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善文：中美过去40年正常交往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
中美关系维持过去40年正常交往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中美关系将进入长期非常动荡，充满对抗的不确定时期，中央需要对此做好充分的准备。回过头来看，中央其实没有做好准备，直到现在，也许我们的准备仍然没有做好。稳定中美关系就是稳定改革开放的大局，中美关系一旦稳定不下来，国内什么事都不用干了。
今年以来，从中央政府和中国宏观经济的角度讲，我们在两个方面遇到比较大的问题，一个是中美关系，这种局面是1972年中美交往以来所没有过的，另一个是去杠杆，幸运的是在过去2到3个星期里，政策层面出现了强有力的调整，暂时稳定了市场，但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40周年，回顾过去40年，中国在经济发展和技术上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很少有人仔细去想，在1978年底，小平同志刚刚主持工作时在想什么，做了哪些影响深远的战略决策，这些决策奠定了我们40年高速发展的重要基础。
邓小平访美
小平在复出以后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决定打越南，影响了中国之后几十年的历史。中国在1979年之前曾经花很多力量实施抗美援越斗争，在一段时间里中越也是同家兄弟的关系。小平同志曾经讲过，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对美开放，不是对苏，不是对欧，不是对拉丁美洲。问题在于，对美开放的前提是让美国接纳你，中国对美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抗美援朝、援越，为什么美国愿意接纳中国?
小平同志打越南就是送给美国的投名状，使得美国愿意拥抱和接受中国。小平同志1979年访美和卡特总统会谈后，小平同志和卡特总统说我们决定打越南，随后美国提供了一张清单，这张清单列举了提供给中国打越南的军事装备，美对中的这个军事援助的等级超过了对盟友的等级，美国迅速把中国提升为友好的非盟国关系，在很多方面享有比盟国更高的待遇，为什么美国愿意这么做呢，两个原因，一是美国在越南吃了大亏，有心结，二是美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是水火不容，越南是苏联的小兄弟。中国打击越南，表明中国与苏联的决裂，表明中国向美国的转向。这一大局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因此，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并不是简单思考后决定的，是它全面了考察了全球局势，并且冒了一定的风险。苏联没有对中国动兵是因为，苏联在中苏边境兵力比较空虚，其次是苏联摸不透中美关系，投鼠忌器，不敢采取行动。从中国角度看，这是小平同志赌了国运，冒了很大的风险;
中美恢复交往是在毛主席时代做出的抉择，但中美并没有走进蜜月期，在小平同志的手里，迅速把中美关系推升到非常高的水平。如果我们回顾这40年中美交往的基础，我们能看到两个非常重要的转折，都和小平同志密切相关，第一个转折是中美建交，中国与西方世界都恢复交往，包括派遣留学生，购买先进的技术。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取得冷战的彻底胜利，中国作为美国对付苏联的棋子，战略重要性迅速下降，中美关系又面临全新的选择。面对苏联解体，小平同志给中央做了重要的16字指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这种策略使得中国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沦为美国下一个竞争对手，如果把16字放在当今格局下来看也是特别有意义的。另一个转折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掀开了改革开放的篇章，这轮改革开放对促进中美关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翻开美国的国家历史来看，美国具有根深蒂固的传教士情节，美国是由白人精英建立起来的国家。美国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如果一个国家愿意接纳，至少愿意接近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就愿意把你当朋友，和你正常的交往，帮助你。然后我们再去理解小平同志的南巡，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放手发展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给经济主体更大的选择自由。这一点，在美国的战略家，在美国的白人精英看来，是在向美国的意识形态靠拢。这使得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蜜月时期，这一重大抉择也是小平同志做出的。
2001年美国决定中国加入WTO时，克林顿总统说，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靠拢，中国人民不但有权利拥有梦想，而且有机会和渠道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一变化必将带来巨大的经济繁荣，随着繁荣的实现，他们在政治上也必将要求有更大的发言权，这是美国政府坚定不移推进的目标。克林顿这一看法，代表了当时美国白人精英对中国的看法。中美关系处在前所未见非常和谐的时期。中国在加入WTO后与美国贸易如此密切，但并未发生重大的贸易摩擦，主要是美国精英对中国抱有期望，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很多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生产的，美国的战略家站出来说要给中国一点时间。
但是现在，美国主流精英的共识是，当年克林顿的许诺忽悠的太大了。特别是过去几年，随着国有体制在经济中的支配力量大踏步上升，在他们看来，当年克林顿总统的许诺并没有兑现，反而给美国制造了一个可怕的敌人，这个可怕的敌人在政治制度的选择上向着美国期望方向的反方向大步前进，如果现在再不采取措施，美国以后也许会丧失机会和能力去扼制中国。
这个时候美国商人在做什么呢?他们都云集在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他们提出国进民退是不公平的竞争地位，他们在中国市场不能享受公平对待，甚至他们的全资企业被强制要求建立党支部，他们没有能力和中国政府对抗。打贸易战美国的利益也会受到伤害，美国大豆协会的负责人说可以理解美国总统的选择，可以为国家利益做出牺牲，谁说美国人民都是商人，谁说他们没有情怀，谁说他们没有担当呢。
中美关系维持过去40年正常交往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中美关系将进入长期非常动荡，充满对抗的不确定时期，中央需要对此做好充分的准备。回过头来看，中央其实没有做好准备，直到现在，也许我们的准备仍然没有做好。稳定中美关系就是稳定改革开放的大局，中美关系一旦稳定不下来，国内什么事都不用干了。
美国参众两院全票通过了台湾旅游法，鼓励美国政府和台湾有高级别的官方与官方的来往，据说美国的环太平洋军演已经在严肃考虑邀请台湾军队参与。现在美国把台湾拿出来捅你，而你还拿不出办法。上个星期的时候，川普和普京进行了秘密会谈，会谈结束后很快就传出风声，美国很可能联俄制中，俄罗斯的精英在反思苏联为什么解体时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共识，苏联之所以解体，是因为中国的背叛，中国在苏联背后插了一刀，这条共识是正确的。俄罗斯的经济总量只有1万亿美金，不如一个广东省。
中美关系是全局，会影响未来30-50年，美国从1945-1991，差不多花了50年的时间搞垮了苏联，打赢了冷战的胜利，美国也要有决心，拿出50年的时间，在中国还没有能力彻底挑战美国的时候，把中国摁住，现在不摁住以后可能没有机会了，2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是美国的1.5倍，到2028年中美的经济总量大约接近30万亿美金，按照中国制造2025规划，我们很多技术都会和美国很接近。所以美国要摁住中国一点要趁现在;
中国的领导人战略家需要在此体现出40年以前小平同志的胆识和手腕，中国能否做出正确的选择，需要拭目以待。回顾鸦片战争至今，一次又一次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总是做出错误的选择(1949年和苏联搞一起、洋务运动等)，除了在小平同志的主导下我们对了2次。对30岁以下的年轻人来讲，如果这次错了，大家就只能回去洗洗睡吧。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直到1842年与西方世界全面接触，并试图融入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这条路走得非常艰难，为什么呢?我认为有一条，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和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关系，与西方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格格不入的。
西方人看待世界有两个基本工具，一个是对世界客观的观察和测量，一个是在此基础上的严密的逻辑推演去理解世界。中国人如何理解世界呢，包括很多受过教育的精英在内，中国人认识世界是两根支柱，一个是阴谋论，没法平心静气很客观去看待这个世界，另一个是用类比来理解世界，用打比方来理解，比如去杠杆，我们的市场官员媒体理解它就是收水和放水，用类比理解世界很大问题在于类比是极其不精确的，忽略了大量复杂的细节，很多时候面目全非，牛头不对马嘴。
本文系7月28日，高善文应邀参加了山西证券成立三十周年主题活动围绕中美贸易争端话题的演讲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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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善文博士参加山西证券纪念活动的相关澄清
编者注：2018年7月28日上午，高善文博士应邀参加了山西证券成立三十周年主题活动，并围绕中美贸易争端话题进行了演讲和交流，主要内容延续了他4月11日在清华大学时事大讲堂相关演讲的分析思路和结论。会后，网络上开始流传关于这次演讲的各种笔记和解读。这些流传的内容均未经过演讲人的审核，反映了相关人员的认知、理解和猜想，其中存在大量的误读和误记。为使得关心这一话题的人更清楚完整地理解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想法，现将《中美贸易摩擦深处的忧虑》一文再次推送如下，供大家参考和批判。
中美贸易摩擦深处的忧虑
提要：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世界经济无可避免地正在进入G2格局，这对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形成重大挑战，中美之间的摩擦和潜在冲突由此势所难免。
美国国家利益也许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划分和理解：一是维护并在全球范围之内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二是确保美国在核心技术和军事能力上始终处于领先地位，甚至维持压倒性优势；三是在全球范围之内保护和促进美国企业的商业活动。
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的期望渐有背离；中国制造2025在核心技术领域挑战美国的优势；中国由政府主导经济活动的模式日益威胁美国的自由经济模式和美国企业的竞争地位，这应该是中美经济贸易领域摩擦加剧的深层原因。
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需要担心的前景是过往的全球化走向未来的碎片化，是在双向投资、技术转让、人才流动等领域中美从过去日益融合的局面走向未来不断分离的局面。
风险提示：中美贸易摩擦加剧 全球经济复苏停滞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复杂的关系，中美贸易摩擦涉及到法律问题、经济贸易问题、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都需要非常长期的知识积累，需要很高的专业门槛才能够做出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评论。
对我来讲，在资本市场长期从事宏观经济领域的商业研究，并不具备这些方面的知识积累，突然切入这样一个话题，本身似乎是很奇怪的。
一个重要的由头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应中国金融40人论坛（CF40）的邀请，我同他们一起拜访了华盛顿。这次拜访走访了华盛顿比较主要的经济类的智库以及美国的经济决策部门。在进行此次访问的时候，华盛顿圈子里对华进行贸易打击的策划基本上已经到了尾声阶段，大家的共识不是是否有一场贸易摩擦，而是关注中国会如何反击。
但是从北京出发的时候，我们所留意到的中国国内的媒体以及国内政府官员的公开表态，对于即将到来的贸易摩擦或者贸易战，似乎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大家普遍觉得中美关系虽然说不上多好，但是总体上可以管理，处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
这与我们在华盛顿看到的情况和信息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尽管现在中国媒体把舆论的焦点聚焦在关税和贸易上，实际上就我们当时在华盛顿看到的情况，美国这次对中国发起的在经济领域的一系列行动，远不局限于贸易领域。美国国会最近围绕CFIUS正在进行一系列的辩论，围绕外国企业在美投资法案正要进行一系列重大的修订。美国政府智库和官员都不讳言，CFIUS这次修订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除了CFIUS之外，在中美关系另外一些极其敏感的领域，美国实际上有一系列触及中国底线的行动，比如美国的台湾旅游法。
这些与我们站在国内，从中国媒体获取的以关税贸易为主要领域的中美之间的摩擦，信息并不完全一样。基于这样的原因，考虑到各位同学的专业背景，我们以下从一些中美经贸关系最基础的问题展开讨论。
一、国际贸易摩擦的来源
在讨论中美关系前，首先我们来看一些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基础性的问题。
基于现在的知识，我们确定地知道一个基本的事实，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组织经济活动最有效的方法，它可以最好的促进经济的增长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在市场经济制度之外，迄今为止人们没有找到其他替代性的制度能够在很长的时间里面持续做到这一点。
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由苏联所倡导的计划经济制度曾经对市场经济制度提供了一种对立的、替代性的解决方案，但是几十年实践的结果，相对市场经济制度而言，计划经济制度应该说从长期来看是不可行的。
在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人们对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抱有巨大的怀疑，至少当时的一部分美国学者也曾经抱有巨大的怀疑。但是在金融危机如此严重的2008年，在美国没有人质疑市场经济制度本身，这一点跟1929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果我们现在说市场经济制度是最有效的、最能够持续地促进人类生活水平提高的制度安排，没有太多的人会对此提出不同的意见。
市场经济制度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有两条非常关键的原因：一是市场经济制度通过自由交换促进了专业分工，每一个人集中做自己最擅长的事，通过市场实现商品或服务的交换；二是它能促进最充分的竞争，充分的竞争既能刺激分工的深化，又能促进技术的进步、专业知识的积累。这是我们现在已经确定知道的事实。因此市场所达到的范围越广，自由交易交换的范围越宽，整个社会分工的程度就越深，充分竞争的程度就越激烈，整个市场运行相对来讲就会更有效，进而更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增长和人类生活福利的改善。
但是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自发形成的，它需要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制度安排来支持，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之中少了任何一条，市场经济制度都无法正常工作。市场经济制度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有很多，其中关键的至少有以下几条。
第一条是保护私有产权，包括知识产权，这是市场经济制度得以高效率运行最关键的基础，没有这一条，市场经济制度完全无法工作。保护私有产权或者保护知识产权，看起来显而易见，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它有非常丰富的细节。
举一个例子。上世纪20年代，上海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它在当时的上海只是占了一小块地区。在租界里如果你拥有房屋，租界管理当局会给你地契。在租界里面所发放的地契，它的信用几乎跟黄金是一样的，具有非常高的信用等级，可以流通，可以从银行质押去获取贷款，具有大家普遍承认的内在价值。与租界相邻的、由中国政府管理的地区，房屋虽然也有地契，但其信用等级要弱得多。
这两栋房屋的建筑质量、地理位置等非常接近，甚至没有区别，但是为什么在信用市场上、在银行借贷市场上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关键的原因是其背后政府对产权保护的态度。如果在租界里房客租了你的房子，逾期不支付房租，你可以报警，警察可以帮你把房客赶走，把房子还给你，但是如果是在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管辖下你去报警，政府对你的保护是大打折扣的。这是一些很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案例。
所以保护私有产权不是泛泛而谈的一些概念，它需要很多扎扎实实落实在具体的执法行动上的具体实践。知识产权的情况是一样的。
市场经济制度所需要的第二个极其重要的安排是，市场经济制度必须能够破除垄断，抑制强权，保证公平和充分的竞争。市场在竞争过程之中很容易形成一些垄断，这些垄断有可能转化为政治上的强权。
一个能够正常工作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安排，必须有能力破除垄断和抑制强权，保护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从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情况看，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做到。
此外，现代市场经济制度需要通过大量的交易来实现，而要完成交换就需要一种非常便捷可信的汇兑工具和汇兑安排。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说过，人类有三大发明：一是学会了管理和控制火；二是发明了轮子；三是发明了中央银行。1492年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的时候，美洲大陆还没有轮子，迄今为止我们不知道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其他的动物能够管理和使用火。但是萨缪尔森看来的第三大发明就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使得现在的交易活动可以非常便利、稳定、可靠地大规模展开，而这一点实际上在几百年以前仍然是很难做到的。
总结来说，现在的市场经济制度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合理的制度安排，但是它需要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些基础设施需要通过政府的强制力来维护。保护产权需要政府的强制力，破除垄断，保护公平和充分的竞争同样需要政府的强制力，发行现代的信用货币，在一定的程度上也需要政府的强制力。
在此基础上我们讨论市场的边界问题。
市场是通过自由交换、专业分工和充分竞争，来提升效率和促进增长的。在这种安排之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强大的理由，必须把市场的边界限制在一国的领土范围之内呢？有没有什么合适的理由使得我们相信，市场限制在一个国家的领土范围之内就是最好的？
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理由。因为市场是通过专业分工交换和自由竞争来实现效率提升的，所以市场内在的力量一定是跨越一个国家的自然领土边界的。它所能实现交换的范围越大、分工越深入、竞争越充分，越能促进参与贸易的所有国家的福利改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市场的力量延伸到一国的领土范围之外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它延伸到一国的领土范围之外以后，能够更好地促进所有参与方的福利改善和经济增长。
但是在早期非常长的时间里，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在技术上存在一些困难。除了很多法律、汇兑方面的困难之外，早期在技术层面上还面临着运输、信息交流的种种困难。比如说，大规模的交换就涉及到货物的运输，后来生产的全球分工更涉及到大规模的运输。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在一国的边境之内，长距离的运输甚至都是很困难的，更不要说是跨越大洲的非常长距离的运输。另外一个约束就是信息的流通，商品交换需要实时知道大量的信息、比如买卖的行情、价格的情况、当地需求的波动等等，而信息的大范围流通，在早期的时候也是极其困难的。
我们知道跨大西洋电报的出现是二十世纪初的时间，跨大西洋电报的出现所标志的远距离即时通讯的实现，对贸易在全球范围之内更加快速地推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尽管它不是唯一的作用。五六十年代标准集装箱的推广大大降低了远洋运输的成本，也在客观上破除了贸易在全球范围之内展开的另外一个约束。信息交流和货物运输问题的解决为市场在更广范围扩张提供了有力保障。
当然，在这些重要变革出现之前，技术也一直在快速进步，国际贸易的成本在不断下降。
前面讲的两点，第一点是市场需要一些强制力量来保证，第二点是市场自然的力量会跨过一国的边界，这两点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
如果市场要跨越一国的边界去展开，市场就变成了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活动，它面临的基本困难就是用何种力量来实现私有产权的保护、汇兑体系的维持以及保护公平和充分的竞争。市场力量跨越一国的边界面临的一个内在的困难就是，一个国家在内部用来维持市场正常运作的一系列安排，一旦跨越国界以后，它的有效性、可得性就面临巨大的问题。
二、全球贸易发展的历史回顾
图1显示的是从1872年以来全球商品贸易量占全球经济产出的比重。
如果我们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通讯技术和运输技术的不断改善，贸易总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促进福利的改善，那么贸易占整个GDP的比重总体上应该一直在上升，而且只要贸易占GDP的比重在上升，自由贸易的范围越来越广，它就越来越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我们观察历史的案例，一般认为，如果把1890年到1900年之间作为一个起点，大概到1920年前后，在差不多20到30年的时间里全球贸易，或者是以货物贸易的自由化为标志的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曾经经历了一段黄金时期。在这段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货物贸易量相对全球的GDP是有明显的上升的。经济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商品在全球范围之内流通，这一过程相对GDP以更快的速度展开，使得全球经济经历了第一轮全球化的黄金时期，而这一轮全球化也刺激和促进了当时深刻地参与其中的相关国家的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参与这一浪潮的包括美国、英国、西欧、日本等。
但是从1920年前后这个顶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球化经历了20到30年的严重的收缩和倒退。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时候，经济全球化的程度甚至比美国内战结束的时候还要更低。
尽管人们并不认为这一次全球化的崩溃是当时全球范围内经济萧条的原因，但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次经济全球化的倒退延长和加剧了经济大萧条。这一点也是容易理解的，本来市场在跨国的自由交易中，分工程度是非常深的，然后跨国的交易突然中断了，分工只能在非常小的范围之内去展开，这基本地破坏了一个经济所拥有的生产的潜力，基本地破坏了经济所能够生产出来产品的技术边界。
既然市场力量这么美好，既然全球化跨国贸易这么美好，为什么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全球化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倒退和收缩？
非常重要的原因是1900-1920年的全球化没有一个相对应的全球治理结构去维持它。市场力量是需要一些基础的制度安排去维持，需要保护产权、需要促进竞争、需要有国际汇兑安排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去维持。而这一轮的全球化，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安排去支持它，它完全是由市场力量自发形成的全球化。
这种自发形成的全球化，当它处在上升浪潮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获益，大家都纷纷加入其中。但是当经济衰退到来的时候，每一个国家的反应都是要保护本国的产业，保护本国产业的方法就是竞争性加税，这样一来，跨国的贸易基本上就阻断了，贸易活动局限于越来越小的范围，这加剧了经济收缩，从而造成进一步增加关税的压力，形成恶性循环，全球化就崩溃了。
除了加关税之外，为了维护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政府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对货币进行竞争性的贬值。货币竞争性贬值的结果是国际汇兑体系极其混乱，加剧了经济严重的收缩和衰退，带来了全球化20多年的停滞。
这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由市场内在的性质和通信技术、运输技术等所主导的全球化趋势，需要全球的治理安排去维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相对于全球的GDP，全球的贸易经历了一轮又一轮大幅度的上升。从1945年到现在，在这70年的时间里，相对于全球的经济增长，全球贸易在以更快的速度成长。全球化在商品贸易以及后来在生产层面上深刻的展开，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刺激了全球经济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这一现象最有发言权之一的应该是中国，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能够实现惊人的经济成长，关键的原因是我们加入到了全球经济的分工体系中，我们的商品能够销售到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我们加入到了全球生产链和供应链的形成过程之中，没有这样的基础，改革开放不太可能形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惊人的成就。
为什么在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球化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并在70年的时间里，在非常大的范围之内，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重要的相关事实。
三、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图2是基于Maddison数据库，从1700年开始，基于购买力平价所计算的全球一些主要的国家经济总量在全球之中的占比。图3是基于市价汇率的计算结果。
中国的衰落在鸦片战争以后几乎是不可逆的。从鸦片战争前后一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出现接近150年的连续大幅度的下降。
再来看美国，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除中国外，美国在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就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到1890-1900年前后，美国已经超过中国，成为全球当之无愧的最大经济体，之后美国始终维持了这个地位。
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以市价汇率计算，美国的经济产出占到全球近一半的比重。到1960年，这一比例仍然有40%。现在，以市价汇率计算这一比例仍然有1/4，美国仍然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开始上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这一上升急剧提速，到现在为止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表1是基于2017年的数据，对中、美、日经济产出的基本比较。2017年，中国GDP是12万亿美元，美国是19万亿美元，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GDP不到5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日本的2.5倍。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商品出口金额2.3万亿美金，美国1.5万亿美金，日本只有0.7万亿美金。再来看商品加服务出口，到2017年中国已经是第一大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国，出口额接近2.5万亿美金，美国只有2.3万亿美金，日本是0.9万亿美金，中国大约是日本的3倍。
再看制造业（2016年数据），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是3.2万亿美金，美国是2.2万亿美金，中国的制造业产出比美国大50%，是日本的3倍。现在中国制造业的产出比美国加上日本都更大，大概再过几年的时间，中国制造业的产出将比世界七大工业国家加在一起都还要大。
基于现在的趋势，大约在2028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以市价汇率计算将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届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可能在25万亿美金到30万亿美金之间，而一旦中国追上和超过美国，美国可能没有太大的机会重新占据第一的位置。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届时日本经济体量有多少呢？大约5-6万亿美金。也就是说，中国或者是美国，都将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5倍。
我们看到，在经济上，世界无可避免的进入了G2格局。
自鸦片战争的衰落以后，到2030年，经过接近200年的努力，中国重新回到了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
这是我们观察中美贸易摩擦的时候，必须清楚的一些基础性的事实。
在这些经济背景下，我们首先尝试回答为什么在1945年以后，全球贸易能出现连续70年如此高速的发展和增长。
基本的原因是，在1945年，美国占全球经济产出的50%，美国对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有足够的愿望，也有充分的能力。有充足的愿望是因为美国占全球经济体量的一半，所以建立这样的体系美国获利最大。在能力上，美国和盟国刚刚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经济、军事、科技上的实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挑战。
由美国所主导的这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二战以后维持全球经济秩序最为关键的制度安排，它保证了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在随后非常健康蓬勃和持续地发展。
这一经济治理体系由一系列的支柱构成。
在贸易层面上，早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后来的WTO，引导各国单向的、几乎是不可逆的降低关税。所以二战以后，全世界关税水平是不可逆的，稳定的下降，由此促进了贸易的繁荣。
在国际汇兑安排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体上维持了国际汇兑体系的稳定。尽管在这期间也出现过一个或者几个国家的汇率危机，但是总体上来讲，汇率危机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扩散的范围也都很有限，而且最后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下得到了化解。
在政治上，联合国虽然不是一个特别有效率的政治组织，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建立的国联相比，还是更有力量一些。此外还有世界银行等。
我们在第一部分讨论了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市场需要一些基础性的制度安排，第二是市场的力量是超越国界的，两者是相互矛盾的。
在第二部分讨论中， 1945年美国经济体量巨大，美国有愿望和能力去建立一个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美国建立的治理体系保证了战后全球经济的高速成长，保证中国在融入这个体系以后享受到了巨大的利益。
中国人通常讲改革开放，但它没有明确的定义这个词的边界。什么叫开放？
中国的开放政策的核心不是向伊斯兰世界开放、不是向拉丁美洲开放、不是向非洲开放，中国的开放就是融入到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开放的准确含义，是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打开大门，将中国的经济毫不犹豫地加速融入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之中，融入到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之中，这是中国的开放。而在一定意义上，改革是为了适应这一开放的格局，把不匹配的制度安排改掉，使得中国能够完成这样的融入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40年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非常不容易，其中开放政策是极其关键的。而开放最主要的就是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市场经济体系开放。开放具有这样的限定，意味着开放不是单边的。如果中国加速向美国开放，美国加速把大门相对中国关起来，中国的开放还有用吗？
四、G2时代，美国继续维持目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愿望和能力都在下降
现在全球进入了G2时代，到203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比美国还要大，而这种变化几乎是不可逆的。世界进入G2时代的最重要的影响是：美国对继续维持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愿望和能力都在下降，至少边际上在下降。
中国对于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有独特的想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能力，至少在边际上有能力改变这一体系。例如亚投行、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都是试图改变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至少在边际上。
所以中美冲突的核心是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体量逐渐相当，特别是我们展望未来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比美国还要大，美国在边际上维持现有体系的能力和愿望在下降，中国在边际上改变这一体系的愿望和能力在上升，而中国边际上改变这一体系的方向跟美国所乐见的方向又是不太一样的。在这一背景下，就出现了我们正在看到的，以及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面，都会持续存在的中美争执的一系列的问题。
现在我们把经贸问题稍放一放，在一个超越经贸关系，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去回顾中美关系，然后我们再回头来聚焦经贸问题，可以把很多问题看得更清楚。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的经贸政策都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核心都是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问题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
我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可以分解为三个层次。
美国国家利益的第一个层面，是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并在全球范围之内对此进行推广。美国的外交政策有实用主义的一面，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总是在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摇摆，在大多数时候是实用主义，但当其占据优势的时候，又会变得比较理想主义。
美国外交政策偏理想主义的这一面，是要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尽可能在全球范围之内推广它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第二个层面，是保证美国在核心技术和军事能力上拥有领先、甚至是压倒性的优势。只有美国拥有这些优势，美国才有能力捍卫自己的意识形态，才有可能去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
第三个层面，是让美国的商人在全球范围之内能够自由地做生意，确保商人能够受到其他国家公正的对待，保障其利益能够受到充分的保护。美国商人利益在他国受到侵害，可以找美国领事馆、美国商会，美国政府就会出来交涉，目的是要保证美国商人在这个国家受到公平的对待。如果他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美国就劝说这个国家政府这样做，否则就用其他方式进行制裁或报复。
所以，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由这三个层面来组成的。
当我们理解完这三个层面以后，我们再来回到全球的G2格局来看中美之间的争端。可以说，在所有这三个层面上，在美国看来，中国都对美国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挑战。
在第一个层面，即意识形态层面上，美国曾经认为，随着把中国纳入WTO，中国经济日益市场化和高速增长，中国会变得越来越接近、尊重和认可美国的意识形态，这是美国公开的秘密。但是现在美国的战略思想界开始认为，尽管中国经济入世以后日益强大，但中国并没有接纳和认可美国的意识形态，反而与美国希望的方向日渐背离。这引起了其高度警觉和普遍反思，并开始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的诸多方面。
在第二个层面上，即保证美国在技术上拥有领先或压倒性的优势，美国也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中国制造2025所列出来的战略新兴行业，包括机器人、电动汽车、航空等，都是事关未来的新技术，是引领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战略方向。美国在这些领域相对全球其他国家拥有，并且希望继续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这是美国能够强大的技术基础。
但是美国认为中国通过中国制造2025计划，正在快速追赶和挑战美国的技术优势，并担心中国未来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其围绕中国制造2025开具征税清单，考虑投资和技术转移的限制，并正在策划进一步的打压和围堵政策。其清单之中有些产品中国根本就对美国没有出口。比如说中国如果对美国出口大飞机，美国加征关税，这可以理解，但是中国自己的飞机都还没造出来，美国就已经开始加税。所以在第二个层面上，中国制造2025使得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受到了明显的挑战。
在第三个层面上，也是最实用主义的层面上，中国对美国的商业利益也开始产生侵蚀、威胁或挑战。典型的证据是，美国商会（也包括欧洲商会）对华态度的显著转变，对中国营商环境变化的抱怨，由此推动美国政府对华提出一系列政策诉求，例如公平竞争、对等互利等。
美国的经济制度是一种自由经济制度。所谓的自由经济制度，就是政府是市场的守夜人，负责维持秩序，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样的技术去生产，全是资本家和金融体系的事，政府是不参与的。英美经济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都是在这种模式下成长起来的。
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制度。美国学者给中国扣了一个帽子，叫国家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安排是非常不兼容，随着中国经济在技术上日益复杂化，规模日益扩大，两者之间的冲突势必愈演愈烈。
根本的原因在于，在美国的企业看来，中国的企业背后站着中国政府，政府和企业是捆绑在一起，无法分开的。在竞争之中，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财政补贴、准入限制、廉价信贷、乃至直接订单等手段支持中国的企业，这使得美国的企业在中国和全球市场上都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来看下面几个例子。
在太阳能板行业，早期美国、欧洲和中国都开始尝试做太阳能板，大家处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但是美国和欧洲企业做太阳能板的时候，企业家是拿自己的钱去投资。而中国的企业背后，有产业政策，有大量的政府补贴和廉价的银行信贷。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有政府的大量补贴，很容易形成产能过剩。中国已经是这么大的经济体，中国一旦形成产能过剩以后，会把产能过剩出口到全球，英美的厂商就会面临廉价产品的竞争。这样一来中国的廉价商品导致欧美的厂商被迫退出市场。尽管他们在竞争之中败北，但他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竞争造成的，输得心不服口也不服。
未来技术发展谁也说不清楚，在这一竞争过程之中，如果中国的产业政策搞对了，那么欧美企业无法跟中国竞争，因为在起跑线上就比中国落后。中国把足够廉价的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导致欧美企业破产，中国企业垄断了市场，等到达到足够的规模，中国企业开始赚钱的时候，欧美企业已经没有能力进入这个市场了。
如果中国把产业政策搞错了，中国这些企业都会死掉，但是中国这些企业死掉的同时，会把他们相关的欧美企业一起拽下来陪着中国企业倒闭。因为中国国企倒闭的过程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背后有大量的政府补贴和廉价信贷，市场不能够及时的出清，始终能够维持存在，始终能生产比较廉价的产品。但是欧美的企业是自由市场制度，它在这些层面上相对中国企业没有优势，最后他也会被拖垮。
所以中国的产业政策如果搞对了，欧美企业没有好的结果；如果搞错了，欧美企业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中国的这套市场制度的安排，在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足够大，加入了全球的生产链，并且出口巨大的背景下，欧美相关的企业是认为中国存在不公平竞争的。例如，现在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太阳能板的生产企业都在中国，就是因为2009-10年开始的太阳能板的竞争，中国通过大量的政府补贴把欧美企业全洗牌，欧美在这场战役中已经完全输掉了。
再比如钢铁的例子。中国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在所有行业之中是最严重的。中国的钢铁生产能力大概占到全球的一半，中国的钢铁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结果是把全球的钢价都压得很低，结果是美国的钢铁商、日本的钢铁商日子都很难过。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钢铁的产能过剩这么严重呢？是因为中国的钢铁领域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国企经营难以持续，但可以通过合并或者注资继续存活，受到的市场约束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它的财务资源不能说是无限的，但也远远超过了一般公司的资本所能支持的范围。所以虽然产能过剩，但是他能在这个市场上勉强存活，中国钢铁以低价销售，导致美国钢铁厂商的产品卖不出去，他就只好关门倒闭。美国厂商关门肯定不甘心，因为这不完全是技术优势或者管理优势的碾压，是因为背后中国政府的支持导致了美国企业的破产，它会认为遇到了不公平竞争。
最后举一个大飞机的例子。中国的大飞机目前还没有拿到适航证，就已经有800多架订单。如果中国的C919是一个完全私营的或者是按照欧美市场规则竞争的企业，有可能拿到这么多定单吗？对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来讲，可以认为C919的这种争取订单的行为是公平竞争吗？
中国一旦能够以比较低的价格把大飞机出口到国际市场，波音和空客可能因为低价竞争而关门。波音和空客都会觉得这是不公平竞争，但是如果它去WTO控告中国，会发现中国不违反任何一条WTO协议的规则。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围绕国有企业、产业政策、政府补贴就没有制定规则。因为当时美国的意识里，根本没有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制度这个概念。所以在非常底层的层面上，中美之间冲突的核心，我认为是两种经济模式的冲突。
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WTO是围绕自由市场经济建立起来的规则，中国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这两种制度的运转是不一样的，而且相互之间是不兼容的。两者的竞争中，任何一个单个的企业遭遇中国国企的正面竞争都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但是一定能说中国这个制度更有效率吗？中国这种制度的成本一定最低吗？一定能够获得最高的投资回报吗？一定能够获得更有效率的经济成长吗？这个是不一定的。
中国不那么在意所谓的投入产出的回报效率没有关系，但是中国参与了全球市场，在美国看来中国扭曲了全球市场的竞争。换言之，这对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形成了挑战。
五、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讨论完这些问题我们就容易知道和理解，对华在经贸问题上奉行强硬路线是美国朝野两党的共识，在美国国会享有广泛的支持，在美国社会也越来越享有广泛的支持。
纵观中美恢复交往40多年的历史，从1972年到1992年，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对抗苏联。所以尽管中美之间在很多领域存在不同，但是中美两国关系走得很近，大量留学生可以去美国学习，经济可以正常往来。
从1992年到2012年，美国的战略思想界希望把中国纳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并进而希望中国会由此变得更市场化、更接近美国的意识形态。对美国商人而言，中国市场广阔，可以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与此同时中国当时在技术上完全不足以对美国构成挑战。所以美国的战略思想界和工商界都支持与中国接触，美国商会对华态度友好，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压舱石。
2012年以来，中美关系的这些基石都动摇了，反对中国正在成为美国朝野的共识。
总结来说，美国国内有三种政治力量，在反对中国这个层面上有高度共识。
第一股力量是美国战略思想界，他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美国背向而行，以前的对华政策是失败的。第二股力量是锈带地区的产业工人，他认为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体系后，承接了大量制造业工作，导致他们失业。第三股是美国的工商界，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对他们构成了不公平的竞争，侵蚀了他的利益。
美国的战略思想界、锈带地区的产业工人和工商界，是三股相互独立的政治力量，但是这三股相互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反对中国的问题上取得了高度的共识，形成了广泛的共鸣。从美国的政治光谱上看，这大约是目前的现状。
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需要双方相向而行，寻找和扩大利益的交集，需要把经贸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共同利益加以维护和巩固，需要在涉及经济模式等关键问题上相互妥协，并形成制度化的安排，需要在各自的政治光谱上找到可靠的内外盟友。
需要担心的前景是，如果这些妥协无法达成，再加上在技术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在双向投资、技术转让、人才流动等领域，中美会从过去日益融合的局面走向未来不断分离的局面；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会分裂为中美各起炉灶的碎片化过程；中美关系由此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高善文：时光的刻痕
按语：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金融40人论坛组织“四十人看四十年”的系列活动，进行纪念。应其约请，并在编辑人员的反复催促下，我撰写此文，作为相关纪念书稿的一个部分。
四十年以前，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掀开了中国现代历史波澜壮阔的新篇章，推动中国向着民富国强的目标大步前行，在规模和深度上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崭新的奇迹。
作为在改革开放年代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有幸目睹、见证、并深深地受益于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本文主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在记忆的长河中选取了几个印象深刻的片段，试图记述在一个平凡而卑微的生命中，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沧桑巨变，并借此表达对小平同志由衷的敬仰和深深的思念。
一、生产队的记忆
夜已经很深了，屋外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吹落了院里树上残存的几片树叶。四周静悄悄的，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狗叫，更增添了夜的静谧。
母亲从织布机上走下来，伸了个懒腰，吹灭窗台上的油灯，打算休息。
这时，院门处传来几声轻响，伴着低声的呼叫，“睡了吗？我想借你们家点东西，有急用”。
母亲侧耳静听，分辨出是邻居家要借东西。“这深更半夜的，要借什么呢？难不成家里孩子病了？可我们家也不是药铺子呀？”，母亲心里琢磨着，一边起身去开门。
一进院门，邻居低声而急促地说，“今天晚上生产队要组织挨家挨户搜家，检查是否有私藏队里棉花的情况，你们要小心呀”。说完，他转身出门，又去通知别的邻居了。
原来，这段时间生产队里组织采摘棉花，但许多的棉苞还没有绽开。由于寒冬将至，地温很低，棉花早已停止生长，只好将棉苞整个摘下，然后分给每家每户。
每户的任务是，用手把棉苞拨开，把其中的带籽的棉花扒出来，再全部上交给生产队。
由于缺吃少穿，一些人会私藏扒出来的棉花，其中的棉籽可以用来榨油，棉花可以自己纺花、织布，做成衣服穿。
为了打击这种行为，生产队的做法是深夜组织突袭搜家。
邻居走后，母亲睡意全无，重新点亮油灯，坐在织布机上，一边织布、一边等待，一边想着家里的生计。
果然，到了后半夜，村里的狗叫声由远及近，越来越多，越来越响亮。紧接着，街上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着咳嗽声和偶尔的低声交谈。没多久，院门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象擂鼓一样。
院门刚开，马上涌进来一群壮汉。这些人二话不说，打着手电筒，就着月光，开始翻箱倒柜地检查，家里的面缸、麦瓮、衣柜、藤筐、被子里都一一查到，有的甚至要下到地窖里看一看。
正在熟睡的我被吓醒，裹着被子蜷缩在墙角惊恐地看着这一切。这时的我，只是一个5岁左右，刚开始模糊记事的小童。
这是1970年代中期，在中国北方农村一个普通的冬天的夜晚。也许后来的中央领导这时正在酝酿着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但童年的我只模糊地记得，广播里到处在宣传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而父母却在愁眉紧锁地盘算着日常的生计：眼看着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孩子们的冬衣还没有着落；家里的存粮，到来年开春就支撑不下去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孩子们吃什么呢？
多年以来，围绕计划经济的争论时而沉渣浮起，但这段童年的经历始终告诉我，至少在摘棉花这件事情上，计划经济是不靠谱的。
二、北大往事
1988年的北京大学，刚刚在这年五四的时候隆重纪念了建校九十周年。作为“戊戌变法”的产物，北大师生总是对现实政治怀有异乎寻常的热情，并常以“兼容并包、兼收并蓄”来自诩。
这年秋天，我完成高中学业，进入北大，开始了此后七年在燕园的学习生活。当时的北大校园，多少还散落着一些校庆的气氛，《精神的魅力》作为杰出校友纪念校庆的一本文集，几乎是人手一本。
但一进北大，给我冲击最大的并非这些。我最深刻和最新鲜的感受是，北大像个自由市场。
只是在这个市场上自由叫卖的并非文具，而是各种闻所未闻的新思想。在名目繁多的各类讲座、沙龙和聚会上，社会名流纷纷登场，宣讲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各种思考，或者自己的学术主张。学生则可以自由出入、甚至打断演讲人，提问交流。
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阶梯教室被围得水泄不通，连过道上都挤满了人，讲台两边也都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学生，手里都拿着笔记本。演讲者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眉飞色舞，时而用力地挥动双手，来强调自己的观点。讲到精彩处，教室里自发地爆发出潮水般的掌声和叫好声。偶尔有学生起身提问诘难，观点犀利，见人所未见，周围的人则会报以钦佩的眼神和热烈的鼓掌，连演讲者也会连连赞叹“好问题、好问题”。
我清楚地记得，我参加的第一场讲座是方励之教授的《物理学与美》。当时他由于一些政治事件刚被处理。北大居然请他来举办讲座，我深感惊讶，折服于学校环境的宽松。方教授结合物理学的发展史，从思想方法的角度介绍了物理学理论内在的和谐、对称与美，给我这个物理学科的新生以巨大、深刻而长久的思想震撼和启迪。
当时在北大校园里传播、争论、并相互激荡的许多新思想其实是舶来品，但也有不少是本土学者的一些学术思考。
对于刚经历了长期思想禁锢的许多人而言，对于刚在高中阶段被灌输了不少意识形态教条的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激动人心。这好比在一所长期不通风的房间里，突然打开了窗户，新鲜的空气涌进来，终于可以自由地大口呼吸，不由感觉神清气爽、精神为之一振。
高中的政治课，我们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学习了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自以为利刃在手，应有尽有，可以无往而不胜，可以犀利地批判其他经济和社会学说的虚伪和欺骗，可以深刻地揭穿西方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真实面目。
但是，面对各种竞争性学说的宣讲和介绍，我似乎完全没有招架之力，深感困惑和迷茫。在那时的我看来，不少新鲜的学说具有严密的逻辑推演、扎实的经验证据、深刻的思辩拷问，完全不是自说自话的说教，非常有说服力。这使我开始认识到，具有独立的、批判性的思考能力，而不是寻章摘句地死记硬背是多么重要和稀缺的能力。
高考前夕，我曾经在报考北大，还是北大的隔壁校之间颇为纠结。后来听人说北大思想自由、环境宽松，便选择了北大。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我有两大雅好：一是喜欢凑热闹（属于看热闹不嫌乱子大的类型），二是好为人师（属于不懂装懂的类型）。
进入北大不久，就发现这所学校的气质与我十分契合，两大雅好同时得到了很好的满足，深感当时报志愿的选择是正确的。
尽管当时在北大，各类思想宣讲呈现百家争鸣之势，但大多数演讲和争论还是围绕中国经济改革展开的，这也是当时报纸和社会上最热门的讨论话题。1978年北大学生冲出校园，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1984年国庆游行，北大学生在通过天安门城楼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这些往事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尽管高中阶段曾经着迷物理学，进入北大的专业是无线电电子学，也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但进入北大不久我就认识到，经济学可真不错，又热闹时髦，从之者众；又可以冒充国师，指点江山，十分合我的胃口，于是暗下决心要去经济学院读研究生。
我找到一位北大经济学院的学长寻求帮助。他给了我几本书，开列了一个书单，还嘱咐了一些要点。实际上，他的书单主要是美国大学经济专业本科和研究生的教材，不少都是原版书目。他嘱咐的要点是，书中有感兴趣或弄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查阅和钻研一下相关英文文献。
当时，在大多数中国大学经济专业，《资本论》仍然是最主要的教材，西方经济学是作为思想史用来批判的，但北大已经引入美国原版教程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这种开放的态度让我受益良多。
几年以后，我进入北大国民经济管理系（现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开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三、葵花宝典
1989年以后，由于一些政治事件的影响，学校的气氛开始变得压抑起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防止和平演变成为主要的官定议题，经济改革等其他社会话题难以公开讨论，大家公开说话也都比较小心，担心留下什么把柄。许多情况和话题只能在小范围内议论几句。
1992年春节过后，从南方回校的同学开始提到小平南巡的消息，但细节很模糊，我们也是将信将疑，甚至担心这又是境外敌对势力的阴谋和谣言。
大约5、6月份的时候，系里突然通知召开全体大会，传达重要讲话。大家多少能够猜到要传达的内容，纷纷赶往指定的会场。屋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大家都不说话，屏声静气，等待会议开始。往常的会议，之前大家多少会相互打招呼、交头接耳，会前总是一片嗡嗡的声音，但这次的气氛显然不同。
系里的领导开始宣读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要点，会场时而响起热烈的掌声。当读到小平同志说，“要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时，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我向窗外望去，视野中一片模糊，情不自禁的泪水早已浸透了双眼。
这之后，许多同学都去了深圳。
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厉以宁教授担任学院掌门人。由于他长期倡导股份制改革，并带领几位研究生学长牵头起草中国第一部《证券法》，再加上当时股票市场在初创阶段，交易活跃，波动巨大，投机成风，同学们在紧张的学习之余，都很关心股票市场的情况。
有天深夜，我正在宿舍上铺熟睡，突然一声巨响，紧接着，听到下铺兄弟声如洪钟的断喝：“写得好呀！”。
我心中一惊，深更半夜的，这家伙大呼小叫，是个什么情况？
我揉了揉惺忪的双眼，探头向床下望去，见他正在挑灯夜读。刚才他读到精彩处，心生共鸣，情不自禁，不由一掌击在墙上，大声喝彩。原来，那声巨响，是他演习“降龙十八掌”产生的。
我寻迹望去，在书的封面上依稀看到了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葵花宝典”。
我凛然起身，世上竟然真有这等奇书？这可要借过来好好研读一番，实在不行就巧取豪夺。
我眯起双眼，瞧个仔细。书的题目赫然是：“炒股三十六招”。原来刚才是看花了眼。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位同学甫一毕业就投身证券市场，迄今成为中国股票市场少见的常青树，声名远播。
而我当时正着迷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效率市场假说，折服于其简洁、精巧、深刻的经济思想，以至于迄今进入股票市场有年，却仍然是深山探宝，空手而归。
四、上海滩
四月的北京乍暖还寒。中南海的宫墙外，玉兰花已经凋谢；昆玉河畔，柳树刚刚抽出新芽，在春风中摇曳起舞。
夜晚时分，华灯初上，薄暮下的长安街气度恢弘，庄严大气。
我与朋友漫步在复兴门的桥头，无心欣赏身边的美景，内心充满彷徨和纠结。
这是2003年的暮春，“非典”的阴影还没有散去，而我则站在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一个选项是远赴美国，再念一个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当时的我已经拿到一些录取通知书，并开始办理留学签证。
一个选项是在国内谋一份差事，薪水优厚一些，还有一些成长空间。
麻烦在于，在国内谋份差事何其不易，所谓成长空间更是一片朦胧；而留学生涯的未来路径明确清晰，容易预测。
陪同我散步的是多年的同窗好友，当年正是他的指点使得我顺利转入经济系课读研究生。
这时，他正在力劝我加入光大证券，从事经济数据的分析工作。新上任的光大证券总裁决心加大投入，全力转型和发展卖方研究业务；而好友则受命主理此事。
我此前曾经在政府机构工作数年，从事公文运转，对证券公司十分陌生，也弄不懂卖方业务到底是做什么？证券公司去分析经济数据有什么价值？心中难免惶恐忐忑。
好友尖锐地指出，你已经三十出头，如果远赴美国，到四十多岁才能够安定下来，大好年华，皓首穷经，十分不值。即使四十多岁在美国谋到一份差事，薪水难言丰厚，这期间还要生孩子、置产业，经济必不宽裕。而国内证券市场则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总之，他痛陈留学之非，极言在国之是，剖析利害，鞭辟入里，直似苏秦重生，张仪再世。
就这样，尽管家里人坚决反对，我也颇有疑虑，但几个月后，我还是撕掉了美国留学的签证，一咬牙、一跺脚，转身去了上海滩。
光大证券的研究所当时设立在上海浦东张杨路上一个居民楼里，属于这所建筑的底层商铺。这个底商本来的设计是要建一个超市，由于无人承租，一楼变成一家川菜馆，二楼则成为我们的办公场所。每天中午以后，办公室便飘来菜馆炒菜的香气，和着川菜独有的麻辣味；偶尔有老鼠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又飞快地溜走了。
这年的证券公司经营极度困难。有同事含着泪说，基层营业部的员工，一个月八百块的工资都已经发不出来了。在居民楼里，与川菜馆一起办公，重要的原因是租金便宜。想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豪言，我的心中开始惴惴不安。
会议室里灯火通明，烟雾燎烧，大约已经是凌晨两三点的样子了，我们刚讨论完一个演示文稿，处理好最后几个数据，开始吐着烟圈，随口议论卖方业务的模式和公司的未来发展。
好友大手一挥，说，我们今年的分仓业务收入刚起步，差不多500万左右，几年以后，我们的业务收入会达到3000万以上。到那时候，大家的个人年收入，将足以俾睨美国的普通中产阶级。
会议室里传出轻快的欢笑声。不是期盼，而是大家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公司已经快无米下锅了，能否撑到那时候都还难说呢；再说，从哪里能弄到那么多钱呢？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几年以后，我们的分仓业务收入已经数以亿计。
五、江湖之远
在美国，金融市场的波动在政府宏观经济决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投资银行（在中国称作证券公司）经济学家对经济数据的分析、以及对市场的解读，对政府判断局势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中国的情况显非如此。
当年一些朋友听说我去证券公司作分析师、炒股票，感觉十分惋惜：干点什么正经事儿不好呢？非要去搞投机生意！再说，原来在政府的工作又体面、又高大上，怎么说丢就丢了呢？
在上海期间，有次打电话到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自我介绍后，客气地询问对方主要负责哪个领域的工作，接电话的人员不屑地说：“我的工作就是管你们这些人”，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还有一次，应邀参加一个私募基金的午餐会，我的角色是介绍一些经济方面的判断。我站起身来，刚说明身份，就被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一位科长打断：“这些事情你们不懂的。我的分析刚上报给人民银行总行，得到了总行货币政策司的肯定。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就是当时的状况：2003年的时候，中国证券业的研究业务刚开始蹒跚起步，没有人认为证券公司能够拿出严肃的、具有启发性的宏观研究报告。
2018年5月31日上午，成都洲际酒店的大宴会厅座无虚席，过道和后排还站着许多人，听众十分安静，神情投入而专注。
受现场气氛的感染，站在讲台上的我变得十分放松，脱离既定的演示文稿，开始谈起一段时间以来，郁积在胸中的、对当下宏观经济政策的观察、思考和批判。由于事前没有准备，随口议论，有些言辞颇为尖锐，忘记了两个重要事实：一是台下的摄像机正在进行网络图文直播；二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即时文稿的整理和传播是以分钟来计量的。
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演讲立即在网络上疯传，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第二天，广州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即以头版社论的形式发表评论，指名道姓、单刀直入地指责我在成都的演讲是“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一些网络评论员也认为我是“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试图干扰和阻挠国家大政方针的实施。
作为证券公司的经济分析人员，在媒体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这与15年前相比，无疑是云泥之判。
一些很长时间不联系的人也打来电话，嘘寒问暖的同时，旁敲侧击地询问：目前有没有压力？人身是否安全？上下