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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芒格说一个人是否靠谱,闭环很重要(深度)

巴菲特说他一生遇人无数,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查理这样的人。

93岁的查理·芒格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是沃伦·巴菲特的黄金搭档,伯克夏·哈撒韦公司的副主席,芒格的头脑是原创性的,从来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也没有任何教条。

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充满智慧的真知灼见,在2007年的南加州大学毕业演讲中得到充分。

芒格将会用他自己的话来告诉你:获取普世的智慧,并相应地调整你的行为。即使你的特立独行让你在人群中不受欢迎……那就随他们去吧。

巴菲特:芒格说一个人是否靠谱,闭环很重要(深度)

芒格在南加州大学

法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2007年5月23日

你们当中肯定有许多人会觉得奇怪:这么老还能来演讲(听众大笑)。嗯,答案很明显:他还没有死(听众大笑)。为什么要请这个人来演讲呢?我也不知道,我希望学校的发展部跟这没什么关系。

不管怎么样,我想我来这里演讲是合适的,因为我看到后面有一排年纪较大且没有穿学位礼服的(家长)听众。我自己养育过许多子女,我知道他们真的比坐在前面这些穿学位礼服的学生更感光荣。父母为子女付出了很多心血,把智慧和价值传授给子女,他们应该永远受到尊敬。

我还很高兴地看到我的左边有许多亚洲人的面孔,我这辈子一直很崇拜孔子,我很喜欢孔子关于“孝道”的思想,他认为孝道既是天生的,也需要教育,应该代代相传。你们大家可别小看这些思想,请留意在美国社会中亚洲人的地位上升得有多快。我认为这些思想很重要。

好啦,我已经把今天演讲的几个要点写了下来,下面就来介绍那些对我来说最有用的道理和态度。我并不认为它们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完美的,但我认为它们之中有许多具有普遍价值,也有许多是“屡试不爽”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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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做生意的天规,不懂就得死

合伙创业天规第一条——《投名状法则》

合伙做生意的天规,不懂就得死
1,出钱规则(各出多少?差额如何平衡?股权如何划分?)

2,出力规则(如何分工,谁干什么?什么责任?)

3,赚钱规则(赚谁的钱?用什么去赚?怎么个赚法?)

4,执行规则(谁去执行?怎么执行?什么责任?)

5,领导规则(谁来领导?资本领导?技术领导?销售领导?当赚钱的人和出钱的人不是同一个人时,谁当领导?领导权多大?集体投票权多大?)

6,罢免规则(领导出问题怎么办?战略出问题怎么办?哪些事件发生才可以启动罢免程序?)

7,退出规则(为不把矛盾扩大化,如何退出?原股退出还是议价退出?损耗成本计算标准?)

(以上这段,江湖上称之为《大圈帮合伙作案共事章程》)

合伙创业天规第二条——《翻脸法则》

(提议、动议、附议、反对、弃权、表决的议事规则)

1,战术失误处理规则(是换将还是换方法?)

2,战略失误处理规则(是换帅还是换战略?)

3,观点冲突处理规则(是投票平息还是专家平息?)

4,人格冲突处理规则(是打架解决还是司法仲裁?)

5,发生矛盾处理规则(是控制情绪还是找出问题?)

6,矛盾升级处理规则(是团伙打架还是独立决斗?)

7,撕破脸皮处理规则(是双双驱逐还是集体散伙?)

8,相互动刀处理规则(快报案!)

(以上为《翻脸前的议事规则》详细文件参考《罗伯特议事规则》)

合伙做生意的天规,不懂就得死
合伙创业天规第三条——《绝不合伙法则》

1,有诈骗经历的人不能与其合伙;

2,说话不靠谱的人不能与其合伙;

3,对父母不孝的人不能与其合伙;

4,言语之间眉飞色舞的人不能与其合伙;

5,参与帮派势力的人不与其合伙;

6,太讲哥们义气的人不与其合伙;

7,经常挑战社会规则和公共道德的人不与其合伙;

8,斤斤计较的人不能与其合伙;

9,喜欢抱怨的人不能与其合伙;

10,喜欢多嘴播弄是非的人不要与其合伙;

11,善于发现问题但从不主动解决问题的人不要与其合伙;

12,推诿、善辩、否认的人不要与其合伙;

13,有严重的极端政治倾向的人,不要与其合伙(玩什么都别玩政治,做生意,没人能玩得起政治)。

(以上为《缘分考察器》,也可以用于相亲找男人环境)

合伙创业天规第四条——《必须有一个法则》

1,最好有个年纪偏大但未必有钱的人;

2,最好有个思维活跃敢于突破的人;

3,最好有个沉稳扎实善于刹车的人;

4,最好有个勤俭节约善计成本的人;

5,最好有个口才不错说话靠谱的人;

6,最好有一个善于玩社会化网络的人;

7,最好有一个有三年销售经验的人;

(这不仅是你创业时需要找到的人,也是你生命里应该找到的人)

合伙创业天规第五条——《分赃法则》

1,以出资优先的分红规则;

2,以技术优先的分红规则;

3,以出力优先的分红规则;

4,以卖命优先的分红规则;

5,以年度利润的百分之五十分红,另五十做发展基金;

6,员工之间的分红规则;

7,员工之间的期权规则;

8,员工之间的奖励规则;

9,不可分资金的公益化处理规则;

(以上文件为《做贼也要学会分赃》)

合伙做生意的天规,不懂就得死
合伙创业天规第六条——《散伙法则》

1,以兄弟名义合伙的散伙法则(烧掉烂帐,重头来过);

2,以哥们名义合伙的散伙法则(一顿痛哭,各找各家);

3,以朋友名义合伙的散伙法则(一杯老酒,各奔东西);

4,以生意名义合伙的散伙法则(一纸判决,一拍两散)。

(以上参见著名电影《十一罗汉》)

合伙创业天规第七条——《管理法则》

1,别打脸冲胖子,能苦则苦,办公条件先不讲究,节约成本;

2,能自己干掉的活就不要请人,请人更花钱;

3,必须要请的人,就要不惜代价一定请到;

4,先别像傻逼一样地追求品牌,而是要追求市场;

5,不要一上手就做一个系列产品,最后把自己死在系列里面。

6,一定是主打一款产品,单点突破,野蛮生长;

7,大多的时候,所有的领导都是干活的,必须冲到第一线。

8,不要一点小权在手,就摆出个领导的二逼架子,没人屌你。

9,用最快的速度给公司做成一个市场标签,让用户记住。

10,尘埃初定的时候,抽空给自己歇一歇,大家聊聊问题;

11,不差钱的时候,把合伙人中最笨的那个傻逼送去学习;

12,成功了不要志得意满,而是事事警惕,市场随时会让你死去。

13,公司有点样子的时候,快速融资快速做大;

14,融资的时候不要过于纠结股份而错失发展良机;

15,玩资本比玩产品要轻松一点;

16,玩平台比玩资本又更牛逼一点;

17,能做成平台就做成平台而不要迷恋自己的“产品”。

18,每一个资本家能活到最后的都不是傻子。

肖飒:洗钱 没有硝烟的战争

摘要

洗钱行为分为三个阶段,入账,离析和融合。关系层层递进,越是到了高的环节,钱洗的越干净。

在进入具体案例前,先简单说说洗钱的几个阶段。一般来说,洗钱行为分为三个阶段,入账,离析和融合。

入账,是指将资金存入银行或其他金融系统。

离析,指资金在商业或金融体系内多次被转移,逐渐远离最初的犯罪来源。这么做的目的是使调查人员难以或无法根据账目痕迹追查资金路线。

融合,是最高级的阶段,是指给非法资金找到一个合法解释的过程,从此,犯罪分子就可以光明正大的享受奢华生活了。

上述三个阶段,关系层层递进,越是到了高的环节,钱洗的越干净。还是有些抽象,没有具体例子,终究不能恍然大悟。上案例!

1做现金生意

你有没有见到过这样一幕难解的场景。家旁边开了一家咖啡馆,客人很少,几乎没什么营利,但是馆主却乐此不疲,一直就这么开了好多年。

一种解释是,馆主有钱任性,就是喜欢开咖啡馆的感觉。可能吗?可能。

但是另一种解释,可能更有说服力,经营咖啡馆是洗钱的手段。犯罪所得和咖啡馆的收入混合后,对外都声称是咖啡馆的收入,完成洗钱行为。

这种做法,现实中有很多变种,餐馆、美发馆等以现金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机构都可能成为洗钱的高发地。

而这个手法的鼻祖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芝加哥匪帮老大阿尔卡彭。他将犯罪所得的现金混到洗衣店的收入中,向税务机关报税。

这种手法即是洗钱环节的入账,所洗的大多是现金,且额度不能太大,如果几个亿的现金,根据新闻报道,大老虎们最喜欢的还是藏在家里。

2地下钱庄

犯罪分子将资金存入银行后,下一步就是离析,通过几手交易后,让资金远离犯罪来源,这里面典型的就是跨境转移资金。

地下钱庄是实施该行为的一个重要通道。

唐某和邝某是澳门赌场的洗码人员,为了赌场洗码需要,在珠海开设了很多个人账户,并开通各种电子银行功能,通过网上银行操控资金,进行跨境资金转移。

具体方式如下,大陆赌客将资金打给唐某或邝某在珠海开立的个人账户,唐某或邝某收到资金后,在澳门给赌客兑换成等值的港元进行赌博。赌客赢钱后,在澳门将赌资交给唐某或邝某,两人再通过珠海开立的内地账户将等额的人民币汇给大陆赌客在内地的账户,以此完成资金的循环和对冲。

上述操作,业内称为“对敲”,通过境内境外同时收付人民币和外币,分别记账的做法,变相实现资金的跨境转移。

当年大名鼎鼎的首富黄光裕,为了偿还巨额赌债,也是从地下钱庄转移巨额资金,最终被认定为触犯非法经营罪。

跨境资金转移的升级版是借用境内离岸账户。

犯罪分子在中国香港或BVI等地区开设离岸公司,再用这些公司在国内开设境内离岸账户,同时虚构外贸交易,以实现资金的跨境流动。

对敲业务需要境外有人,但离岸账户不要,其开户方便、资金易控制,且资金出入同样不受外汇管制,所以极易被犯罪分子用以跨境洗钱。

除银行外,第三方支付机构也基于以上原理,被不法分子利用,转移违法所得。

3复杂交易

在贪污受贿类案件中,制造复杂的虚假交易是此类洗钱的特点。

湖北省徐某贪污案中,其合作伙伴王某用了多种方式对徐其贪污所得予以清洗。

王某先是在多家银行假借他人名义开立了多个账户,之后用了花样繁多的手段用以转移、掩盖和隐瞒徐某的犯罪所得。

一是签订虚假合同。王某在北京注册一投资公司,短期运作后,在徐某的指示下,进行了虚假的股权转让,以此转移部分资金。

二是虚构项目投资。以投资保税区某工程项目的名义,开设银行验资户,王某依徐某要求将1500万划至验资账户,后又借投资项目取消,再将1500万从验资账户划入北京设立的投资公司,以此改变资金性质。

这个操作手法较为隐蔽,笔者解释下,验资账户一般为临时账户,特定事项办理完成后即销户,因此在其资金流转链条中,会出现一个缺口,不利于监管机构追查资金来源。

三是以公司名义购买房产并出租。2011年,王某在徐某的安排下,在北京朝阳区购买了5套住宅,并予以出租收取租金。

四是以投资公司的名义,在北京某信托公司购买了1600万信托理财产品。

五是以投资实业之名实施借贷。2010年,徐某指使王某,以投资赛车项目之名,以北京投资公司之名与北京某汽车服务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北京投资公司借给汽车服务公司680万元,款项由某广告公司支付。当日,行贿人将行贿徐某的700万元打入北京某广告公司,随后王某将680万划付给北京某汽车公司,完成借贷合同的出借义务。

本案中,徐某和王某洗钱的手法涵盖了多种常见的做法,虚假交易、投资不动产、投资理财、金融借贷等,这些复杂的交易将犯罪所得隐蔽起来,给反洗钱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4场景拓展

现实中,犯罪分子往往都是综合运用各种方式予以洗钱,因此洗钱途径可以说是渗透到日常经济和金融业务的方方面面,可谓无处不在。

我们再举些例子,拓展一下洗钱的场景。

虚假交易,目的是借交易的合法形式,掩盖实质的非法利益输送。

比如,某大型企业与广告公司签署500万元的合同,真正用于业务的可能只有100万元,剩余400万元被广告公司私下返还给大型企业负责人,变相贪污或侵占公司财产,同时对资金予以清洗。除广告公司外,咨询公司、展览设计公司等交付产品标准弹性较大的企业均有可能成为此类洗钱的工具。

投资不动产,是全球普遍的洗钱手段。

十几年前,国内房产可以现金交易的时候,这简直就是洗钱犯罪的温床。当我们听到煤老板扛着一麻袋现金买房的时候,除了嘲笑煤老板老土之外,其实也意味着,大量犯罪所得以此途径进入正式的商业和金融体系。

不单是中国,在美国,购买高端住宅也是洗钱的重要手段。2017年,美国财政部下属机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发现,在借助壳公司以现金在主要城市购买豪宅的买家中,有三分之一买家的金融交易涉嫌洗钱。

投资理财,利用金融或类金融机构反洗钱措施薄弱的环节,将大量资金入账,并通过投资、借贷等融资方式收回资金,完成资金的离析和融合。

上文王某拿赃款购买理财产品的洗钱行为,就是钻了信托公司对投资人及投资资金审查不严的漏洞。

近年,互联网金融兴起,犯罪分子便利用其在客户身份认证方面的漏洞,大肆进行洗钱。坊间传闻,某网贷平台一笔投资便达到一个亿,这种交易如属实,大概率是进行洗钱,但是网贷平台并没有建立有效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因此很难对这类行为予以规范和打击。

5写在最后

洗钱方式,不胜枚举,其遍布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有资金流动的地方,就存在洗钱的可能。

日前,以比特币为首的各类加密货币,更为洗钱犯罪分子青睐。其匿名性、安全性、全球性、交易及时性,使其秒杀其他洗钱手段。

洗钱手段不断与时俱进,花样迭出,给反洗钱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目前的反洗钱手段能否抑制洗钱犯罪的扩张,有效维护正常的经济和金融秩序,进而打击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我们下篇分析。

参考书目/文章:

① 《反洗钱:概念与规范诠释》/王新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12

② 《复杂性金融调查》/唐旭编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8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实用手册》/俞光远主编/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06.11

④ 《中国洗钱案例分析》(第二版)/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

⑤美财政部:美高端房产成为重要洗钱渠道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1520?archive

马云:中国的企业家确实没有好的下场

以下文字为2013年《时尚先生》采访马云的对谈纪录。在下文中,马云谈到了退休和接班人、谈到了企业和社会责任、谈到了公司内部的危机。这些对话在今天看来依然值得思考,尤其是在纽约时报称明天(也就是周一)马云将辞去阿里巴巴董事长职务(一种说法是宣布接班计划)的时刻,更值得拿出来重新一读。

ESQ:谢谢。我确实在2010年之后很少看到你的访问。因此我会蛮好奇,2011年和2012年除了救火,你在做什么?基本上每次看到你都是在救火。而且貌似你也很少待在公司。

马云:过去的一年,你知道我在干什么?你不知道?太好啦!其实很多人,你们都知道,只是你们都没说。

这一年(2012年)整个集团的思想是修身养性。因为在经过2011年后我总结下来,假如我们不关心自己,不关心身边的人,不关心员工,你要想关心世界那是胡扯。还有,我们要让阿里人明白,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生态系统,而绝对不能建一个帝国系统。所谓养性,性命相关,性格和命运是相关的。所以,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这个人的命运能走多久,一个公司的性格也决定了一个公司能走多久。

其实在2011年爆发一系列事情之前,所谓七记重拳之前,我就已经确定了这个方针。但是没想到,虽然确定了这个方针,但还是速度太慢。2010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有直觉。我的本能告诉我,再这样下去,一定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规划,比如拆分淘宝。尽管我觉得我们的速度已经够快了。但是,先是准备要拆淘宝,没想到跑出了个卫哲事件,哐就来了。尽快加快速度,非常之快,但还是出现了一连串事情。

这一连串事情,让我要重新反思我们的生态系统,我们的内部生态系统和外部生态系统。尤其是我们内部的生态系统没建设好,要想建设外部的生态系统,是不可能的事情。另外,确实身心疲惫。从2011年年底到现在,身体非常疲惫。还有一些家里的事情,当然,传言说要闹离婚了,都是胡扯。

现在我自己觉得,我静下来,公司就会静下来。慢慢去思考。有些问题在慢的时候反而会变得清晰。所谓你乱得越快,外面乱得越快,你静下来,外面自然也静下来。你门前的森林都已烧了,你是救这些森林,还是干脆在前面挖一道壕沟,烧到这儿之后,没了就没了。所以,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设计,5年以后该干什么。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多了一点。

在互相不信任的时代,你解释的越多,就越糊涂。没有人会相信你。因为大家这时候似乎已经在表明:你做企业,你做商人,一定就是坏的,对吧?我是坏的,或者我见过的成功的

人都是坏的,你说你是好的,你肯定是虚伪,你假。与其花时间去解释,还不如去思考该做些什么。但是原则不能变。我还是我。我们公司在做的所有事,方式

方法都没有变,加快生态系统建设,加快自己公司开放透明。我们不能做到公平,但我们要做到公正。公平很难。公平不是我的职责,但公正是我的职责。

所以这一年很多时间是用在这里。当然,这一年还有自己身体不好,还有家人,花了很多时间。这个我不方便透露,我也不想透露。我花了很多时间去陪家人。

自己静下来,反而挺有意思。我前两天跟他们讲,你要想活得好,你得运动。你要想活得长,你得不运动。那你怎样能够既要活得长又要活得好,那就是慢中的运动和运动中的慢。太极拳就很有道理。一个企业也是这样。你要控制节奏。你懂得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不该动。

ESQ:太极拳带给你什么?

马云:我觉得太极拳带给我最大的是哲学上的思考。阴和阳,物极必反,什么时候该收,什么时候该放,什么时候该化,什么时候该聚。这些跟企业里面是一模一样的。你去看西方的管理哲学,是从基督教的思想过来的。包括日本的精益管理,也都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在里面的。中国公司的管理,要不就是从西方学一些管理思想过来,要不就是从日本学习一些流程管理的方法,没有一个文化根基。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文化根基,中国的管理才能够进入到世界的管理财富中。我从太极拳里悟出了儒释道文化,很有味道的东西。我把它融入到企业管理,这样我是很有根源的。否则你今天去剽窃了一下GE的六西格玛,明天去学习了—下日本的精益管理,后天再去学习下欧洲的资本运作,但人家的东西是有根基在里面的。你没有根基是不行的。

ESQ:所以中国是没有资本主义精神的,可以这么说吗?

马云:我觉得中国应该有。资本主义,假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它只是手段而已,可以为我所用。但关键是你自己要明白自己要什么。什么时候该要什么,什么时候该放弃。做企业,前面没钱。到了一定程度,你一定要用资本这个手段。但它是个手段不是你追求的目标。我们这个企业到了这个阶段如果不用资本……

资本主义不是西方特有的,是一个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一定要有的。如果企业到了这个时候,你不用资本的手段,不去想资本主义的东西,现在国家经济发展到了这个状态,可能吗?不可能没有的。只是很多时候你还没到这个阶段你、就已经死掉了。

但是今天,假如你没有根基,你只是用了些人家的手段,没有用。你必须要有根基。你刚才问我太极拳的问题。我从太极拳看到道家思想,再从道家思想看到佛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再通过学习明白整个基督教的管理思想。在这里面,假如我能从中国文化的源泉,能从这里面诞生出我们的管理哲学思想那。这个公司才能持久,才能进入世界级。否则你就是个剽窃货,就是山寨。中国绝大部分企业都是山寨货。

当然我没这个文化水平,我没想过自己能够成为管理大师,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成为像南怀瑾那样的人。但我得到了一种味道。这个味道能让我乐此不疲地去做。有人跟我说,半本《论语》治天下。我看了一两章《道德经》,我觉得哎呀其乐无穷,可以用到公司里面;练了几天太极拳,悟出了一些道理。

ESQ:2007年阿里巴巴上市之后,很多人会觉得马云有点不务正业,投资华谊,做云锋基金,又去跟李一呀什么的,所有新闻里都出现他,但是好像是精力没有用在公司上。这个说法成立吗?

马云:我做任何事情,都只会围绕一件事情:阿里巴巴。因为今天阿里巴巴已经不是我的了。阿里巴巴第一天不是我的,

今天不是我的,未来也不是我的。它是无数的人,上千万的人吃饭在这儿。闯祸要闯大祸。

投资华谊,第一天,我是半点兴趣都没有。真实的故事是王中军找了我一次两次,我半点兴趣都没有。后来有一天开会坐到我边上,他说,马云,来看看我们的华谊公司。我

莫名其妙问了他一句话:你到底想赚钱,还是想做大产业,做中国的时代华纳?我说,如果做时代华纳中国是有机会的。未来中国几个大产业,有一个产业是会增长十倍的,那就是文化产业。如果你想挣钱,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以前没有,今天也没有。钱越多,责任越大。妈的,有那么多钱,你突然发现你要干的事情也多了。因为找你的人都大了。以前你没钱,没人找你。你有钱以后找你的人都很大,要不就有权,你吃不消。

他说,我想做时代华纳。我说好,如果你想做时代华纳,我们谈谈。我们就开始谈。我说,第一,按照我的游戏规则走,企业不能这样管,要有战略要有管理。因为我看了—下中国几乎所有的传媒娱乐公司,都是当生意在做。那时候他又是卖宝马,又是做广告。必须调整,必须重新梳理。我问中军你同不同意?中军说同意。

我一旦进去以后,我发现,哇塞,他们的创新和创意,是我们这些公司要学习的。要从娱乐公司里学习创新和创意。这是我们这些年没去想的,创新一定在业外。我看他们公司倒不大,开个party的样子,哇塞,好像几百亿的公司才吃得消的样子。我就问,你们怎么搞出来的?一个故事,冯小刚吹吹牛,然后就编了个电影,而这个电影那么有意思,那么有乐趣,我突然觉得,我在帮他们的时候,他们在帮我,帮我对很、多问题的想象。

这就是投资华谊,我个人乐此不疲。在前面三年,我给华谊很多帮助。我一个月至少花几天,跟王中军天天谈,改变他的思想,重塑他的商业模式。后来,再帮他带进一批投资者,虞锋等人。我再说服冯小刚要有信心。我说中国一定会有一部电影的票房会过一亿美金。这里面他们也给了我很多,比如对创新的认识。然后我在公司内部把总监要做的是导演的思想,再灌输进去。这是从华谊学到的。

投云锋基金,同样的道理。虞锋找了我很多次。我说你想明白,你想干吗。赚钱?我没有兴趣,我真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有一天他找我,在香港的一座山顶上,走了两圈,一个小时一圈我们谈,你想干什么,赚钱我真没兴趣。但是我告诉你,中国未未还有一个市场会有巨大增长,是资本市场,社会资本主义,或者资本社会主义。资本为社会服务,而不是社会为资本服务。今天很多纯粹是社会为资本服务,我们要用资本为社会服务,如果你好这口的话,我们可以谈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阿里需要优秀的伙伴。我们的职责是围绕小企业发展。中国需要一批新一代的小企业,但这些小企业是需要大量的资金的。它们需要的VC,应该带着的不是VC的思想,而是要给它们带着企业家精神的钱。

我就提出,要干的话,兄弟们一起干,大家不是为了挣多少钱,云锋第一是帮我们管理钱,但最最重要的是找出下一帮人。我看好文化产业,我经常讲,文化的发展才让中国不是成为暴发户。现在的情况是,有人钱很多,文化没有;然后很多文化人呢,自我感觉特别好,钱又没有。第二是科技互联网,第三是消费行业,内需市场。最重要的是找到哪些年轻人我们可以支持,哪些新行业我们可以支持。大家达成这个共识。然后我做,我跟虞锋牵头,但你干活。

对阿里来讲极其关键的是,阿里需要这样一个群体,同时有一批朋友帮我们共同来承担这个社会责任。毕竟阿里已经定位成一个社会企业,它的职责是为社会服务。

至于李一。李一道长。这事儿也挺神的。我跟李一见过七八次吧,至今为止我还挺欣赏他。我欣赏他不是因为他神神叨叨的东西,而是他对道家文化的理解。我见过很多讲道家的人,没有他讲老子讲得那么生动有趣。他对我的帮助是,让我懂得静下来。他让我三天禁语。这三天我受益匪浅。我从来没有做过三天不讲话。三天不讲话让我舒服很多。后来我最多一次做到了八天不讲话。

但是同样,我和李一很多东西是有不同观点的。他有一次准备跟我谈七天,结果谈了两个小时他说谈完了。我也批判了他很多。所以说弟子啊什么瞎他妈乱扯。我骂他的时间远远超过他跟我谈的时间。我很欣赏他。我在寻找文化的东西。我对道家很有兴趣,对佛教也很有兴趣,基督教我也很有兴趣。你要问我信哪个东西?今天为止,我进了教堂我是拜上帝的,进了寺庙我是拜菩萨的,进了道观我是尊重道士的。原因很简单,每个人都很厉害,都不能得罪。对不对?到今天我还没找到一个比上帝更聪明的人,比释迦牟尼更厉害的人。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为什么不可以学习学习?孔老二他讲的话,我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有找到比他更厉害的人。这不是他们个人的,是世界文化的宝库。就像人家说马云你为什么很喜欢日本的东西。我说我确实很喜欢日本的庭院,这不是日本的,这是我们国家的东西存在他们家的。这是我们唐代的东西搁在日本,它帮我们保护起来。那是我的根告诉我我喜欢这个东西。日本的建筑风格日本的庭院设计我喜欢,原因是什么,它为我唤醒了当年中国。如果你真正懂得道家佛家思想,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在那边还有,我们这儿没有,是根唤醒了我们。

回到李一,他是我朋友。我把他当朋友。怎么了?你说我怎么有这样的朋友。我有这样的朋友怎么了?李一怎么了?有天到大学里面很多人说李一,我说请在座的诸位告诉我谁见过李一?都没见过李一,你们凭什么说李一害人?是他骗过你一分钱了,还是怎么了?没有,莫名奇妙在骂,跟“文革”一样。我说我见过李一,他没骗过我一分钱。什么是我朋友?

他对我好。我朋友要是杀人放火,只要他对我好,他是我朋友,该国家惩罚他,把他抓进去,我会给他送饭。这是朋友。李一是我朋友,今天我还这么说。李一没害过我,李一没骗过我。别人这么讲,我不喜欢。

ESQ:包括俱乐部,有一段时间,大家会说,你见俱乐部的朋友比见公司高管还要频繁。

马云:对,非常对。

ESQ:这会分散你的精力吗?

马云:不,这是两个事儿。阿里从08年、09年开始,对年轻人的培养上升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尤其这两年。我是故意不回公司的。我刻意不回来。我走过都不来。原因是什么?最佳的培养,就是让他们自己做决定,让他们自己做主。我最多是看看同事看看员工。有时候我有一些想法了,我就打个电话给谁,我们两个人在外面喝喝茶就行了。这是公司的治理。公司由每个人来治理。我跟企业家群体交流,我明白这帮人的问题在哪里,这帮人的机会在哪里,这帮人的希望在哪里。还有一个,我不提升,他们不会提升的。今天提升我马云,绝不是坐到MBA学堂里。提升我的,是我自己的修养素质胸怀,是性格里存在的东西。你看我这一段时间,我又是练太极拳,又是跟人家打牌,我什么事情都干。很简单,我们要懂得,你自己的提升,是在营养之中。不是说你今天想补了你就吃个猪腿,不可能的事情啊。一个企业家的营养素质是各方面的。找不是在找借口,我是刻意的。我觉得我们今天,吴永铭、三丰、王帅、张勇这帮人,他们越来越成熟。

当年我为什么成熟起来,是没人替我做决定,我必须自己做决定,哪怕是错了。张勇今天再不可能出现商城事件,商城暴乱,他还会再让它出现吗?不可能了。他比谁都懂。这就是一次的痛苦带给他的。我没有说过张勇。你去问张勇,那次事情之后,我有没有去批评过他。没有。因为我知道他已经知道自己的错误了。而且不是他的错,只是方法问题。

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公司离开了我,某种程度上来讲,团队成长更快。

但是我明白,什么时候该进去。什么话我应该讲。什么时候我应该把它扭过来。有些大事是必须我做的。股权架构。这必须我去谈。孙正义杨致远。我没了,这个,没戏了。文化组织架构,是我要干的。人才培养是我要干的,其他事情都给其他人做。你要明白什么东西是必须你来干的。什么东西是你千万不能干的。这个明白以后,你在公司里天天待着干嘛呢?现在在公司里面就是跟人聊聊天。

ESQ:你是怎么培养年轻人的,未来的领导者?

马云:好的年轻人是被发现,然后被训练的。首先你要发现他有敢于承担责任的素质。他一定要有承担的。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的人。你找到的是一个有毛病昀人,因为有毛病,所以才需要你帮他嘛。像我们这种人身上都是毛病。从小到大我爸看我身上都是毛病。喜欢我的人说我这人不错。讨厌我的人怎么看都是讨厌的。我们公司那帮人就觉得,马云还可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员工,不敢说百分之百,都会觉得马云啊,还可以。但是肯定,恨我的人……社会上至少一半一半吧。讨厌我的人也很多。

我要找的人,第一我不找一个完美的人,我不找一个道德标准很好的人,我找的是一个有承担力的,有独特想法的人。有独特想法的人未必有执行力,有执行力的人未必有独特想法。所以你要pick a team。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想法很好,执行能力又很强,这样的人不太会有的。所以我经常说三流的点子一流的执行,一流的点子……你先把它干出来再说。这两个技能很少配在一起。你要想找一个这样的人,可能你要等十年才找到一个。所以我要找各种各样的人,这人有想法,这人有执行力。把这些人聚在一起。你不是找一个接班人,你是找一个团队,找一群人。没有人是完美的。组织和人的结合,才是perfect的。

你说我怎么培养人?发现人,训练人,给他们机会。

ESQ:有一种说法是,卫哲事件后,暴露出阿里好的管理者的缺乏,是这样吗?

马云:什么叫做好的管理者的缺乏?

ESQ:那时就还是老陆(陆兆禧)去顶上。老陆好像就变成了一个什么都能做、四处救火的人。

马云:人的强项就是人的弱项,人的弱项也可以变成人的强项。你的弱项对别人来讲,可能是个强项。老陆是在公司里面经历了很多的人。我那天跟老陆打电话就在讲,老陆,干了不少了,阿里巴巴到支付宝,支付宝到淘宝,淘宝到阿里巴巴,该休息了,休息一年两年再说。做些务虚的事情。

老陆务实比较厉害,务虚得不够。我让他做些务虚的事情,虚的是最实的。虚的事情要实做,实的事情要虚做。这是对一个人的不同的训练。比方说老陆,淘宝高速增长,老陆刚好顺势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什么时代就用什么样的人。再到一个时代就开始务虚了。老陆就缺口气了。那就练练虚去。虚实都能的人,才可以……只是你们看到的时候,老陆刚好被放在实的位置上去了。

ESQ: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位置……

马云:很简单,不是因为缺人。其实我今天用其他人也可以。但是一个大将出来,你没东西给他干也不行。他也得有点活儿动动。

卫哲这个事情是个突发性事件。这不是个预谋已久的事情。它咣地出来以后,临时你要调动,你只能这么调动。那时你手上的牌不多嘛。今天我手上的牌就多了。手上的牌多了以后,对那些重臣,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必须得,机器也得保修啊。你必须给他保修,拉回来,休息休息。人是在用中养,在养中用。我们这些人都这么出来的呀。再打下去,老陆也打残了。谁都会打残掉的。

你看今天,把淘宝解散了,淘宝反而增长得更快,发展得更加舒服。我们又出了三丰,张勇,吴永铭,一大批人,雨后春笋般在公司出来。三丰一个人的业务就抵过了当时老陆在淘宝管的业务。这样人才就起来了。

还有一个是老人用新事,新人用老事。老人去做新事,新人去做老事。颠覆性的行业,新人用新事。非颠覆性的行业,新人做老事,老人做新事。

ESQ:你刚才讲到,社会上也会有讨厌马云的人,但是我从外部观察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些人大部分是从2011年之后开始出现的,你觉得原因是什么昵?

其实一直都有。只是2011年之后,我个人觉得,有几个事情吧。当然,所谓的正义之士就是在支付宝的事情上对我咬牙切齿,觉得我这个人背信弃义,违背契约精神,好像要干掉整个中国互联网,把VIE跟我扯上了关系。

大善乃大恶,大恶乃大善。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心里明白,什么时间你能补回来。就像2007年,我做雅虎40%股权的时候,我知道,这步棋40%都被人家控制了,你将来就惨了。孙正义最明白。那天我对孙正义说:好,我马云是个背信弃义的人,是违背契约精神的人。但如果我能找到一个人,我总共投了三四千万美金,却能够拿回来150亿美金的回报,那么,我很喜欢能找到这样一个背信弃义的人来。孙正义说,是啊,我找到了,到今天为止,他总共投了五千万美金不到,拿回了近4亿美金现金,还有30%以上的股份。要是能找到这样一个人,违背契约精神,我也很高兴。对不对?

我们不是这样的人。但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话语的主动权不在我们这儿。我们在做事,别人在说事。说的人最容易,而且前面先定论你就是这样的时候,你说不清。又刚好吻合微博刚刚起来的时候,所有的人_致认为这社会上都是坏人。

那就他妈先坏了你再说,反正肯定你就是坏人。所有人都站出来了。我们也没法解释。这东西怎么解释?你跳出来说,支付宝明年还活不活了?有些事儿,你能够在媒体上讲,你能在公众场合讲?你只能说:他妈的……对不对?

杨致远说的是真话,他绝对给国内打电话,问是不是联合起来对付他。杨致远和孙正义跟我讲的话很明确,哈,你们中国一向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一定是在骗我。我说,兄弟,你如果开个小煤石广,搞个小合资企业,没关系,没问题;你搞的是支付宝,是金融,越来越触及到敏感地带,都不是傻子,金融是数据,一定会出问题的。杨致远不相信。但他们后来相信了。我刚刚改过来,央行马上发文。央行一年都不发给你证件,改过来马上就发给你了。这还能说明什么问题吗?我认为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央行就是不发,不发,拖你个二十年。你去查查历史,我们刚一改,马上就发。这时候杨致远孙正义是明白了,哦,原来是这么个事情。

支付宝这个事情是个时间问题。一定会解决。难道我真放进自己口袋了?神经!要这么想,我第一天就不会把阿里巴巴股份这么稀释。你说对不对?处理事情是一件一件来的,是一步一步慢慢来。我们还有几年时间把这个事情处理干净。因为今天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关系要处理好。这个都不着急。别人冤枉你,如果你足对的,时间会证明你;如果你是错的,时间也证明不了你对。

当年IPO的时候——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2007年,我在2、3月份有IPO的想法,到了7、8月份,我很焦急:加快、加快、加快,越快越好,要出事儿了,一定要给我上。我说,不管怎么样,11月的时候一定要给我上市。好了,在各种不可能的情况下,安排好在11月5号上市,礼拜一。我说,好。但是突然我记起一件事情。11月5号我答应了辜濂松,台湾的辜家,有个演讲。这个演讲是一年前APEC会议上答应他的。当时我说不去,他说人都请好了。我只有说推迟推迟,IPO推迟,推迟一天(11月6日)。所有的律师都恨死你了,催也是你,推也是你。我说我要去,答应都答应了。结果我那天就去了台湾。股票那天狂泻下来。我结束以后回到香港,第二天上市,结果那天整个股票市场开始涨,我们趁势而上。这是一件事情,关于承诺。

最最奇怪的事情是,阿里巴巴香港IPO准备融16亿美金。从香港出发,离开香港那时已经有500亿美金认购,到新加坡时已经有800亿,到了旧金山已经2000亿美金的认购,到了纽约,3000亿美金的认购啊!这个时候,股票,你只要开价就行了。那天,我问我的团队,我说你们想想看,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出来的话,价格是多少?晚上六点钟要开定价会,决定多少钱。开会之前,高盛的主席电话跟我讲,Jack,这个市场这个样子,你准备开价开多少?不要太高。二十三、四块就差不多了。然后,摩根斯坦利的主席也专门打了电话给我,说,Jack,今天市场疯了,所以你是不是不要把价格定得太高,二十三四块就可以了,留点钱给别人。我说,好,知道了。

六点钟开会,满满地坐了一房间人。我跑进去以后,说,这样,今天这个股票市场的情况,我们把股价定得高一点?大家说:多少?我说:十三块五。

这帮老外起来,哗,鼓掌。所有的投资银行,德意志银行、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说我们从没见过一家中国公司,把利润留给别人。所以后来股票涨到40块,有人从30块买进去的,骂我的人很多,我说他妈的,我只卖了十三块五。对不对?如果我那天卖23块,我心里一定会内疚。这件事,我从没有内疚过。

支付宝问题也一样,你刚才问我,我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时间会证明一切。所以,恨我的人,我没有办法让他们happy。我也没有办法让所有人喜欢我。我也不希望所有人喜欢我。你喜欢我干吗?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老婆也只能娶一个。对不对?

ESQ:我挺想听听你对公司的理解的。很多人会认为淘宝就是个社会,但它又是个公司。公司的边界在什么地方?

马云:这是个好问题。我也正在探索这个问题。我们是一个社会型企业。新加坡这次我去看了,新加坡是以管理公司的方式在管理一个国家。我们今天要学会以管理社会的思想去运营好一家公司。这是互联网时代出来的新课题。我们承担了这个社会,莫名其妙地承担了。那天我跟一个新加坡的领导人谈话,他说,哎呀,你的用户就有四五亿了,比新加坡四五百万多多了。我表示觉得挺为难的。但是他对我说,你比我好,因为我不可能开除公民,我没办法。我想想,是啊,真可怜。后来我一想,不对,你比我好,你还有警察、监狱、有权力机构,我没有啊。我拿这些坏人一点办法都没有,坏人还利用政府机关来对付我啊。

这个课题,不是我一家公司碰上的。是我们这一代公司都会碰上的。我今天还没有这个水平去悟出来。但是我知道,这个公司,它不是属于马云的公司,不是属于股东的公司,它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公司。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可悲的是我们连石头都没有。只能慢慢趟过河。

所以定力很重要。我们最近在思考生态系统什么我们不该做,什么不需要我们做。我们需要从政府里面学习,他们怎样做政策制定,从社会组织里学习他们的理想主义,从企业里学习他们的效率。不断地去学习各种各样的东西。今天早上开会时候我还在跟他们讲,我们组织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我们没有边界。这个挑战,It's a good problem to have。因为,我们至少还有机会去思考这些problerm。很多人只能在书本上去想想,我们今天已经,real problem。这个挑战,不是我的脑袋可以解决的。假如我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诺贝尔奖就应该是我们的了。

ESQ:没有边界它就会比较……

马云:是的。没有边界。但它总会开始有的。其实社会、政府已经开始慢慢融合。我们的职责是让老百姓富起来。我们的职责是通过建立良好的信用让社会富起来,让有信用的人富起来。我们的职责是不再让社会把所有的资源集中在一个企业上面,而是让资源分散到各种各样特色的企业上面。我只要明白这是我要的,这是我在干的。

它一定有副作用的,一定会产生巨大的……我们去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对社会的正面作用的理想主义色彩是想到的,但我们没想到的是反作用这么强。一拳打出去是好,其实自己也很疼的。这个东西我们理解不够。

ESQ:在读商业史时,有时我会感觉阿里巴巴有点像AT&T刚刚实现垄断时的状态。它的自我定义为“公共承运人”。它也称自己是为公众利益服务。但它也是一个公司,它几乎垄断了所有的电信服务。你觉得昵?

马云:嗯,我这么觉得,垄断这个词,在工业时代用得比较多一点,在信息化时代,特别是在数据时代到来的时候,大家都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你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你必须是个社会的企业,是社会公众服务的提供商。如果不是,它自己就灭掉你。事实上,真正的垄断在互联网时代是做不到的。没有人做得到。只有做到帮助更多人成长的组织才能做得大。所以垄断这二字,今天为止,互联网时代请问哪家公司做到垄断了?百度,垄断不了多久,红不了三年,定论放在这里。阿里也一样。阿里假设不把自己定位成真正成为扶持和支持更多人因为我们而成长的公司,阿里成长不起来的。谷歌以为已经很牛逼,来了个Facebook。

所以我个人认为互联网时代,大家提到垄断两个字,为时过早。我今天这么看,工业时代的垄断是可怕的。信息时代,因为它是数据时代,数据必须是贯通的。所以你是做不到垄断的。它是一个数字化的东西,它是无形的流动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已经没有办法用这个词语了,已经不存在这个东西了。因为只要你一想垄断,马上人家不用你的东西了,取代会太快。不像工业时代,铁路,你不用我的铁路,你自己铺,累死你。

ESQ:你一直在歌颂小公司,但阿里是个大公司,这,感觉会矛盾吗?

马云:我自己觉得,歌颂小公司,因为这是我的理想。今天阿里是个相对而言比较大的公司,这是我们的现实。我的理想是相信小公司。事实上,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拆解比谁都快。淘宝我把它拆成了四家公司。很快,又有几家公司要拆。我们已经拆出十家公司了。而且,我们也不算是集团式的管理,我们现在的管埋更像一个组织。我们更像是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生态上面养出各种各样的小鸟小兔小猫小狗。我们希望这个社会环境出现这种状况。大和小,怎么说呢,我们歌颂公园里各种动物,但是这个公园如果很小是不行的。我们今天是个生态系统不是一家大公司。阿里在建设的是一个生态系统,是一个真正eco-systerm。

今天早上如果你参加,我们的会议就是对这个组织的思考。我说接下来我们可能有20家公司、30家公司,我们这些不叫公司,是30个产业群,没有谁跟谁report。但是有了这个群以后,边上会有无数个小公司长出来。因为有这棵树,长了很多松果。有了很多松果会来很多松鼠。形成了这样一个体系。

如果你把自己定义为纯粹获取利益的机构,you died。所以,我并不觉得是矛盾的。我一直这么讲,也一直这么坚信,假设我今天重新开始创业,我再也不肯干这么大的公司了。我今天早上醒过来之后,我5点多就醒了,我是真正在想这些事情:要不要再继续干下去?干下去,马上越来越大。这已经不是我们的能力所能控制的。假设今天重新再干过,我愿意怎么干?我愿意在淘宝上干一个小公司,有滋有味,雇个十几个人,踏踏实实。这是我觉得我人生最大的快乐和理想。但是今天没有办法,现实已经是这个样子。我能把它切成一堆碎片?问题是,AT&T那时候美国还可以把它拆了。请问中国政府和世界哪个机构能把淘宝拆成碎片?第一是没法拆,第二是拆了之后一千万家企业都没了。你怎么拆呢?这是个现实。

ESQ:你刚才描述的那个松子、松鼠的系统,它是没有办法管理的呀……

马云:文化管理。所以这个公司是通过文化来管理。21世纪的价值观是自我管理,所以要求员工的自我管理能力。要求组织的自我管理能力,而不是管理别人的能力。上世纪是我管理别人的能力,这世纪是自我管理的能力。在知识经济时代我坚信是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包括这个组织也一样。我们这个组织自我管理能力要很强。不能去做不属于我们的事情,不干不该我们干的事情,不说不该我们说的话。

ESQ:你是怎么自我管理的?

马云:我的自我管理?

ESQ:很多人都会想这个问题吧,谁能制约马云,或者谁能管理马云。

马云:我自我管理。比如说我最近刻意不来公司。就好像这个孩子大了,你不能老是陪着他。小孩七八岁了,你还天天拉着他过马路啊?等他到了二十多岁,傻了他。我们一样。在关键时刻,老爸跟你聊两句话,嘿,这事儿这样,也是给你个参考。但是在某些时刻家庭出现重大灾难的时候,你得出来说:嘿!That's the way!不能出现这种情况。不能让这种事情出现。所以自我管理很简单,什么时候哪些事情是千万不能干的,公司如人,什么事情不应该你们公司做,不应该你这个组织做,别干。

ESQ:之前接受采访时,你说过,你会担心马云过于强大,然后会毁掉这家公司,你还会有这种担心吗?我该怎么理解这种担心?

马云:今年好很多了。我并不觉得我会变得过于强大。以前我有很多担心,今年,这一年对我来说已经好很多了。我看了一些书,想了一些问题,我们很脆弱的,你担心自己强大的时候,是你以为你自己很强大。但其实你没那么强大。这个公司他妈的离开谁都能转,转的而且还很好。我这一年没在公司发现它转得越来越好。凭什么你会强大起来?只是你以为你会强大起来,对不对?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我现在不再担心了。我已经放开了。说明我担心那个的时候有点狂妄。今天我最得意的事情,是如果我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不会全部都同意的。跟你争论个你死我活。这就是这个公司味道来了。他们会嗯啊,叽叽歪歪地讲很多话。这就对了,成长了。一个公司大了,需要这样的机制。对不对?除非我能convince他们。我要说服他们。

ESQ:但大家都知道马云说服人的能力是很强的……

马云:对,我说服能力很强,但是我说不服的时候也很多的。今天早上,我刚刚试图说服一个人没有成功。一个领导者假如不能被说服,那就是独裁。不可能的呀。你请来的人都比你聪明,怎么可能你不可说服。我可以告诉他们,连续三次都被我说服的时候,我基本上已经知道出问题了,因为他们一定是让我的。这点自我管理能力脑子里要有。他们一定是让我的。但他们凭什么让你吗?现在已经没有人向我报告了。我现在只是个天安门像,挂挂的呀。你向我报告,报告个鬼呀,我们就开会大家一起讨论。现在我从来没有下达指令过。只是大家各干各的事情。

ESQ:他们表示异议的方式是什么?在会议上提出来的?

马云:对。有当场表示我的问题不太靠谱的。也有给我面子的。会开好以后,当即下来找我:我的看法是这样……只要有人提出异议,我都要跟大家讨论。如果我听到异议了还坚持自己的意见,那是因为这是一个人的职责。你的职责是,在大家不能达成一致、持有不同意见的时候,CEO去做决定。对不对?谁让你干CEO,你要干你就要承担责任。这是个责任,不是个权力。但是大家达成共识的时候,那很好。我今天觉得,不像当年,十件事情,他们都反对我,我还是坚持要做的。今天他们都反对的时候,我未必会做,因为我知道他们比我聪明,比我厉害。我已经越来越相信他们,不相信我自己了。

ESQ:这是一句很重的话。

马云:这是真话。我相信我的同事超过相信我自己。尤其是这两三年来。因为我知道,像张勇的事情,我去也会犯错,而且犯的错可能比他更大。这很正常。想明白这些道理,我容易情绪化,我容易面对压力时变形,他们凭什么就不可以。而且他们比我更加好。所以我对于他们的信任超过了自己。这是真话。人家比你聪明有什么不好。我相信,为什么员工对我感觉还不错,其中一个原因是,在我眼里面和心里面,我永远希望他们超过我。我永远希望在阿里这个平台上面他们比昨天更加成长,这是我真心希望的。

我从没害怕过,哎呀,有人要超越我,我要把他按下去。这是瞎扯。我比谁都更想早一天退休。人家说,哎呀,你这下权力大了,阿里巴巴股份24%弄出来了,可以有控制权了。胡扯,我要这个干嘛?我还恨不得……赶紧拿去!说这些话的,都是没干过这些事的。所以我一点不生气人家骂我这个。

ESQ:其实你表示过很多次,按媒体的话说是萌生退意,你的投资人不着急吗?

有什么着急的?

ESQ: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相信你大过相信你的同事吧?

马云:我要退谁也拦不住。我要留谁也挡不住。他们对我很了解,我对他们也很了解。退意存在,一直存在,越来越浓重。不是因为我想休息,不仅仅是因为累,不仅仅是因为太辛苦。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公司,假设我的能力不能再匹配这家公司,是对这家公司的巨大伤害,对无数的人是巨大的伤害。这个要明白。

我的体力不行了,体能不如当年。不像五年前。现在不一样了。然后对无线互联网的理解,对互联网接下来的理解,对年轻人的想法,思路跟不上了。所以,今天我以从道家里学到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去培养下一代的领导人,培养生态系统,无为的生态系统。让它慢慢、慢慢生长。至于退,其实心里面,我已经退了。我已经退了。

ESQ:如何定义退?

马云:有的人退了,其实没退,这个你应该知道。有的人没退,他其实退了。我个人觉得,我已经退了一大步了。而且我正在慢慢、慢慢退出来。事实上这个公司很多好的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坏的事情,跟我关系有没有?有的没有,有的还是有。我自己觉得,我的退已经开始了。我已经在退。但是我的退跟似前想象的不一样,跟职业经理人的退不一样。你看去年一年来我在公司没多少天,但作为从里面出来的旁观者,我回来之后,里面螺丝拧几下,哪几个螺丝松了,可能需要跟他们讲一讲,谈一谈。然后再回来,再向后撤一撤。这样他们也舒服,我也舒服。

我要弥补我的体能不够。我的智商不高。我的智商是一般的,我自己觉得,我的智商是一般的。但我对问题的看法可能跟别人不一样,角度不一样。我担心的是别人不担心的事情,别人担心的事情我从来不担心。所以看的问题不一样。

ESQ:你曾提到,你不管业务,只管三件事情,现在也是这样么?

马云:主管三件事情。但,业务是这样的,哪个业务出现巨大漏洞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有漏洞,人员不够,投入不够,或者投入过多,我身边有一批人的,王帅、曾鸣、邵晓峰等,我们会讨论,但以我的嘴说出来了。对吧?

ESQ:三件事里包括价值观,但可能这两年价值观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马云:我没觉得价值观出现了问题。我觉得是,我们的价值观的执行出现了一些问题。价值观本身是不会有问题的,价值观怎么会有问题?

我们的价值观不是阿里巴巴人要有的。你说诚信、敬业、激情、拥抱变化、客户第一,任何一家组织,任何一家公司,你都要有。哪一条你是不需要的?只足在实施的过程中有一些问题。比方说我们在hiring人的过程中,我们在training时,在平时考核过程中,没注意到。我们该fire掉这个人的时候没有fire掉。在这些方面出了点问题,所以导致我们的奖惩制度和公司治理在这方面不够完美。而且这两年高速发展业务的过程中,忽略了这些,新人进来速度的过快,执行层面出了问题。

我还会坚持。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的呀。我们现在已经很明确,价值观不是管别人,是管自己的。以前我们价值观是管别人的多了一点。自我管理。你管好自己。你把自己管好了,这世界也差不多了。是吧?

ESQ:我的理解是,阿里的价值观,全世界人都是认同的。但是他们会怀疑、他们会觉得阿里把价值观当作借口,当作一个随时可以用的武器,来对付任何我们觉得不舒服的事情和人。无论是铲除异己啊,还是……

马云:这个是很正常的。有个别这样的人,甚至是少部分这样的人有这样的看法,我觉得也正常。因为我们在做一个非常难做的、在中国社会几乎没人做过的事情。今天第一,你要在中国企业里讲价值观,首先就会让人觉得,这他妈跟毛泽东时代讲革命差不多。第二,你能做好了,我就更不相信。第三,两万多名员工进来的时候,要明白价值观,运用价值观,用得好,就更难了。这很正常。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阿里能发展到今天,我们为什么能走到今天,这么大的一个组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他信不信我不知道。我反正是信了。

我就这么讲吧,第一,中国企业你要讲价值观,forget it,中国是个价值观缺失的时代,他妈的企业来讲价值观,他就不敢相信。第二,用不用得好,执行对不对。因为每个人离开的时候,都会认为你用价值观做借口。如果我被开除掉,是因为价值观,一定会认为(是借口)。就像天下没有一家公司的员工会说,哎呀我工资太高,不应该有太多的收入发给我。这是人性。对不对?

还是那句话,有些话别人批评你,你要改。有些话批评我我也不改。我只是说我没做好,做得不够好。不等于我做得不对。做对了不等于做好,做好了不等于做对。好与对之间我们要找一个平衡。

别人要说你铲除异己。我们公司有没有?有!但我马云从来没有用价值观铲除异己过。如果我有,那下面一定变形了。

我没有,不等于下面不变形。我没有用价值观铲除过异己以及我的敌人。而且他们要有,我马上就看出来了。这就是我跟别人的不同。我的公司里面没有政治斗争的原因是,我不需要政治,我不需要有人来拍我马屁说我强:啊啊,马云你太厉害了。我已经不吃这一套了。我不是个职业经理人。我不是被股东hire来的,我也不是被员工选出来的。

我下面这帮团队的人,不需要用这个东西来对付我。他们没有一个人想干我这个活儿。我要求他们:兄弟,你能不能当下届CEO啊。别别,我干我这个挺舒服的。我们没人好这口。这他妈的也是个大问题。

上百年的公司最后都是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需要这些东西,但我们不需要。至少阿里才十三年。我们政治斗争还没有。

我不铲除异己。下面的人,我直接管的人没有。再再下面有没有,哎呀,有可能。还就像价值观一样。但绝不等于这家公司的主体是这样。我马云想铲除异己,我告诉你,下面铲除异己的就厉害了。是毛泽东想铲除异己,导致中国一大帮右派左派都出来了。你说对不对?这个我是蛮放心的。不是价值观不对,而是价值观的执行。这种执行的误差是存在的,不可能百分之一百完美。

ESQ:我相信你也知道,外界大家讲得最多的还是孙彤宇的例子。大家会说,马云会把那些可能取代他的人……

马云:孙彤宇小鬼是我带出来的。我比谁都知道每个人的强项和弱项。你说我要担心孙彤宇……孙彤宇要是能够取代我,我早就能够……放手了。我今天真想找到一个人(接替我)退休。跟这个没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有自己的局限,有自己的生活的选择和去向。老孙到今天为止,我对他的欣赏,没有半点减弱,但是是两个概念。孙彤宇这个小子,我找到他的时候,他他妈的还得卖给我广告呢。每个人在什么环境下什么阶段做什么事情是关键的。我要铲除孙彤宇异己,那彭蕾还不弄死我,我们还怎么合作?

你说我要怕一个人来取代我,他奶奶的,那我不就见了鬼了,我这两年忙成这个样子,累成这个样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为什幺会有这种观点,小李啊,是很多人,在这个社会上……你没有到达过8000米以上,你不知道空气有多么稀薄。你真的爬到了8000米以上你会想他妈的老子怎么这么傻,跑到这上面来。你信不信?

8848米,你跑到8000米,你会想自己怎么这么蠢,怎么跑上来了。但下面的人没上去过。高处不胜寒。没几个人到上面上去过。你倒是给我碰碰商城事件试试看?你倒是香港有人给你竖个灵牌试试看?跟你们家一点关系的人都来弄你们家人?你想明白了,你就不会再要。

按照个人来讲,我已经足够了。我没得罪过任何人。我的目的是帮别人。结果毫无道理,铺天盖地,对付你对付你的家人对付你的朋友。真是这句话,8000米上,你一定很后悔自己怎么上去的。真的。你很后悔你上去了。要没人知道我是偷偷摸摸早下来了。但是你看后面这么多给养部队在支持你,赞助商都在看。你还得咬牙切齿往上走一走。这时候如果有人能上的话(马云拍手,笑),兄弟,你上。

理解不一样,媒体很多人,小年轻写东西不明白这个道理。8000米上空的空气的稀薄,心脏的压力……

ESQ:去年那么多对你和你公司的议论里,你觉得你最不能接受的和最伤害你的是什么?

马云:我也不知道。我忘了。我真忘了。我觉得过去的事儿,都是能接受的。我当时是很气愤。当时很气愤的

包括伤害你最深的人是你最关心的人。你全心全意,至少我想我和我的团队,无论任何时候考虑的东西(都是原则而不是利益)。今天早上我们争论最多的是收费。淘宝将来收费的模式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相信什么,而不是利益,不是什么模式可以让我们收钱更多。我们的原则是希望市场更透明、更丰富、更加合理,更加公平公正。因为这些原则我们的钱收得少我们都无所谓。这种问题我们都会真的去想。

但是伤害你的是你最想去关心的人。那他妈当然是火气大。

但后来一想,凭什么,人家这样想也正常啊。对不对?你怎么可能要求每个人都跟你一样想呢。谁让你干了这个活嘛!包括假货,政府要求你打假货。但咣当来一个部委要你先道歉……打假货是你让我打的呀。然后我很尊重的一个人,先给我来一个定位。你们媒体的人。VIE。为了一个错误用另外一个错误把我按在那里。我生气不生气?我只是损失了我对她的尊重。我对一个媒体人的尊重,对(你们代表的)客观公正(的尊重)。

这是我很生气的。现在不生气了。我觉得,你跟我是朋友,你有我电话。你问我一声,马云,怎么回事?媒体要客观,你采访了我,你采访了孙正义采访了雅虎的人,我的观点是什么,哪里可以批评,哪里是错的;你什么都没采访,就莫名奇妙地定论。最可恶的,又拿出个VIE,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事情。好像(我们)是为了VIE争论,转移方向,彻底往VIE去了。这是我当时很生气的。自从那以后,我就退出了微博。

ESQ:你的最后一条微博是什么意思?省略号,问号。

马云:我只是觉得,在这个时代,最后重要的不是去解释,不是去说明,你看到这么恶劣的状况,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再坚持下去。通过你的行动和你所掌握的资源把社会(的风气)再拧回来。因为我坚信,这个时代出现这种状况是短暂的,人类的善良善意和信任是存在的。只是在这一刻(负面情绪)爆发的时候,你别趴下了。我们创业者,每次在最困难的时候,很多人就放弃了。我马云没倒就是没放弃而已。

我今天不跟你们闹了,也不跟你们吵了。微博我不上了,不看了,不折腾了。把信任等于财富给我打下去,再重塑中国的信任和信用。

去年我最高兴的是,全国两个道德模范在我们公司,这他妈的多好。吴菊萍是全国都知道的,还有一个女孩,多伟大多了不起。就是熊猫血的事情。我们这代人在这些80后

90后孩子身上看到了应该有的善良和信任。这时候你看到的是希望和信心。我们只是把这些东西弄回来。这些东西通过互联网还是能够弄回来的。我哪有那么大力气去跟他们斗嘴。后来就过去了。

ESQ:马云是激励了一代人的……

马云:我跳出来是没有用的。那个时候,灭掉你太容易了。我是杭州师范学院毕业的。我一直以杭师院为骄傲。今天要想给我荣誉学位的学校很多,太多了。我一个都没要。原因很简单,第一,中国有将近千万人是本科生,跟我一样。我可以,他们也可以。中国真正名牌大学有多少?没多少。给那些普通大学的孩子们看:嘿,我们可以,你也可以。对不对?我拿一个荣誉,对我有什么用呢?留给那些该用的人。我们这些人是很幸运,但确实是比别入努力。

ESQ:你说过,成功的人要懂得敬畏。你敬畏什么?

马云:我敬畏未来,我敬畏我不懂的东西。我敬畏所谓的敬畏之心。一定有一种力量存在,这种力量存在着,是你不懂的。它超越你的能力。对于未来,你不要以为你能算命。错的概率很大。你要敬畏你边上共事的人。我们今天取得的一切,绝不是因为我们多了不起。成功是有偶然因素的,失败才是必然的。这是我相信的。成功的偶然太大了。

ESQ:2011年你发表了很多看上去非常悲观的言论。大家之前一直把你看作一个非常乐观的、会激励其他人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包括你讲这是一个坏的时代,包括你说中国企业家几乎没有一个是善终的。是你变悲观了吗?

马云:没有。没有善终那句话,我是对一帮企业家们讲的,企业家要有敬畏之心。我是在企业家群体里讲的,没跟年轻人讲过。在高位置上的人要跟高位置上的人讲他们的敬畏之心。我自己觉得,中国的企业家确实没有好的下场。事实也是。历史也是。历史不会因为今天而改变。会有仅存侥幸的人,毕竟不多。这并不是悲观,知天命者才能乐观。知道结局的人才能真正乐观。跟年轻人讲没有用,只有到一定年龄阅历的人你才能讲这句话。我马云已经知道自己的结局了,所以我很乐观地看待这些,干呗,反正好坏也就是这个结局嘛。这才是真正的乐观主义。你不知道结局的乐观,那是盲目的乐观。我们要乐观但不能盲目乐观。所谓知天命就是你看到了结局,仍为之。何为无为而治,无为,无乃空也,仍为之。这才是人生。你知道结局很悲观。你还要去干。那才是高手。那他妈才叫境界。这是我的理解。我并不悲观。相反来讲,我乐观了很多。乐观悲观不是展现给别人看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去激励别人。我没有想过去激励别人。那时候我自己是莫名其妙的讲话。后来有人说你激励了他们。我真没有激励过他们。我只是讲了

我想说的话。后来看到,变得像,好像变成激励师了。我从来没有去想过。我们就是我们。因为只有正视你自己,明白你自己,才能真正走下去。

ESQ:包括你在微博上的言论,其实也是蛮悲观的。包括引用鲁迅的话。

马云:那段时间,是我挨的七伤拳里最重的一记拳,跟我自己有关系。所以,有段时间……很正常。有情绪的。但是我跟刘国梁打牌,看他打球。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高手和低手之间的差距在于波动率,在于稳定性。我们这种人21个球骗你一个有可能,但要想骗两个就彻底瞎了。人不可能没有波动的。波动一定有,但我希望自己的波动不要太大。这不是一种本事,而是我强迫自己。

那段时间确实是,刚好又是商城,又是支付宝,又是我自己的事情。几件事情交织在一起。波动很正常。你不是神,你不是计算机,你是人脑。今天为止我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我指的没恢复过来,是指我的体能,我觉得是年龄的关系,以及我们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空间,这个新的空间是没有力可借的。相当于爬上8000米以后,你没上去过啊。

我们今天登的山峰真的是没上去过。问题是,还没人上去过。没有历史记载过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这不是悲观。再往上走,听说8000米以上,每上100米,都是生命的极限的开始,都开始出一点点问题,这个你就要问自己,你可不可以,这不是悲观。

ESQ:你接受彭博的采访时说自己是个很孤独的人……

马云:没有,彭博的访问后来的翻译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问题。我说我是个lonely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领导者都是孤独的。就像爬山,越往上走的时候,边上的人越来越

少。这是一个特性。说我把心割给大家看,不是这个意思。我的英文的意思是,我在做我认为对的事情,别人不相信。难道我把心打开给大家看?剖开来看也是看不到的呀。

ESQ:2011年和2012年初,公司内部的问题,比如B2B和聚划算的腐败问题,是失控的表现吗?马云不再能像以前那样对这家公司控制得完美无缺?

马云:第一天开始阿里巴巴就没有完美无缺过。第二,这家公司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讲,假如不是我们这样的价值观和文化,这家公司早死得一塌糊涂了。2012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有6000亿的营收,(这一数字还在增长,2012年12月3日,阿里巴巴宣布旗下淘宝和天猫截至11月30日年交易额达到1万亿。)6000亿的钱在流动,出事的员工加起来二三十个人,而我们有两万四千名员工。你觉得这是好还是不好?今天你去问三大互联网公司,腾讯百度我们,我们应该是thetop,最好的。我们敢于把自己的伤口撕开来面对。这是我对阿里员工的骄傲。我们把自己的伤口露出来说这是个伤口,把它在阳光底下暴晒。这不是一个腐败的问题。我们这个行业,有6000亿的钱,在中间出现一些问题,就像人身上的细菌,哪个人身上没细菌?

在今天这个社会,我们每次都自己曝光自己的,对不对?这是我们这家公司最了不起的地方。我们这家公司有几个地方了不起,第一是小二的权力非常大,员工的权力非常大。这是最了不起的,我们敢于把权力交给员工,而且一定要交给他们。第二,这家公司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我们敢于面对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打开了给大家看。这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市场。第三很重要,我不想像其他公司那样,被黑色和灰色产业链绑架。很多公司已经被绑架了,利益是分享的。我不愿意。因为这是我们的原则和底线。无论假货集团怎样怎样,别跟我来这套。

当然,有一家媒体,我们的负面50篇里面大概25篇到30篇是他们写的。十年前就敲诈过我钱。8年前,又要叫我们交150万。不交,就再写。NO!去写吧。我不相信这样的媒体会长久。正因为这样,我对媒体越来越失望了。我不在乎别人批评我。或者说我在乎别人批评,我感谢别人的批评,但是,哼,我们要自己有骨气,我们就是这个样子了。别跟我来这套。要来敲诈。Forget it!所以呢,它就变成了一顿饭三万块。

你倒是去试试看。李翔,如果你晚上在方圆五公里的地方,能找到三万块一顿饭的地方。我付钱,再贴你五倍。腐败,你说有没有,一定有。腐败,社会上没有吗?24000多人里面,百分之一,240个,240的十分之一,有二十四个。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看清了不可怕。你要把它藏起来,才可怕。

ESQ:大家都觉得阿里是一个公关非常成功的公司。但是这样一个公司的CEO说他对媒体很失望。这不是很矛盾的吗?

马云:你说我能不失望吗?这是现实。媒体公关做得好,我觉得我的同事很有能力。第二,我们的公司还算真实的公司,我们每一次在做的事情,我们确实是争取做到。而且,确实是做的和说的一样,说的和想的一样。有没有偏差,肯定有。很多公司是做的和说的不一样,说的和想的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到一些媒体的状况,你能不失望吗?没有客观精神啊。那天他们跟我讲,媒体是要有观点的。我说,媒体可以有观点,但是请你给我加上,这是媒体的观点,还是你个人的观点。媒体的核心是客观,其次才是观点。你看现在网站上一些媒体的观点,都变成瞎扯了。你们到底是评论呢,还是描述事实?我们可能有真正的媒体人,但是现在只要写两个微博,都把自己当媒体看。神经啊。种了两盆花就把自己当园艺专家来看了。

ESQ:你也表达了对微博和互联网言论的失望,那你对什么有希望昵?

马云:没有,我觉得我对微博当时是失望的,但我相信它会慢慢清醒的。问题是,你再失望,等保持冷静下来,你还去帮它。我真的觉得,这个社会,你失望但这个家是你的,你有什么办法? Making him good。这是我们的职责。只是我不对抗了。我不说了。微博我不写了。但是不等于我不关注。我在想有什么办法我能帮它更好。这是我要想的办法。我怎么能闹得过那些以写微博为生的人。

我有几万名同事,我今天不是光脚的,我出问题是大家都出问题,大家出问题是上千万人出问题。我不跟你斗。

ESQ:2011年给你最大的教益就是不对抗吗?

马云:没有叫不对抗。修身养性。把自己的身体养好,身体养好就是把自己的实力养好。把自己的生态系统养好,把自己的性格养好,该容忍的容忍,该放的放,该下手的时候下手,而不是像一些年轻人一样,直接冲上去。我48时,不应该像28时那样做事。48岁的人,应该要更加讲究策略、道理、胸怀。不像年轻人,拿着棍子就上去。公司也一样。这个公司已经这么大规模,莫名其妙的事情天天发生。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的事情,天天闹事。去年你看商城闹事的时候,有几个人真正站出来说:嘿,你们这帮混蛋。没有的呀。坏人很容易团结起来。好人一个都不来的。没有人站出来说:come on。那,你能不失望吗?但是我坚信,希望所在是这批孩子,这批年轻人,会慢慢因为互联网的洗涤,(好的风气)会再出来。

ESQ:如果2011年你—直在杭州,在这个公司,还会这样吗?

马云:还会。是还会的。这是一个公司发展中的必然。就像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很容易身上和头上全是伤。它是个发展过程,躲不了的。我们所处的这个行业,我们的market place一定会出现政策上的风险。这个政策上的风险,我指的是我们制定的政策,上亿的人,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人不满意,就有几百万人不满意。这是太正常了。不是我去了就能解决的。腐败的问题,有6000亿营收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没有?管理,突然变成24000名员工要去管理的时候怎么可能没有?难道我在就会好一点?不会的。而且,因为我在好一点,我也总有一天不在。关键是要他们犯错误。他们犯错误比我犯错误更加值得。因为我48了,他们才38。他们犯错误,明年就不会再犯了。我现在犯错误,哥们等我年纪大的时候再犯错误,那不傻了。你要想明白这个东西。我觉得,2011年跟我在与不在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在也要犯错误,但这个错误为什么不让他们犯呢?为什么不让他们有经验,为什么不可以让年轻人去尝试,让他们长功力呢?

ESQ:2011年是你最艰难的一年吗?

马云:嗯。但艰难不来自外部。(沉默……)

ESQ:彼得-德鲁克说过,人类管理组织不外两种方式,一种是所谓的制度,用

马云:制度来制约各种权力和人;另外一种是君主修养式的,领导者自我学习,所有人以领导者为榜样,是一个领导者驱动的组织。对阿里巴巴而言呢?

不知道。我倒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这个人是反对过度关注于制度的,也反对过度关注于人和个人的能力。我觉得人和组织、制度和文化,是糅合到一起的,是互相弥补的。要把这个组织弄好,是制度、文化和人,互相配合。尽管不完美,但一定比单独一个要好。西方的制度伟大,不在于它有制度,而在于它有基督教的文化。它的文化和领导人的选拔方法结合在了一起。千万不要以为(用制度)选拔一个领导就能解决问题,更不要认为西方仅仅是制度好。我们中国今天倒是有了制度。但制度是山寨的。制度是基于文化的,西方的管理制度,整个国家的管理都是基于基督教文化的。我们今天把文化摧毁掉了。我们有儒释道的哲学思想,我们的制度应该是基于这个出来的。我们可以看不起新加坡,但至少它的制度是建立在儒家思想之上的。如果你有自己的文化根源时,你可以吸收西方的制度优势。但如果没有这个根,拿来用你就把自己压瘫掉了。

ESQ:你可能可以从儒释道中寻找精神资源,但你如何把它传递到公司里?

马云:我没有试图传递过这些东西。只是他们知道我在打太极拳。有时候跟他们讲话,讲两句似懂非懂的话,他们觉得,嗯,有道理,然后他们去悟一悟。但是,不到年龄没有用的。再过

高善文:中美过去40年正常交往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

  中美关系维持过去40年正常交往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中美关系将进入长期非常动荡,充满对抗的不确定时期,中央需要对此做好充分的准备。回过头来看,中央其实没有做好准备,直到现在,也许我们的准备仍然没有做好。稳定中美关系就是稳定改革开放的大局,中美关系一旦稳定不下来,国内什么事都不用干了。

  今年以来,从中央政府和中国宏观经济的角度讲,我们在两个方面遇到比较大的问题,一个是中美关系,这种局面是1972年中美交往以来所没有过的,另一个是去杠杆,幸运的是在过去2到3个星期里,政策层面出现了强有力的调整,暂时稳定了市场,但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40周年,回顾过去40年,中国在经济发展和技术上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很少有人仔细去想,在1978年底,小平同志刚刚主持工作时在想什么,做了哪些影响深远的战略决策,这些决策奠定了我们40年高速发展的重要基础。

邓小平访美

  小平在复出以后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决定打越南,影响了中国之后几十年的历史。中国在1979年之前曾经花很多力量实施抗美援越斗争,在一段时间里中越也是同家兄弟的关系。小平同志曾经讲过,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对美开放,不是对苏,不是对欧,不是对拉丁美洲。问题在于,对美开放的前提是让美国接纳你,中国对美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抗美援朝、援越,为什么美国愿意接纳中国?

  小平同志打越南就是送给美国的投名状,使得美国愿意拥抱和接受中国。小平同志1979年访美和卡特总统会谈后,小平同志和卡特总统说我们决定打越南,随后美国提供了一张清单,这张清单列举了提供给中国打越南的军事装备,美对中的这个军事援助的等级超过了对盟友的等级,美国迅速把中国提升为友好的非盟国关系,在很多方面享有比盟国更高的待遇,为什么美国愿意这么做呢,两个原因,一是美国在越南吃了大亏,有心结,二是美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是水火不容,越南是苏联的小兄弟。中国打击越南,表明中国与苏联的决裂,表明中国向美国的转向。这一大局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因此,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并不是简单思考后决定的,是它全面了考察了全球局势,并且冒了一定的风险。苏联没有对中国动兵是因为,苏联在中苏边境兵力比较空虚,其次是苏联摸不透中美关系,投鼠忌器,不敢采取行动。从中国角度看,这是小平同志赌了国运,冒了很大的风险;

  中美恢复交往是在毛主席时代做出的抉择,但中美并没有走进蜜月期,在小平同志的手里,迅速把中美关系推升到非常高的水平。如果我们回顾这40年中美交往的基础,我们能看到两个非常重要的转折,都和小平同志密切相关,第一个转折是中美建交,中国与西方世界都恢复交往,包括派遣留学生,购买先进的技术。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取得冷战的彻底胜利,中国作为美国对付苏联的棋子,战略重要性迅速下降,中美关系又面临全新的选择。面对苏联解体,小平同志给中央做了重要的16字指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这种策略使得中国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沦为美国下一个竞争对手,如果把16字放在当今格局下来看也是特别有意义的。另一个转折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掀开了改革开放的篇章,这轮改革开放对促进中美关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翻开美国的国家历史来看,美国具有根深蒂固的传教士情节,美国是由白人精英建立起来的国家。美国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如果一个国家愿意接纳,至少愿意接近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就愿意把你当朋友,和你正常的交往,帮助你。然后我们再去理解小平同志的南巡,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放手发展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给经济主体更大的选择自由。这一点,在美国的战略家,在美国的白人精英看来,是在向美国的意识形态靠拢。这使得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蜜月时期,这一重大抉择也是小平同志做出的。

  2001年美国决定中国加入WTO时,克林顿总统说,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靠拢,中国人民不但有权利拥有梦想,而且有机会和渠道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一变化必将带来巨大的经济繁荣,随着繁荣的实现,他们在政治上也必将要求有更大的发言权,这是美国政府坚定不移推进的目标。克林顿这一看法,代表了当时美国白人精英对中国的看法。中美关系处在前所未见非常和谐的时期。中国在加入WTO后与美国贸易如此密切,但并未发生重大的贸易摩擦,主要是美国精英对中国抱有期望,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很多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生产的,美国的战略家站出来说要给中国一点时间。

  但是现在,美国主流精英的共识是,当年克林顿的许诺忽悠的太大了。特别是过去几年,随着国有体制在经济中的支配力量大踏步上升,在他们看来,当年克林顿总统的许诺并没有兑现,反而给美国制造了一个可怕的敌人,这个可怕的敌人在政治制度的选择上向着美国期望方向的反方向大步前进,如果现在再不采取措施,美国以后也许会丧失机会和能力去扼制中国。

  这个时候美国商人在做什么呢?他们都云集在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他们提出国进民退是不公平的竞争地位,他们在中国市场不能享受公平对待,甚至他们的全资企业被强制要求建立党支部,他们没有能力和中国政府对抗。打贸易战美国的利益也会受到伤害,美国大豆协会的负责人说可以理解美国总统的选择,可以为国家利益做出牺牲,谁说美国人民都是商人,谁说他们没有情怀,谁说他们没有担当呢。

  中美关系维持过去40年正常交往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中美关系将进入长期非常动荡,充满对抗的不确定时期,中央需要对此做好充分的准备。回过头来看,中央其实没有做好准备,直到现在,也许我们的准备仍然没有做好。稳定中美关系就是稳定改革开放的大局,中美关系一旦稳定不下来,国内什么事都不用干了。

  美国参众两院全票通过了台湾旅游法,鼓励美国政府和台湾有高级别的官方与官方的来往,据说美国的环太平洋军演已经在严肃考虑邀请台湾军队参与。现在美国把台湾拿出来捅你,而你还拿不出办法。上个星期的时候,川普和普京进行了秘密会谈,会谈结束后很快就传出风声,美国很可能联俄制中,俄罗斯的精英在反思苏联为什么解体时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共识,苏联之所以解体,是因为中国的背叛,中国在苏联背后插了一刀,这条共识是正确的。俄罗斯的经济总量只有1万亿美金,不如一个广东省。

  中美关系是全局,会影响未来30-50年,美国从1945-1991,差不多花了50年的时间搞垮了苏联,打赢了冷战的胜利,美国也要有决心,拿出50年的时间,在中国还没有能力彻底挑战美国的时候,把中国摁住,现在不摁住以后可能没有机会了,2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是美国的1.5倍,到2028年中美的经济总量大约接近30万亿美金,按照中国制造2025规划,我们很多技术都会和美国很接近。所以美国要摁住中国一点要趁现在;

  中国的领导人战略家需要在此体现出40年以前小平同志的胆识和手腕,中国能否做出正确的选择,需要拭目以待。回顾鸦片战争至今,一次又一次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总是做出错误的选择(1949年和苏联搞一起、洋务运动等),除了在小平同志的主导下我们对了2次。对30岁以下的年轻人来讲,如果这次错了,大家就只能回去洗洗睡吧。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直到1842年与西方世界全面接触,并试图融入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这条路走得非常艰难,为什么呢?我认为有一条,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和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关系,与西方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格格不入的。

  西方人看待世界有两个基本工具,一个是对世界客观的观察和测量,一个是在此基础上的严密的逻辑推演去理解世界。中国人如何理解世界呢,包括很多受过教育的精英在内,中国人认识世界是两根支柱,一个是阴谋论,没法平心静气很客观去看待这个世界,另一个是用类比来理解世界,用打比方来理解,比如去杠杆,我们的市场官员媒体理解它就是收水和放水,用类比理解世界很大问题在于类比是极其不精确的,忽略了大量复杂的细节,很多时候面目全非,牛头不对马嘴。

  本文系7月28日,高善文应邀参加了山西证券成立三十周年主题活动围绕中美贸易争端话题的演讲节选

关于高善文博士参加山西证券纪念活动的相关澄清

编者注:2018年7月28日上午,高善文博士应邀参加了山西证券成立三十周年主题活动,并围绕中美贸易争端话题进行了演讲和交流,主要内容延续了他4月11日在清华大学时事大讲堂相关演讲的分析思路和结论。会后,网络上开始流传关于这次演讲的各种笔记和解读。这些流传的内容均未经过演讲人的审核,反映了相关人员的认知、理解和猜想,其中存在大量的误读和误记。为使得关心这一话题的人更清楚完整地理解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想法,现将《中美贸易摩擦深处的忧虑》一文再次推送如下,供大家参考和批判。

中美贸易摩擦深处的忧虑

提要: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世界经济无可避免地正在进入G2格局,这对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形成重大挑战,中美之间的摩擦和潜在冲突由此势所难免。
美国国家利益也许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划分和理解:一是维护并在全球范围之内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二是确保美国在核心技术和军事能力上始终处于领先地位,甚至维持压倒性优势;三是在全球范围之内保护和促进美国企业的商业活动。
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的期望渐有背离;中国制造2025在核心技术领域挑战美国的优势;中国由政府主导经济活动的模式日益威胁美国的自由经济模式和美国企业的竞争地位,这应该是中美经济贸易领域摩擦加剧的深层原因。
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需要担心的前景是过往的全球化走向未来的碎片化,是在双向投资、技术转让、人才流动等领域中美从过去日益融合的局面走向未来不断分离的局面。

风险提示:中美贸易摩擦加剧 全球经济复苏停滞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复杂的关系,中美贸易摩擦涉及到法律问题、经济贸易问题、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都需要非常长期的知识积累,需要很高的专业门槛才能够做出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评论。
对我来讲,在资本市场长期从事宏观经济领域的商业研究,并不具备这些方面的知识积累,突然切入这样一个话题,本身似乎是很奇怪的。
一个重要的由头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应中国金融40人论坛(CF40)的邀请,我同他们一起拜访了华盛顿。这次拜访走访了华盛顿比较主要的经济类的智库以及美国的经济决策部门。在进行此次访问的时候,华盛顿圈子里对华进行贸易打击的策划基本上已经到了尾声阶段,大家的共识不是是否有一场贸易摩擦,而是关注中国会如何反击。
但是从北京出发的时候,我们所留意到的中国国内的媒体以及国内政府官员的公开表态,对于即将到来的贸易摩擦或者贸易战,似乎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大家普遍觉得中美关系虽然说不上多好,但是总体上可以管理,处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
这与我们在华盛顿看到的情况和信息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尽管现在中国媒体把舆论的焦点聚焦在关税和贸易上,实际上就我们当时在华盛顿看到的情况,美国这次对中国发起的在经济领域的一系列行动,远不局限于贸易领域。美国国会最近围绕CFIUS正在进行一系列的辩论,围绕外国企业在美投资法案正要进行一系列重大的修订。美国政府智库和官员都不讳言,CFIUS这次修订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除了CFIUS之外,在中美关系另外一些极其敏感的领域,美国实际上有一系列触及中国底线的行动,比如美国的台湾旅游法。
这些与我们站在国内,从中国媒体获取的以关税贸易为主要领域的中美之间的摩擦,信息并不完全一样。基于这样的原因,考虑到各位同学的专业背景,我们以下从一些中美经贸关系最基础的问题展开讨论。

一、国际贸易摩擦的来源
在讨论中美关系前,首先我们来看一些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基础性的问题。
基于现在的知识,我们确定地知道一个基本的事实,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组织经济活动最有效的方法,它可以最好的促进经济的增长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在市场经济制度之外,迄今为止人们没有找到其他替代性的制度能够在很长的时间里面持续做到这一点。
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由苏联所倡导的计划经济制度曾经对市场经济制度提供了一种对立的、替代性的解决方案,但是几十年实践的结果,相对市场经济制度而言,计划经济制度应该说从长期来看是不可行的。
在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人们对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抱有巨大的怀疑,至少当时的一部分美国学者也曾经抱有巨大的怀疑。但是在金融危机如此严重的2008年,在美国没有人质疑市场经济制度本身,这一点跟1929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果我们现在说市场经济制度是最有效的、最能够持续地促进人类生活水平提高的制度安排,没有太多的人会对此提出不同的意见。
市场经济制度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有两条非常关键的原因:一是市场经济制度通过自由交换促进了专业分工,每一个人集中做自己最擅长的事,通过市场实现商品或服务的交换;二是它能促进最充分的竞争,充分的竞争既能刺激分工的深化,又能促进技术的进步、专业知识的积累。这是我们现在已经确定知道的事实。因此市场所达到的范围越广,自由交易交换的范围越宽,整个社会分工的程度就越深,充分竞争的程度就越激烈,整个市场运行相对来讲就会更有效,进而更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增长和人类生活福利的改善。
但是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自发形成的,它需要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制度安排来支持,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之中少了任何一条,市场经济制度都无法正常工作。市场经济制度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有很多,其中关键的至少有以下几条。
第一条是保护私有产权,包括知识产权,这是市场经济制度得以高效率运行最关键的基础,没有这一条,市场经济制度完全无法工作。保护私有产权或者保护知识产权,看起来显而易见,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它有非常丰富的细节。
举一个例子。上世纪20年代,上海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它在当时的上海只是占了一小块地区。在租界里如果你拥有房屋,租界管理当局会给你地契。在租界里面所发放的地契,它的信用几乎跟黄金是一样的,具有非常高的信用等级,可以流通,可以从银行质押去获取贷款,具有大家普遍承认的内在价值。与租界相邻的、由中国政府管理的地区,房屋虽然也有地契,但其信用等级要弱得多。
这两栋房屋的建筑质量、地理位置等非常接近,甚至没有区别,但是为什么在信用市场上、在银行借贷市场上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关键的原因是其背后政府对产权保护的态度。如果在租界里房客租了你的房子,逾期不支付房租,你可以报警,警察可以帮你把房客赶走,把房子还给你,但是如果是在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管辖下你去报警,政府对你的保护是大打折扣的。这是一些很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案例。
所以保护私有产权不是泛泛而谈的一些概念,它需要很多扎扎实实落实在具体的执法行动上的具体实践。知识产权的情况是一样的。
市场经济制度所需要的第二个极其重要的安排是,市场经济制度必须能够破除垄断,抑制强权,保证公平和充分的竞争。市场在竞争过程之中很容易形成一些垄断,这些垄断有可能转化为政治上的强权。
一个能够正常工作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安排,必须有能力破除垄断和抑制强权,保护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从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情况看,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做到。
此外,现代市场经济制度需要通过大量的交易来实现,而要完成交换就需要一种非常便捷可信的汇兑工具和汇兑安排。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说过,人类有三大发明:一是学会了管理和控制火;二是发明了轮子;三是发明了中央银行。1492年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的时候,美洲大陆还没有轮子,迄今为止我们不知道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其他的动物能够管理和使用火。但是萨缪尔森看来的第三大发明就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使得现在的交易活动可以非常便利、稳定、可靠地大规模展开,而这一点实际上在几百年以前仍然是很难做到的。
总结来说,现在的市场经济制度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合理的制度安排,但是它需要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些基础设施需要通过政府的强制力来维护。保护产权需要政府的强制力,破除垄断,保护公平和充分的竞争同样需要政府的强制力,发行现代的信用货币,在一定的程度上也需要政府的强制力。
在此基础上我们讨论市场的边界问题。
市场是通过自由交换、专业分工和充分竞争,来提升效率和促进增长的。在这种安排之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强大的理由,必须把市场的边界限制在一国的领土范围之内呢?有没有什么合适的理由使得我们相信,市场限制在一个国家的领土范围之内就是最好的?
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理由。因为市场是通过专业分工交换和自由竞争来实现效率提升的,所以市场内在的力量一定是跨越一个国家的自然领土边界的。它所能实现交换的范围越大、分工越深入、竞争越充分,越能促进参与贸易的所有国家的福利改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市场的力量延伸到一国的领土范围之外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它延伸到一国的领土范围之外以后,能够更好地促进所有参与方的福利改善和经济增长。
但是在早期非常长的时间里,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在技术上存在一些困难。除了很多法律、汇兑方面的困难之外,早期在技术层面上还面临着运输、信息交流的种种困难。比如说,大规模的交换就涉及到货物的运输,后来生产的全球分工更涉及到大规模的运输。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在一国的边境之内,长距离的运输甚至都是很困难的,更不要说是跨越大洲的非常长距离的运输。另外一个约束就是信息的流通,商品交换需要实时知道大量的信息、比如买卖的行情、价格的情况、当地需求的波动等等,而信息的大范围流通,在早期的时候也是极其困难的。
我们知道跨大西洋电报的出现是二十世纪初的时间,跨大西洋电报的出现所标志的远距离即时通讯的实现,对贸易在全球范围之内更加快速地推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尽管它不是唯一的作用。五六十年代标准集装箱的推广大大降低了远洋运输的成本,也在客观上破除了贸易在全球范围之内展开的另外一个约束。信息交流和货物运输问题的解决为市场在更广范围扩张提供了有力保障。
当然,在这些重要变革出现之前,技术也一直在快速进步,国际贸易的成本在不断下降。
前面讲的两点,第一点是市场需要一些强制力量来保证,第二点是市场自然的力量会跨过一国的边界,这两点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
如果市场要跨越一国的边界去展开,市场就变成了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活动,它面临的基本困难就是用何种力量来实现私有产权的保护、汇兑体系的维持以及保护公平和充分的竞争。市场力量跨越一国的边界面临的一个内在的困难就是,一个国家在内部用来维持市场正常运作的一系列安排,一旦跨越国界以后,它的有效性、可得性就面临巨大的问题。

二、全球贸易发展的历史回顾
图1显示的是从1872年以来全球商品贸易量占全球经济产出的比重。
如果我们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通讯技术和运输技术的不断改善,贸易总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促进福利的改善,那么贸易占整个GDP的比重总体上应该一直在上升,而且只要贸易占GDP的比重在上升,自由贸易的范围越来越广,它就越来越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我们观察历史的案例,一般认为,如果把1890年到1900年之间作为一个起点,大概到1920年前后,在差不多20到30年的时间里全球贸易,或者是以货物贸易的自由化为标志的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曾经经历了一段黄金时期。在这段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货物贸易量相对全球的GDP是有明显的上升的。经济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商品在全球范围之内流通,这一过程相对GDP以更快的速度展开,使得全球经济经历了第一轮全球化的黄金时期,而这一轮全球化也刺激和促进了当时深刻地参与其中的相关国家的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参与这一浪潮的包括美国、英国、西欧、日本等。
但是从1920年前后这个顶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球化经历了20到30年的严重的收缩和倒退。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时候,经济全球化的程度甚至比美国内战结束的时候还要更低。
尽管人们并不认为这一次全球化的崩溃是当时全球范围内经济萧条的原因,但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次经济全球化的倒退延长和加剧了经济大萧条。这一点也是容易理解的,本来市场在跨国的自由交易中,分工程度是非常深的,然后跨国的交易突然中断了,分工只能在非常小的范围之内去展开,这基本地破坏了一个经济所拥有的生产的潜力,基本地破坏了经济所能够生产出来产品的技术边界。

既然市场力量这么美好,既然全球化跨国贸易这么美好,为什么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全球化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倒退和收缩?
非常重要的原因是1900-1920年的全球化没有一个相对应的全球治理结构去维持它。市场力量是需要一些基础的制度安排去维持,需要保护产权、需要促进竞争、需要有国际汇兑安排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去维持。而这一轮的全球化,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安排去支持它,它完全是由市场力量自发形成的全球化。
这种自发形成的全球化,当它处在上升浪潮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获益,大家都纷纷加入其中。但是当经济衰退到来的时候,每一个国家的反应都是要保护本国的产业,保护本国产业的方法就是竞争性加税,这样一来,跨国的贸易基本上就阻断了,贸易活动局限于越来越小的范围,这加剧了经济收缩,从而造成进一步增加关税的压力,形成恶性循环,全球化就崩溃了。
除了加关税之外,为了维护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政府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对货币进行竞争性的贬值。货币竞争性贬值的结果是国际汇兑体系极其混乱,加剧了经济严重的收缩和衰退,带来了全球化20多年的停滞。
这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由市场内在的性质和通信技术、运输技术等所主导的全球化趋势,需要全球的治理安排去维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相对于全球的GDP,全球的贸易经历了一轮又一轮大幅度的上升。从1945年到现在,在这70年的时间里,相对于全球的经济增长,全球贸易在以更快的速度成长。全球化在商品贸易以及后来在生产层面上深刻的展开,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刺激了全球经济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这一现象最有发言权之一的应该是中国,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能够实现惊人的经济成长,关键的原因是我们加入到了全球经济的分工体系中,我们的商品能够销售到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我们加入到了全球生产链和供应链的形成过程之中,没有这样的基础,改革开放不太可能形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惊人的成就。
为什么在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球化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并在70年的时间里,在非常大的范围之内,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重要的相关事实。

三、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图2是基于Maddison数据库,从1700年开始,基于购买力平价所计算的全球一些主要的国家经济总量在全球之中的占比。图3是基于市价汇率的计算结果。

中国的衰落在鸦片战争以后几乎是不可逆的。从鸦片战争前后一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出现接近150年的连续大幅度的下降。
再来看美国,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除中国外,美国在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就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到1890-1900年前后,美国已经超过中国,成为全球当之无愧的最大经济体,之后美国始终维持了这个地位。
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以市价汇率计算,美国的经济产出占到全球近一半的比重。到1960年,这一比例仍然有40%。现在,以市价汇率计算这一比例仍然有1/4,美国仍然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开始上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这一上升急剧提速,到现在为止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表1是基于2017年的数据,对中、美、日经济产出的基本比较。2017年,中国GDP是12万亿美元,美国是19万亿美元,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GDP不到5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日本的2.5倍。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商品出口金额2.3万亿美金,美国1.5万亿美金,日本只有0.7万亿美金。再来看商品加服务出口,到2017年中国已经是第一大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国,出口额接近2.5万亿美金,美国只有2.3万亿美金,日本是0.9万亿美金,中国大约是日本的3倍。
再看制造业(2016年数据),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是3.2万亿美金,美国是2.2万亿美金,中国的制造业产出比美国大50%,是日本的3倍。现在中国制造业的产出比美国加上日本都更大,大概再过几年的时间,中国制造业的产出将比世界七大工业国家加在一起都还要大。
基于现在的趋势,大约在2028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以市价汇率计算将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届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可能在25万亿美金到30万亿美金之间,而一旦中国追上和超过美国,美国可能没有太大的机会重新占据第一的位置。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届时日本经济体量有多少呢?大约5-6万亿美金。也就是说,中国或者是美国,都将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5倍。
我们看到,在经济上,世界无可避免的进入了G2格局。
自鸦片战争的衰落以后,到2030年,经过接近200年的努力,中国重新回到了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
这是我们观察中美贸易摩擦的时候,必须清楚的一些基础性的事实。
在这些经济背景下,我们首先尝试回答为什么在1945年以后,全球贸易能出现连续70年如此高速的发展和增长。
基本的原因是,在1945年,美国占全球经济产出的50%,美国对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有足够的愿望,也有充分的能力。有充足的愿望是因为美国占全球经济体量的一半,所以建立这样的体系美国获利最大。在能力上,美国和盟国刚刚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经济、军事、科技上的实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挑战。
由美国所主导的这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二战以后维持全球经济秩序最为关键的制度安排,它保证了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在随后非常健康蓬勃和持续地发展。
这一经济治理体系由一系列的支柱构成。
在贸易层面上,早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后来的WTO,引导各国单向的、几乎是不可逆的降低关税。所以二战以后,全世界关税水平是不可逆的,稳定的下降,由此促进了贸易的繁荣。
在国际汇兑安排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体上维持了国际汇兑体系的稳定。尽管在这期间也出现过一个或者几个国家的汇率危机,但是总体上来讲,汇率危机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扩散的范围也都很有限,而且最后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下得到了化解。
在政治上,联合国虽然不是一个特别有效率的政治组织,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建立的国联相比,还是更有力量一些。此外还有世界银行等。
我们在第一部分讨论了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市场需要一些基础性的制度安排,第二是市场的力量是超越国界的,两者是相互矛盾的。
在第二部分讨论中, 1945年美国经济体量巨大,美国有愿望和能力去建立一个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美国建立的治理体系保证了战后全球经济的高速成长,保证中国在融入这个体系以后享受到了巨大的利益。
中国人通常讲改革开放,但它没有明确的定义这个词的边界。什么叫开放?
中国的开放政策的核心不是向伊斯兰世界开放、不是向拉丁美洲开放、不是向非洲开放,中国的开放就是融入到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开放的准确含义,是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打开大门,将中国的经济毫不犹豫地加速融入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之中,融入到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之中,这是中国的开放。而在一定意义上,改革是为了适应这一开放的格局,把不匹配的制度安排改掉,使得中国能够完成这样的融入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40年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非常不容易,其中开放政策是极其关键的。而开放最主要的就是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市场经济体系开放。开放具有这样的限定,意味着开放不是单边的。如果中国加速向美国开放,美国加速把大门相对中国关起来,中国的开放还有用吗?

四、G2时代,美国继续维持目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愿望和能力都在下降
现在全球进入了G2时代,到203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比美国还要大,而这种变化几乎是不可逆的。世界进入G2时代的最重要的影响是:美国对继续维持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愿望和能力都在下降,至少边际上在下降。
中国对于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有独特的想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能力,至少在边际上有能力改变这一体系。例如亚投行、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都是试图改变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至少在边际上。
所以中美冲突的核心是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体量逐渐相当,特别是我们展望未来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比美国还要大,美国在边际上维持现有体系的能力和愿望在下降,中国在边际上改变这一体系的愿望和能力在上升,而中国边际上改变这一体系的方向跟美国所乐见的方向又是不太一样的。在这一背景下,就出现了我们正在看到的,以及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面,都会持续存在的中美争执的一系列的问题。
现在我们把经贸问题稍放一放,在一个超越经贸关系,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去回顾中美关系,然后我们再回头来聚焦经贸问题,可以把很多问题看得更清楚。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的经贸政策都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核心都是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问题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
我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可以分解为三个层次。
美国国家利益的第一个层面,是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并在全球范围之内对此进行推广。美国的外交政策有实用主义的一面,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总是在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摇摆,在大多数时候是实用主义,但当其占据优势的时候,又会变得比较理想主义。
美国外交政策偏理想主义的这一面,是要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尽可能在全球范围之内推广它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第二个层面,是保证美国在核心技术和军事能力上拥有领先、甚至是压倒性的优势。只有美国拥有这些优势,美国才有能力捍卫自己的意识形态,才有可能去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
第三个层面,是让美国的商人在全球范围之内能够自由地做生意,确保商人能够受到其他国家公正的对待,保障其利益能够受到充分的保护。美国商人利益在他国受到侵害,可以找美国领事馆、美国商会,美国政府就会出来交涉,目的是要保证美国商人在这个国家受到公平的对待。如果他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美国就劝说这个国家政府这样做,否则就用其他方式进行制裁或报复。
所以,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由这三个层面来组成的。
当我们理解完这三个层面以后,我们再来回到全球的G2格局来看中美之间的争端。可以说,在所有这三个层面上,在美国看来,中国都对美国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挑战。
在第一个层面,即意识形态层面上,美国曾经认为,随着把中国纳入WTO,中国经济日益市场化和高速增长,中国会变得越来越接近、尊重和认可美国的意识形态,这是美国公开的秘密。但是现在美国的战略思想界开始认为,尽管中国经济入世以后日益强大,但中国并没有接纳和认可美国的意识形态,反而与美国希望的方向日渐背离。这引起了其高度警觉和普遍反思,并开始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的诸多方面。
在第二个层面上,即保证美国在技术上拥有领先或压倒性的优势,美国也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中国制造2025所列出来的战略新兴行业,包括机器人、电动汽车、航空等,都是事关未来的新技术,是引领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战略方向。美国在这些领域相对全球其他国家拥有,并且希望继续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这是美国能够强大的技术基础。
但是美国认为中国通过中国制造2025计划,正在快速追赶和挑战美国的技术优势,并担心中国未来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其围绕中国制造2025开具征税清单,考虑投资和技术转移的限制,并正在策划进一步的打压和围堵政策。其清单之中有些产品中国根本就对美国没有出口。比如说中国如果对美国出口大飞机,美国加征关税,这可以理解,但是中国自己的飞机都还没造出来,美国就已经开始加税。所以在第二个层面上,中国制造2025使得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受到了明显的挑战。
在第三个层面上,也是最实用主义的层面上,中国对美国的商业利益也开始产生侵蚀、威胁或挑战。典型的证据是,美国商会(也包括欧洲商会)对华态度的显著转变,对中国营商环境变化的抱怨,由此推动美国政府对华提出一系列政策诉求,例如公平竞争、对等互利等。
美国的经济制度是一种自由经济制度。所谓的自由经济制度,就是政府是市场的守夜人,负责维持秩序,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样的技术去生产,全是资本家和金融体系的事,政府是不参与的。英美经济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都是在这种模式下成长起来的。
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制度。美国学者给中国扣了一个帽子,叫国家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安排是非常不兼容,随着中国经济在技术上日益复杂化,规模日益扩大,两者之间的冲突势必愈演愈烈。
根本的原因在于,在美国的企业看来,中国的企业背后站着中国政府,政府和企业是捆绑在一起,无法分开的。在竞争之中,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财政补贴、准入限制、廉价信贷、乃至直接订单等手段支持中国的企业,这使得美国的企业在中国和全球市场上都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来看下面几个例子。
在太阳能板行业,早期美国、欧洲和中国都开始尝试做太阳能板,大家处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但是美国和欧洲企业做太阳能板的时候,企业家是拿自己的钱去投资。而中国的企业背后,有产业政策,有大量的政府补贴和廉价的银行信贷。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有政府的大量补贴,很容易形成产能过剩。中国已经是这么大的经济体,中国一旦形成产能过剩以后,会把产能过剩出口到全球,英美的厂商就会面临廉价产品的竞争。这样一来中国的廉价商品导致欧美的厂商被迫退出市场。尽管他们在竞争之中败北,但他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竞争造成的,输得心不服口也不服。
未来技术发展谁也说不清楚,在这一竞争过程之中,如果中国的产业政策搞对了,那么欧美企业无法跟中国竞争,因为在起跑线上就比中国落后。中国把足够廉价的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导致欧美企业破产,中国企业垄断了市场,等到达到足够的规模,中国企业开始赚钱的时候,欧美企业已经没有能力进入这个市场了。
如果中国把产业政策搞错了,中国这些企业都会死掉,但是中国这些企业死掉的同时,会把他们相关的欧美企业一起拽下来陪着中国企业倒闭。因为中国国企倒闭的过程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背后有大量的政府补贴和廉价信贷,市场不能够及时的出清,始终能够维持存在,始终能生产比较廉价的产品。但是欧美的企业是自由市场制度,它在这些层面上相对中国企业没有优势,最后他也会被拖垮。
所以中国的产业政策如果搞对了,欧美企业没有好的结果;如果搞错了,欧美企业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中国的这套市场制度的安排,在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足够大,加入了全球的生产链,并且出口巨大的背景下,欧美相关的企业是认为中国存在不公平竞争的。例如,现在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太阳能板的生产企业都在中国,就是因为2009-10年开始的太阳能板的竞争,中国通过大量的政府补贴把欧美企业全洗牌,欧美在这场战役中已经完全输掉了。
再比如钢铁的例子。中国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在所有行业之中是最严重的。中国的钢铁生产能力大概占到全球的一半,中国的钢铁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结果是把全球的钢价都压得很低,结果是美国的钢铁商、日本的钢铁商日子都很难过。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钢铁的产能过剩这么严重呢?是因为中国的钢铁领域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国企经营难以持续,但可以通过合并或者注资继续存活,受到的市场约束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它的财务资源不能说是无限的,但也远远超过了一般公司的资本所能支持的范围。所以虽然产能过剩,但是他能在这个市场上勉强存活,中国钢铁以低价销售,导致美国钢铁厂商的产品卖不出去,他就只好关门倒闭。美国厂商关门肯定不甘心,因为这不完全是技术优势或者管理优势的碾压,是因为背后中国政府的支持导致了美国企业的破产,它会认为遇到了不公平竞争。
最后举一个大飞机的例子。中国的大飞机目前还没有拿到适航证,就已经有800多架订单。如果中国的C919是一个完全私营的或者是按照欧美市场规则竞争的企业,有可能拿到这么多定单吗?对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来讲,可以认为C919的这种争取订单的行为是公平竞争吗?
中国一旦能够以比较低的价格把大飞机出口到国际市场,波音和空客可能因为低价竞争而关门。波音和空客都会觉得这是不公平竞争,但是如果它去WTO控告中国,会发现中国不违反任何一条WTO协议的规则。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围绕国有企业、产业政策、政府补贴就没有制定规则。因为当时美国的意识里,根本没有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制度这个概念。所以在非常底层的层面上,中美之间冲突的核心,我认为是两种经济模式的冲突。
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WTO是围绕自由市场经济建立起来的规则,中国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这两种制度的运转是不一样的,而且相互之间是不兼容的。两者的竞争中,任何一个单个的企业遭遇中国国企的正面竞争都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但是一定能说中国这个制度更有效率吗?中国这种制度的成本一定最低吗?一定能够获得最高的投资回报吗?一定能够获得更有效率的经济成长吗?这个是不一定的。
中国不那么在意所谓的投入产出的回报效率没有关系,但是中国参与了全球市场,在美国看来中国扭曲了全球市场的竞争。换言之,这对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形成了挑战。

五、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讨论完这些问题我们就容易知道和理解,对华在经贸问题上奉行强硬路线是美国朝野两党的共识,在美国国会享有广泛的支持,在美国社会也越来越享有广泛的支持。
纵观中美恢复交往40多年的历史,从1972年到1992年,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对抗苏联。所以尽管中美之间在很多领域存在不同,但是中美两国关系走得很近,大量留学生可以去美国学习,经济可以正常往来。
从1992年到2012年,美国的战略思想界希望把中国纳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并进而希望中国会由此变得更市场化、更接近美国的意识形态。对美国商人而言,中国市场广阔,可以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与此同时中国当时在技术上完全不足以对美国构成挑战。所以美国的战略思想界和工商界都支持与中国接触,美国商会对华态度友好,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压舱石。
2012年以来,中美关系的这些基石都动摇了,反对中国正在成为美国朝野的共识。
总结来说,美国国内有三种政治力量,在反对中国这个层面上有高度共识。
第一股力量是美国战略思想界,他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美国背向而行,以前的对华政策是失败的。第二股力量是锈带地区的产业工人,他认为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体系后,承接了大量制造业工作,导致他们失业。第三股是美国的工商界,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对他们构成了不公平的竞争,侵蚀了他的利益。
美国的战略思想界、锈带地区的产业工人和工商界,是三股相互独立的政治力量,但是这三股相互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反对中国的问题上取得了高度的共识,形成了广泛的共鸣。从美国的政治光谱上看,这大约是目前的现状。
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需要双方相向而行,寻找和扩大利益的交集,需要把经贸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共同利益加以维护和巩固,需要在涉及经济模式等关键问题上相互妥协,并形成制度化的安排,需要在各自的政治光谱上找到可靠的内外盟友。
需要担心的前景是,如果这些妥协无法达成,再加上在技术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在双向投资、技术转让、人才流动等领域,中美会从过去日益融合的局面走向未来不断分离的局面;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会分裂为中美各起炉灶的碎片化过程;中美关系由此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高善文:时光的刻痕

按语: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金融40人论坛组织“四十人看四十年”的系列活动,进行纪念。应其约请,并在编辑人员的反复催促下,我撰写此文,作为相关纪念书稿的一个部分。

四十年以前,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掀开了中国现代历史波澜壮阔的新篇章,推动中国向着民富国强的目标大步前行,在规模和深度上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崭新的奇迹。

作为在改革开放年代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有幸目睹、见证、并深深地受益于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本文主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在记忆的长河中选取了几个印象深刻的片段,试图记述在一个平凡而卑微的生命中,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沧桑巨变,并借此表达对小平同志由衷的敬仰和深深的思念。
一、生产队的记忆

夜已经很深了,屋外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吹落了院里树上残存的几片树叶。四周静悄悄的,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狗叫,更增添了夜的静谧。

母亲从织布机上走下来,伸了个懒腰,吹灭窗台上的油灯,打算休息。

这时,院门处传来几声轻响,伴着低声的呼叫,“睡了吗?我想借你们家点东西,有急用”。

母亲侧耳静听,分辨出是邻居家要借东西。“这深更半夜的,要借什么呢?难不成家里孩子病了?可我们家也不是药铺子呀?”,母亲心里琢磨着,一边起身去开门。

一进院门,邻居低声而急促地说,“今天晚上生产队要组织挨家挨户搜家,检查是否有私藏队里棉花的情况,你们要小心呀”。说完,他转身出门,又去通知别的邻居了。

原来,这段时间生产队里组织采摘棉花,但许多的棉苞还没有绽开。由于寒冬将至,地温很低,棉花早已停止生长,只好将棉苞整个摘下,然后分给每家每户。

每户的任务是,用手把棉苞拨开,把其中的带籽的棉花扒出来,再全部上交给生产队。

由于缺吃少穿,一些人会私藏扒出来的棉花,其中的棉籽可以用来榨油,棉花可以自己纺花、织布,做成衣服穿。

为了打击这种行为,生产队的做法是深夜组织突袭搜家。

邻居走后,母亲睡意全无,重新点亮油灯,坐在织布机上,一边织布、一边等待,一边想着家里的生计。

果然,到了后半夜,村里的狗叫声由远及近,越来越多,越来越响亮。紧接着,街上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着咳嗽声和偶尔的低声交谈。没多久,院门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象擂鼓一样。

院门刚开,马上涌进来一群壮汉。这些人二话不说,打着手电筒,就着月光,开始翻箱倒柜地检查,家里的面缸、麦瓮、衣柜、藤筐、被子里都一一查到,有的甚至要下到地窖里看一看。

正在熟睡的我被吓醒,裹着被子蜷缩在墙角惊恐地看着这一切。这时的我,只是一个5岁左右,刚开始模糊记事的小童。

这是1970年代中期,在中国北方农村一个普通的冬天的夜晚。也许后来的中央领导这时正在酝酿着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但童年的我只模糊地记得,广播里到处在宣传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而父母却在愁眉紧锁地盘算着日常的生计:眼看着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孩子们的冬衣还没有着落;家里的存粮,到来年开春就支撑不下去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孩子们吃什么呢?

多年以来,围绕计划经济的争论时而沉渣浮起,但这段童年的经历始终告诉我,至少在摘棉花这件事情上,计划经济是不靠谱的。
二、北大往事

1988年的北京大学,刚刚在这年五四的时候隆重纪念了建校九十周年。作为“戊戌变法”的产物,北大师生总是对现实政治怀有异乎寻常的热情,并常以“兼容并包、兼收并蓄”来自诩。

这年秋天,我完成高中学业,进入北大,开始了此后七年在燕园的学习生活。当时的北大校园,多少还散落着一些校庆的气氛,《精神的魅力》作为杰出校友纪念校庆的一本文集,几乎是人手一本。

但一进北大,给我冲击最大的并非这些。我最深刻和最新鲜的感受是,北大像个自由市场。

只是在这个市场上自由叫卖的并非文具,而是各种闻所未闻的新思想。在名目繁多的各类讲座、沙龙和聚会上,社会名流纷纷登场,宣讲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各种思考,或者自己的学术主张。学生则可以自由出入、甚至打断演讲人,提问交流。

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阶梯教室被围得水泄不通,连过道上都挤满了人,讲台两边也都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学生,手里都拿着笔记本。演讲者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眉飞色舞,时而用力地挥动双手,来强调自己的观点。讲到精彩处,教室里自发地爆发出潮水般的掌声和叫好声。偶尔有学生起身提问诘难,观点犀利,见人所未见,周围的人则会报以钦佩的眼神和热烈的鼓掌,连演讲者也会连连赞叹“好问题、好问题”。

我清楚地记得,我参加的第一场讲座是方励之教授的《物理学与美》。当时他由于一些政治事件刚被处理。北大居然请他来举办讲座,我深感惊讶,折服于学校环境的宽松。方教授结合物理学的发展史,从思想方法的角度介绍了物理学理论内在的和谐、对称与美,给我这个物理学科的新生以巨大、深刻而长久的思想震撼和启迪。

当时在北大校园里传播、争论、并相互激荡的许多新思想其实是舶来品,但也有不少是本土学者的一些学术思考。

对于刚经历了长期思想禁锢的许多人而言,对于刚在高中阶段被灌输了不少意识形态教条的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激动人心。这好比在一所长期不通风的房间里,突然打开了窗户,新鲜的空气涌进来,终于可以自由地大口呼吸,不由感觉神清气爽、精神为之一振。

高中的政治课,我们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学习了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自以为利刃在手,应有尽有,可以无往而不胜,可以犀利地批判其他经济和社会学说的虚伪和欺骗,可以深刻地揭穿西方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真实面目。

但是,面对各种竞争性学说的宣讲和介绍,我似乎完全没有招架之力,深感困惑和迷茫。在那时的我看来,不少新鲜的学说具有严密的逻辑推演、扎实的经验证据、深刻的思辩拷问,完全不是自说自话的说教,非常有说服力。这使我开始认识到,具有独立的、批判性的思考能力,而不是寻章摘句地死记硬背是多么重要和稀缺的能力。

高考前夕,我曾经在报考北大,还是北大的隔壁校之间颇为纠结。后来听人说北大思想自由、环境宽松,便选择了北大。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我有两大雅好:一是喜欢凑热闹(属于看热闹不嫌乱子大的类型),二是好为人师(属于不懂装懂的类型)。

进入北大不久,就发现这所学校的气质与我十分契合,两大雅好同时得到了很好的满足,深感当时报志愿的选择是正确的。

尽管当时在北大,各类思想宣讲呈现百家争鸣之势,但大多数演讲和争论还是围绕中国经济改革展开的,这也是当时报纸和社会上最热门的讨论话题。1978年北大学生冲出校园,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1984年国庆游行,北大学生在通过天安门城楼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这些往事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尽管高中阶段曾经着迷物理学,进入北大的专业是无线电电子学,也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但进入北大不久我就认识到,经济学可真不错,又热闹时髦,从之者众;又可以冒充国师,指点江山,十分合我的胃口,于是暗下决心要去经济学院读研究生。

我找到一位北大经济学院的学长寻求帮助。他给了我几本书,开列了一个书单,还嘱咐了一些要点。实际上,他的书单主要是美国大学经济专业本科和研究生的教材,不少都是原版书目。他嘱咐的要点是,书中有感兴趣或弄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查阅和钻研一下相关英文文献。

当时,在大多数中国大学经济专业,《资本论》仍然是最主要的教材,西方经济学是作为思想史用来批判的,但北大已经引入美国原版教程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这种开放的态度让我受益良多。

几年以后,我进入北大国民经济管理系(现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开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三、葵花宝典

1989年以后,由于一些政治事件的影响,学校的气氛开始变得压抑起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防止和平演变成为主要的官定议题,经济改革等其他社会话题难以公开讨论,大家公开说话也都比较小心,担心留下什么把柄。许多情况和话题只能在小范围内议论几句。

1992年春节过后,从南方回校的同学开始提到小平南巡的消息,但细节很模糊,我们也是将信将疑,甚至担心这又是境外敌对势力的阴谋和谣言。

大约5、6月份的时候,系里突然通知召开全体大会,传达重要讲话。大家多少能够猜到要传达的内容,纷纷赶往指定的会场。屋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大家都不说话,屏声静气,等待会议开始。往常的会议,之前大家多少会相互打招呼、交头接耳,会前总是一片嗡嗡的声音,但这次的气氛显然不同。

系里的领导开始宣读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要点,会场时而响起热烈的掌声。当读到小平同志说,“要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时,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我向窗外望去,视野中一片模糊,情不自禁的泪水早已浸透了双眼。

这之后,许多同学都去了深圳。

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厉以宁教授担任学院掌门人。由于他长期倡导股份制改革,并带领几位研究生学长牵头起草中国第一部《证券法》,再加上当时股票市场在初创阶段,交易活跃,波动巨大,投机成风,同学们在紧张的学习之余,都很关心股票市场的情况。

有天深夜,我正在宿舍上铺熟睡,突然一声巨响,紧接着,听到下铺兄弟声如洪钟的断喝:“写得好呀!”。

我心中一惊,深更半夜的,这家伙大呼小叫,是个什么情况?

我揉了揉惺忪的双眼,探头向床下望去,见他正在挑灯夜读。刚才他读到精彩处,心生共鸣,情不自禁,不由一掌击在墙上,大声喝彩。原来,那声巨响,是他演习“降龙十八掌”产生的。

我寻迹望去,在书的封面上依稀看到了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葵花宝典”。

我凛然起身,世上竟然真有这等奇书?这可要借过来好好研读一番,实在不行就巧取豪夺。

我眯起双眼,瞧个仔细。书的题目赫然是:“炒股三十六招”。原来刚才是看花了眼。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位同学甫一毕业就投身证券市场,迄今成为中国股票市场少见的常青树,声名远播。

而我当时正着迷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效率市场假说,折服于其简洁、精巧、深刻的经济思想,以至于迄今进入股票市场有年,却仍然是深山探宝,空手而归。
四、上海滩

四月的北京乍暖还寒。中南海的宫墙外,玉兰花已经凋谢;昆玉河畔,柳树刚刚抽出新芽,在春风中摇曳起舞。

夜晚时分,华灯初上,薄暮下的长安街气度恢弘,庄严大气。

我与朋友漫步在复兴门的桥头,无心欣赏身边的美景,内心充满彷徨和纠结。

这是2003年的暮春,“非典”的阴影还没有散去,而我则站在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一个选项是远赴美国,再念一个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当时的我已经拿到一些录取通知书,并开始办理留学签证。

一个选项是在国内谋一份差事,薪水优厚一些,还有一些成长空间。

麻烦在于,在国内谋份差事何其不易,所谓成长空间更是一片朦胧;而留学生涯的未来路径明确清晰,容易预测。

陪同我散步的是多年的同窗好友,当年正是他的指点使得我顺利转入经济系课读研究生。

这时,他正在力劝我加入光大证券,从事经济数据的分析工作。新上任的光大证券总裁决心加大投入,全力转型和发展卖方研究业务;而好友则受命主理此事。

我此前曾经在政府机构工作数年,从事公文运转,对证券公司十分陌生,也弄不懂卖方业务到底是做什么?证券公司去分析经济数据有什么价值?心中难免惶恐忐忑。

好友尖锐地指出,你已经三十出头,如果远赴美国,到四十多岁才能够安定下来,大好年华,皓首穷经,十分不值。即使四十多岁在美国谋到一份差事,薪水难言丰厚,这期间还要生孩子、置产业,经济必不宽裕。而国内证券市场则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总之,他痛陈留学之非,极言在国之是,剖析利害,鞭辟入里,直似苏秦重生,张仪再世。

就这样,尽管家里人坚决反对,我也颇有疑虑,但几个月后,我还是撕掉了美国留学的签证,一咬牙、一跺脚,转身去了上海滩。

光大证券的研究所当时设立在上海浦东张杨路上一个居民楼里,属于这所建筑的底层商铺。这个底商本来的设计是要建一个超市,由于无人承租,一楼变成一家川菜馆,二楼则成为我们的办公场所。每天中午以后,办公室便飘来菜馆炒菜的香气,和着川菜独有的麻辣味;偶尔有老鼠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又飞快地溜走了。

这年的证券公司经营极度困难。有同事含着泪说,基层营业部的员工,一个月八百块的工资都已经发不出来了。在居民楼里,与川菜馆一起办公,重要的原因是租金便宜。想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豪言,我的心中开始惴惴不安。

会议室里灯火通明,烟雾燎烧,大约已经是凌晨两三点的样子了,我们刚讨论完一个演示文稿,处理好最后几个数据,开始吐着烟圈,随口议论卖方业务的模式和公司的未来发展。

好友大手一挥,说,我们今年的分仓业务收入刚起步,差不多500万左右,几年以后,我们的业务收入会达到3000万以上。到那时候,大家的个人年收入,将足以俾睨美国的普通中产阶级。

会议室里传出轻快的欢笑声。不是期盼,而是大家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公司已经快无米下锅了,能否撑到那时候都还难说呢;再说,从哪里能弄到那么多钱呢?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几年以后,我们的分仓业务收入已经数以亿计。
五、江湖之远

在美国,金融市场的波动在政府宏观经济决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投资银行(在中国称作证券公司)经济学家对经济数据的分析、以及对市场的解读,对政府判断局势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中国的情况显非如此。

当年一些朋友听说我去证券公司作分析师、炒股票,感觉十分惋惜:干点什么正经事儿不好呢?非要去搞投机生意!再说,原来在政府的工作又体面、又高大上,怎么说丢就丢了呢?

在上海期间,有次打电话到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自我介绍后,客气地询问对方主要负责哪个领域的工作,接电话的人员不屑地说:“我的工作就是管你们这些人”,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还有一次,应邀参加一个私募基金的午餐会,我的角色是介绍一些经济方面的判断。我站起身来,刚说明身份,就被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一位科长打断:“这些事情你们不懂的。我的分析刚上报给人民银行总行,得到了总行货币政策司的肯定。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就是当时的状况:2003年的时候,中国证券业的研究业务刚开始蹒跚起步,没有人认为证券公司能够拿出严肃的、具有启发性的宏观研究报告。

2018年5月31日上午,成都洲际酒店的大宴会厅座无虚席,过道和后排还站着许多人,听众十分安静,神情投入而专注。

受现场气氛的感染,站在讲台上的我变得十分放松,脱离既定的演示文稿,开始谈起一段时间以来,郁积在胸中的、对当下宏观经济政策的观察、思考和批判。由于事前没有准备,随口议论,有些言辞颇为尖锐,忘记了两个重要事实:一是台下的摄像机正在进行网络图文直播;二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即时文稿的整理和传播是以分钟来计量的。

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演讲立即在网络上疯传,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第二天,广州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即以头版社论的形式发表评论,指名道姓、单刀直入地指责我在成都的演讲是“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一些网络评论员也认为我是“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试图干扰和阻挠国家大政方针的实施。

作为证券公司的经济分析人员,在媒体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这与15年前相比,无疑是云泥之判。

一些很长时间不联系的人也打来电话,嘘寒问暖的同时,旁敲侧击地询问:目前有没有压力?人身是否安全?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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