更加快乐、宽容。你不会见到某同学去金融机构做的很好,便产生凭啥我不能去金融机构、大学时我金融学成绩比他好之类的不正常心态。

冷静地了解自己的比较劣势会让你有一个健康心态,你会认为那个同学成功是因为他确实很优秀,而在他很优秀的那个方面,我却是不足的。所以,了解自己的不足却不回避,一味地同他人比较,盲目跟风,无异于人生的铤而走险。

第四,审美能力。如果展开一幅世界经济地图,你会发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如美国出口的是金融服务,日本出口的是制造业技术,中国人出口的是劳动力,欧洲人出口的是古老的贵族文明积淀下来的审美,几乎所有的奢侈品都来自欧洲。审美是一种历史积淀,前提是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的连续性。

这个话题其实是很沉重的,在此我只想谈谈自己的体会。对个人而言,审美是一种品质和修养。一个审美能力低下的民族不仅素养、品格不高,道德水准也会有问题。迄今为止,大家的审美能力基本上都是从父母那里熏陶出来的,问题是在座的各位父母都是“文革”后的一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问题所在。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在今天的毕业典礼上,大家都穿着皮鞋,穿着带领子的正装,我跟赵勇书记提出过毕业典礼上同学们的着装要求。为什么?看看我们的校园里,许多男同学穿着一条大短裤,露着带毛的双腿,穿一双拖鞋,身披庄严的毕业礼服满校园逛。你们觉得美吗?

今天,走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判断一个人是否是中国人的标准,基本上就是服饰与行为。针对个体,主要看服饰,相对于其他亚洲人,中国人的服装搭配比如衣裤、鞋帽、鞋袜等的搭配基本是不合体的,远远一看便知道是中国人,在亚洲人里韩国人喜欢穿着鲜艳,穿的素雅且搭配合理的多半是日本人。如果是团体,看到一个人在说,几乎所有人在听是日本人;一个人在讲,一半人在听,一半人乱乱哄哄的是韩国人;一个人在说,少数人在听,多数人各干各的,大多是中国人。

审美是一种尊严意识,是一种自我尊重也是对别人的尊重。在庄重的场合,一个没有仪式感的人、着装随意的人既是对自己的贬低,也是对他人的极大不敬。在更大意义上讲,审美可以让人知晓世界上的美好与丑恶,它告诉每一个人,人类的行为应当是有底线的,知道有些事情是绝对不可以去碰的、不可以去做的,而不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我们社会的道德水准才会有所提升。

第五,战胜困难的能力。人生中困难是常态,幸福是短暂的,海明威说“勇气就是优雅地面对压力”,人的一生中能成为优雅的人太难了,这也是我自己经常苦恼的问题。有时候,我跟同事说话时会忘乎所以,事后会反思自己的不优雅。但是优雅地面对压力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一个人在压力面前如果能做到优雅的话,这本身就说明你真的能够把困境作为常态。这一点对大家未来的人生、工作非常重要,会增进你的幸福感。

最后一点,要做一个具有使命感的人。我不想在这里空谈使命感,不要把它看作离我们很遥远的神圣之物。一个人做好自己每一个人生阶段中应该做好的事情,把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尽可能地做到极致甚至像清教徒那样对待自己喜欢的职业并愿意为此努力一生,你就是一个具有使命感的人。所谓工匠精神,本质上与这种对职业的敬畏和使命感的理解与坚守密不可分。工匠精神与功利主义无缘。

在此我还想强调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国土沦丧、家破人亡的民族危亡状态,而是处在快速崛起的进程当中,过去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不应当是现在大家读书、学习的目标。今天的中国面对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面对着如何成为创新性国家的重任,只有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位毕业生同学成为真正的人,即成为具有学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自主选择能力、审美能力、战胜困难能力和有使命感的人,你自己的一生才会幸福,我们这个社会才能不断进步,中华民族才真的有希望。

最后,我祝愿大家健康、幸福、事业有成!但是我更想说的是,健康和幸福更为重要!

谢谢各位!

中国债务和楼市泡沫结局大猜想

这是一篇半马后炮半预测的文章,从分析国家近几年的政策脉络来推测未来债务和楼市泡沫的解决路径,抛砖引玉,供大家一起探讨。

周末在家休息,龙翔电影台在放周星驰的《大话西游》,罗家英的一段经典歌曲《only you》给了我一个激灵,特别是歌词“背黑锅我来,送死你去,拼全力为众生,牺牲也值得”。在这场看似无解的债务和泡沫大戏中,谁背了黑锅,谁去送死,谁又能“违背”规律在背后导演这场大戏,最终还可以顺利回到“拼全力为众生”的取经之路吗?我们来一起分析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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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债务问题。

首先做个梳理,都说中国债务问题严重,可中国债务构成有哪些呢。一般来说,负债分为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三个部分。

那么他们各自负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政府负债:名义40万亿,算上隐性债务预计在65-74万亿左右(中信数据);

企业负债:90万亿(标普数据),央企负债率91.8%,国企负债率74.5%,民企负债率54%;

居民负债:截至到2017年底,居民部门存款68万亿,贷款47万亿,盈余21万亿;

逐一分析一下:

1、政府负债:从08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开启的4万亿刺激开始,一直到现在,主要是地方政府,政府负债已经达到65-74万亿,2017年中国的GDP总量是82万亿,负债率高的吓人,当然官方宣称政府负债率不到40%,原因你懂的。

2、企业负债:标准普尔给的数据,中国企业的债务率是14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90万亿),比美国13.1万亿美元还高0.9万亿美元,央企资产负债率91.8%,应该说基本上资不抵债。地方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74.5%,民企54%,世界上经济学家统一的认识企业债务超过50%就很危险,我们都超过了,不管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起来民企。

3、居民负债:2017年居民部门存款68万亿,贷款47万亿,存款余额只有21万亿,除以14亿人,每人只有1万5,当然不排除有其他理财方式,但是央行公布今年4月单月居民存款储蓄就少了1.32万亿,菜场大妈都知道钱去了哪。

这帐目看起来,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印钞票抵消债务了。

以前按照外汇占款来印钞早就行不通了,外储不过3万亿,也就不到20亿人民币,你知道这几年中国印了多少钱吗?

看个数字:2008年,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M2)只有47.5万亿,而2018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170万亿。中国M2于2010年超过美国,2012年超过欧元区,并于2018年超过美国和欧元区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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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和企业都需要钱,但货币还能继续按以前的速度印下去吗?显然不能了,怎么办呢?

面对这些天额的债务,解决起来也没有别的办法,无非是三种:

1、政府债务:继续借新还旧,搞庞氏把戏,不然还能怎么办?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都说了,地方政府欠的债没有一个想还的;

2、企业债务:要分好亲疏,央企国企是亲儿子,必须力保,什么债转股、供给侧统统搞起来,甩包袱兜底也要做大做强;民企呢,交给市场去处理,该违约的就违约,该明斯基就明斯基,自求多福吧。

3、不能忘了群众:还有一条债务转移,14亿人分下去也没多少,150万亿的债务,每个人才10万块,用什么转移呢?房子。而且转移给个人的好处在于,我们没有破产制度,债务是终身的,一直到肉体消灭为止,看看近期北京一家三口的新闻就知道了。

所以,在没有生产力巨大提高的前提下,在没有特别大的外部压力下,债务只能通过这三种办法化解,民企和吃瓜群众也别叫苦,谁让你们含量低呢?

2

再来说说房子。

房子不是用来住的,也不是用来炒的,从更高和更深远的角度来看,房子可能是用来转移债务的。

你不信?那我跟你讲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棚改。

前几天看新闻,说中国房价过万的小县城已经超过100个了,什么概念,像这些人口净流出,也没有产业支撑的小县城,它们在15年之前房价不过3000出头。

这种有些违反经济规律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呢?我给大家捋一下逻辑:

国家撒钱给地方政府进行棚改 → 农民拿到钱产生买房需求 → 楼市预期变好房价上涨 → 炒房客纷纷涌入 → 政府抓住机会卖地收税 → 赚到钱还给国家 → 剩余的填地方债窟窿 → 炒房客紧急寻找接盘侠 → ……

这真是一波绝妙的设计和操作,可能也只有在中国才能做的成,国家的钱在地方政府和拆迁农民手里走了一圈,重新回到国家手里,但是政府的债务却减少了。

你说最后出钱的是谁呢?自然是后知后觉的接盘侠和当地没拆迁的刚需。

不信的话,再来看一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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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这一波楼市上涨已经创造了23万亿的购房支出,直到现在还在继续,2018年4月单月居民储蓄就少了1.32万亿,大部分钱都跑到楼市付首付了,如果再算上70%的信贷支出,数额很吓人吧,他们都去填债务这个大窟窿了。

其实不只是三四线城市,二线城市也搞得很热闹,人才大战、摇号大战,茶水费、号子费、诚意金,听说杭州深圳光诚意金都超过500万,南京为了全款买房把钱宝网都弄崩盘了。

可以说二线这一波操作的主角是土豪,动辄都是几百上千万的操作,一个号都能卖到50万,这是土豪们在赚楼市的最后一个铜板,他们站在国家的对手盘,打赌国家还要放水不敢降房价。

但是他们在国家眼里何尝不是一块肥肉,十年的楼市黄金期,他们赚得盆满钵满,也是时候给国家出把力了,你看看前段时间海南的“关门打狗”一下子打了6000亿;昨天的最新消息,杭州终于放风要限卖了,门就要关上了,还逃得出去吗?

这就是用房子转移债务的路数,不管是刮贫民,还是斗地主,门一关放出一只房地产税的恶狗,大家都一样。

3

从内部因素看来,房价短期内是不会降了。买了房子的不过是纸面财富,不能让他们变现,因为房子的钱都在还债呢?锁住泡沫是一定的。

买不起房的该怎么办?

昨天深圳房改去参考一下,远一点雄安新区度娘一下。所以,我们这才恍然大悟,领导们说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说的是这些新建的保障房、人才房和租赁房。之前的房子还是需要炒的,不然怎么转移债务。

保障房、人才房一般人享受不到,原因你懂的,这是典型的计划福利,要享受的话得看含量够不够,否则申请也不容易。

我比较关心的是租赁房。按照领导以往的讲话,产权和使用分离,我认为大概率会学习“新加坡+德国”的租房模式,怎么说呢?

新加坡是国家建设租赁房提供给人使用,德国是私人房屋做租赁使用,中国的方案是“国家建一部分,私人提供一部分但是由大平台进行整合”。

那房租会涨价吗?

在中国房子靠现在房租收益根本无法回本,如果楼市真的限卖,同时提高租房含金量租购同权的话,可以肯定的是房租一定会涨。

另外,国家一直试点的REITs,把未来几十年的房租收益打包成证券发售,用来解决开发商和银行债务问题,你说投资者会不会希望这个REITs收益率高一点呢?如何高一点,涨房租咯。

买房的人要为国扛鼎,看来租房的人也逃不掉。

4

最后说说楼市泡沫的问题。

在没有外部特别大压力的前提下,按照既定的在房子限卖多年、租房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之后,特别是房地产税接棒土地财政,伴随着实业回归和货币紧缩,房子的金融使命就走到尽头了。

那时候房子降价是一定的,期间肯定会伴随一些资金链断裂抛售的阵痛,但是都不影响大局,这就是国家制定的楼市“慢撒气”的策略。这个时间点大概在哪?要看国家部署的速度,我想最多不会超过十年。

但是外部情况会影响慢撒气策略的执行,那就是美国贸易战。

美元剪刀、石油大棒,向内输入通胀,朝外抽取资金,一旦我们系统承受不住,不管是应对通胀的加息,还是应对经济下行的放水,都会让楼市泡沫加速破裂。

对于楼市泡沫,你是想稳妥地“慢撒气”呢,还是壮士断腕快点破裂?

背黑锅我来,送死你去,拼全力为众生,牺牲也值得。

最后,回答文章最前面提出的问题,在国家导演的这场大戏中,群众无疑是背了大锅,杠杆加的太多的企业和炒房客去送了死,希望这些牺牲可以换来楼市泡沫“慢撒气”,并最终反思这些年来的政策,回到“拼全力为众生”的治国之路,这样的牺牲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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